《蒋经国传》书评

一个有良知的独裁者--中国最后的威权社会

对蒋经国一直有种别样的感情，老实说也不是什么深刻的情感，只是对他，比对他老子蒋介石更有兴趣。因为蒋经国在赣南执政6年（39-45）.从小听奶奶提过他。或许他家赣南的那场“新赣南运动”确实令一代人刻骨铭心。毕竟是开天辟地头一遭。看了凤凰卫视 的 寻找蒋经国 知道了江南 和这本书，说实话，很多人都是冲着 江南的死 买了这本书。使大家觉得更加有神秘感，好奇心就愈强烈。与禁书屡禁不止一个道理。但是，封面确实太难看了。。。内容很紧凑，正如开篇谢善元所说，文笔动人，感触敏锐。读来顺口，倍增兴趣。这是文章一大特点。使得读起来不费劲而且文章资料广博，为第一部蒋经国的传纪。到今天，关于蒋经国的著作已有数十本，但这本仍值得一读！现在关于蒋经国的资料漫天飞舞，在那个年代这本书确实是重磅 猛料！不知道作者是不是资金不够？急于成书？抢在经国仍在位，借着大家的好奇心出版，抢占市场？？还是怕一些历史见证人会老去？？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还是要做到盖棺定论！此为第一要务！1.蒋经国最重要的政治遗产都是在生命的最后两年留下的。。。或与，也必须加上这两年，再对其生平加以评论才是客观的2.资料才能更加的准确 开放3.如果作者在90年代成书，或许就不会惹来杀生之祸。。不过若他不死，孝武将不会远走新加波，或许台湾政局就要变样咯。。。这谁说的清楚呢？？？另一点吸引我是，原来刚刚解放，美国是希望与新中国建交的，可惜我们倒向了苏联在133-134页，如果蒋不和苏联签订 中苏友好条约 不承认雅尔塔 他就能赢得中国人民的支持！如果蒋在45年勇退，或许他就是世代称颂的英雄。。。。这些又有谁能说的清楚呢？？？！经国留个后人最大的麻烦是 李登辉 和台独，也难怪 老蒋培养他为接班人用了35年 而他 继承正统 也只有13年 太短了，只怪没有好好识人！江南就像是 一些现在在台湾 香港 以及国外的 为大陆领袖写传记 或是其他体裁文章的作家，被老美成为 人权 或是自由卫士。。。老美就是这样，其实最坏的就是“他”！

叛徒或实践者——读陶涵《蒋经国传》

曾经担任美国国务院官员的学者陶涵写的《蒋经国传》是一本迄今为止写得最详实的蒋经国传记。蒋经国在中国现代化的奋斗史中是一个不能遗漏的人物，虽然他没有毛泽东和蒋介石的雄才，且随其父避居台湾，但他的传奇人生却使人们不得不对他额外关注──他于斯大林时代在苏联学习、工作、生活整整十三年，比大部分中共一线人物受苏联全方位影响的时间还要长；他在苏联表现良好，连杀人如麻的斯大林也对他十分肯定。他回国后在陷于腐化的国民党派系中杀出一条清廉之路，在江西进行社会主义式改革，取得较好的成绩和人民的信任；他曾是台湾的特务头子，用情报系统力量镇压了不少反对派人士，但同样也是他稳住了国民党的统治基石，推动了台湾的现代化建设，使台湾获得亚洲四小龙之誉，成为中国大陆现代化的试验田；他还开放了台湾老兵返乡政策，在他死前甚至批准反对党得到合法地位，和平结束威权政治，没有流下一滴血。他是第一位被西方学者写下传记的两岸领袖级人物。上个世纪之前，由西方学者写的中国人物传记大都以思想和知识界的领袖人物为主，如胡适、丁文江、梁漱溟、李大钊，但一线的政治人物如毛泽东、蒋介石的传记居然无人问津，这个现象真是令人惊讶。因为写这样的人物传记，需要党系统全面协助提供解密文件，而不论是什么党，都很不容易接受他们的领袖人物被摊在阳光之下由外人公平检视。陶涵写蒋经国，用的时间并不长，三年就成稿，但由于陶涵的出身为外交情报系统，这本书非常详尽地描述了各时期的蒋经国和当时的国际政治，特别是解密了中、苏、美、日的文件。他大量查阅了如苏联外交部档案、美国外交关系文件、一九四九年南京美国大使馆致国务院的电文、中情局的情报评估、蒋介石日记等；访谈的人也比较多，比如他采访了超过一百六十位与蒋经国各个时期有过接触的人，包括莫斯科时期的同学，甚至包括一度的政敌陈立夫、和他有心结的弟弟蒋纬国、被他罢黜的王升、亲身儿子蒋孝勇，甚至蒋家的牧师周联华等等，可谓不论亲疏，一视同仁。写过蒋经国传的有不少，比如闹得沸沸扬扬最后被台湾情报系统灭口的刘宜良、香港的寒山碧，蒋经国自己也写过自传，但陶涵的《蒋经国传》最全面最有学术价值，他大量引用莫斯科与美国国家档案局NARA迄未公开的资料，而其笔尖也从不失阅读趣味，比如他批露以前鲜为人知的蒋经国情史，如蒋经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已娶冯玉祥之女冯弗能为妻，也提及他后来的几次外遇，包括章亚若，一位为其怀有身孕而避走美国的空军将军之女，以及几位已婚或单身的小姐。陶涵把蒋经国还原为一个充满人性的政治家，比如他在苏联公开与蒋介石绝裂，但蒋介石为了救他，在中苏关系上犹豫不决，一度想牺牲自己的儿子以国家利益为重，后来中、日、苏三边关系又是如何救了这位被斯大林当成人质的蒋介石之子，也有邓小平和他在莫斯科一起学习的秘史，包括他的正反面行为都毫无偏颇与遗漏地被陶涵记录下来。台湾人最不满蒋经国的是他自一九五零年担任特务头子时期对台湾人权的压迫。但蒋经国认为那些是有心人士的渲染，他在一九七六年宣布次年为台湾的人权年，称台湾的监狱里只关押了二百五十四名政治犯，其中只有一人是死刑，并邀请人权组织至监狱里看一看。虽然海外的台独人士说当时有八千名政治犯，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蒋经国当年公布的数量跟事实比较接近。陶涵还大量透露了八十年代台湾政治改革没有造成流血，蒋经国在幕后扮演的角色，以及复杂的岛内外势力牵制，当时的中美台三边平衡，和他自己的想法。陶涵也揭露了王升被罢黜，李登辉被选为蒋家的接班人，小蒋阻止两个亲生儿子接班的作法，弥补了大历史中的诸多细节。陶涵的《蒋经国传》可以为我们梳理清楚历史大环境的下一个小岛如何浴火重生，也为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中国局势作了较为客观的描述。

人就是这样

或许早就知道这多少加速台湾民主进程的“江南事件”，偶然在图书馆拾得，有简体版和繁体版，而且这简体版背后还印着“内部参考”，让我想起同时在看的读库上的关于黄皮书的文章。不曾想江南就是凭着这本书给自己惹了身首两地的结局，不过有种说法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给蒋经国给国民党解除戒严的一味重剂，有人说，江南真的值了。读过本书，总感觉意犹未尽，虽然将近500页，可是感觉还有缺少了好多历史小料，好多事情都没有提及，还有感觉，到中间部分之后字里行间感觉批评的味道很浓，大抵是那种对独裁的愤愤不平吧，对目前的我们，不说了，敏感词。。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悲哀

读到这本书很偶然，借住房子的房东留下一大堆旧书，堆在衣橱里慢慢一层。那天闲来无事抽出一本，就是这本《蒋经国传》。关于这本书，估计没有“江南案”的发生，它也不会这么火。书其实写的还好，关键就是口气和立场都比较客观，起码没有说信口开河的“演义”引用资料都有出处，有时候还互相引证，给人的感觉不像传记，倒像论文。由于这样的特质，这本书趣味性不是很高，但是估计史料价值很高，研究中华民国历史的学者少不了可以那些现成的资料。但是闲谈八卦就没有唐人的《金陵春梦》来的通俗娱乐了。也许就是他搞的太严肃了，就像毛主席说的，世间任何事情就怕认真。言之凿凿的把这段历史给做实了，很多人会褪掉斑斓袈裟露出猥琐皮相的。说实在的，小蒋其实活的不容易。领袖的家庭生活总是一团乱麻，领袖的子女就好比丛林里的野兽，得足够强大和足够愚蠢才能生存下来。小蒋从小被老蒋用一堆古书给灌输的七荤八素，曾文正公的阴魂估计没少给这个可怜的孩子留下阴影，那些四书五经幼学琼林估计也给他留下一些伦理传统上的财富，但是总的来说，小蒋一生下来就注定笼罩在老蒋的阴影下。这是非常悲哀的事情，中国传统教育的悲哀，在于几乎不会塑造独立人格的鲜活而自由的人，总是把孩子当做心智不全的迷你版大人。孩子的娱乐哭闹都不允许，非得从小忧国忧民从来不笑，处处模仿老子，努力成为老子的复刻版才算有出息。套用一句用滥的话，中国的教育制度就是以孔子为榜样，“一直在模仿，从未能超越”。小蒋受这种毒害，青春期焉能不反抗，更何况老蒋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夫人换了三个，儿子从未抚养，父子两个在经国童年几乎形同路人，所以小蒋年轻时毅然革命也是可以预料的。不幸的是，刚逃离父亲的阴影，又被斯大林的阴影所笼罩。孙逸仙大学的生活，几乎类似于中国后来的文革的党校和干校，理论学习加洗脑，小蒋以后拿手的政工系本事就从此起家。总的来说，小蒋的一生，从苏联回来之后，就开始往他父亲的标准复刻版挺进，但是，他杀伐决断的能力显然不及其父。中国的帝王和领袖都有种流氓气，三清会的蒋光头和北伐军的蒋司令毕竟比政学系出身处处讲思想道德的小蒋更有这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精神。但是相对来说，小蒋虽然处处模仿老蒋，但是毕竟他不是老蒋，他毕竟更有人情味些，虽然他悲苦的童年和严苛的教育让他终身难有什么好友，讨个老婆都要到苏联去讨，处处谨慎，处处提防，但是谨小慎微的人通常不会做大恶，所以蒋经国当道，未必不是台湾人民之福。但是说他是伟大领袖，未免言过其实。按豆瓣那个“父母皆祸害”小组，经国真是被他老爸祸害苦了，小时候封建教育，加上家庭冷暴力和缺少父爱难免留下阴影。苏联的生活估计是蒋经国最有成就感的生活了，可惜不能提。毕竟这是年轻人自己奋斗的过程，虽然去时是托老爸的福，中间受老爹连累，在苏联一度几乎等于人质。但是毕竟是独自一人奋斗的过程，在苏联，没人认为他是蒋某人的儿子，起码这个时候经国建立起的自我认同和自信，是非常重要的。回国之后，再次被洗脑，以后就跟着蒋介石亦步亦趋了。就他个人而言，我觉得未必真的希望投身政治，他去做工厂主管或者去实业界工作可能也有很好的业绩，但是他的出身已经给他选好了道路，这是亚洲领导人子女的一种普遍的悲哀。如果不把他当个领导人看的话，他只是一个普通人，未必比我们特殊多少，但是就是因为他是个普通人，在当时是不被允许的。他必须是个领袖，是个灯塔，才有了“江南”案的发生。但是现在看来，做个普通人，其实也蛮好，特别是蒋家已经从贵胄变成老百姓的蜕变之后。这些儿孙辈们能有平常的心态做些平常的事情，焉知不是经国早有打下基础呢？

回看百年蒋经国

蒋经国去世21年多了，这位前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大名，从来不曾像最近这样被岛内人士频繁提起。蒋经国故去的这段岁月，台湾历任政治领导人，从不曾像马英九以如此慎重的仪式纪念他。去年大选之后，就如同早年国民党同志到北京香山碧云寺祭告孙中山英灵的况味，旗开得胜的马英九到桃园头寮蒋经国灵寝，以胜选重新赢回执政权，告慰蒋经国在天之灵。迄至近日，马英九高调纪念蒋经国，台湾的时空，似乎又回到1988年春天，蒋刚辞世时那段“痛失中流砥柱”的“后蒋经国时代”。　　在人们心目中，依旧有若干关于蒋经国的未解之谜。可能有更多人不解，纵使岛内蓝绿对抗如此两极化，蒋经国为何总是民意调查中排名第一的领袖人物？他何以能备受台湾民众肯定？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回到历史的轨道上，透过当代人物的回忆，以及蒋经国自己的回忆，我们来回看存活在历史空间里的蒋经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蒋经国。　　(一)青少年与留苏时期 　　什么样的客观环境，锻造了一个像蒋经国这样的政治领袖人物？20世纪许多中国政治名人，似乎都经历了“意识形态塑造”、“政治生活淬炼”、“权力之争夺与巩固”几个过程，蒋经国亦不例外。而苏联时期的“意识形态塑造”，更是蒋经国整个政治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部分。　　慑于父威的压抑童年　　经国可教，纬国可爱——这是蒋介石给两个儿子的八字概括。然而，蒋介石这位严父在儿子面前形诸于外的，却是一种冷峻得无以复加的威严。1922 年春天，蒋介石的第三任妻子陈洁如，初见这位面形方厚、额高嘴大的农村孩童，心思细腻的陈洁如惊觉，经国被父亲高亢的吼叫声，吓得全身颤栗。陈洁如问他话，这个11岁的男孩，只知羞赧地摇头。陈洁如拉着经国的小手，叫他坐在椅子上，她发现经国全身始终抖个不停。　　然而，当经国的弟弟纬国第一次出现在陈洁如面前时，蒋介石却放下了惯有的威严，脸上出现了少见的笑容，他抱起纬国，一边逗纬国玩，一边要孩子喊陈洁如“姆妈”。　　同样的蒋介石，他却以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面对两个儿子。人们可以解释，纬国比经国小6岁，父亲当然对老大严厉，而厚爱老二。或许是纬国自幼长得乖巧，讨人欢喜，让蒋介石心生怜悯，厚此而薄彼。经国、纬国幼时都住过陈果夫(1892-1951)在上海法租界的家，陈果夫太太曾经告诉纬国，幼年时代，纬国因为体弱多病，蒋介石、姚冶诚(1887-1966蒋介石之妾)老是在陈果夫家楼上的阁楼里，整天抱着纬国，陈太太见状十分不以为然，指责蒋介石、姚冶诚，“你们到上海究竟是来革命的，还是来抱孩子的？成天就知道躲在阁楼上抱小孩(纬国)。”足证纬国幼时比兄长经国得到更多父爱。　　或许正是蒋介石对经国的严谨教育，才让这个平凡的农村孩童，终成治国之才。1921年5月23号，蒋介石在写给蒋经国的信上说，“经儿知之：尔《说文提要》读完否？记得否？如已读完记得，可请尔先生依余正月间所开书单，顺序读去，勿求其过速。……”　　蒋经国见过陈洁如之后半年，在上海念万竹小学时，又接到父亲的来信：“经儿知之：……你的楷字，仍不见佳，总须间日映写一二百字，以求进步。你校下学期既有英文课，你须用心学习；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哑子一样，……你每星期有工夫时候，可到商务印书馆去买些英文小说杂志看看；亦可以增长知识并为你弟订儿童画报，和儿童世界，各半年。……”　　1922年10月13日的信上则训示蒋经国：“……你的字还没进步，每日早起，须要学草字一百个，楷书五十个，既要学像，又要学快。闻你读过的孟子，多已忘记，为什么这样不当心呢？……”　　向往革命的狂飙青少年　　15岁那年(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这场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导火线，起因于日本资本家开枪击毙工人顾正红事件。蒋经国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详述就读上海浦东中学时期，连续参与了四次反帝示威活动。蒋经国这时开始崭露头角，他被同学选为浦东中学示威队伍的领队，也当选抵制洋货小组的领队。　　这一年的暑假，蒋经国去广东探访父亲，反帝运动正风起云涌，爱国青年纷纷“奔向广东”。蒋经国说，黄埔的革命精神使他“深受感动”，他头一次看到黄埔军校墙头张贴的巨幅标语：“联俄”、“联共”、“工农联合”，他也看见许多俄国人在黄埔校园内，有人告诉蒋经国，全世界各国当中，俄国是中国唯一的朋友，苏联的统治者不是皇帝也不是上帝，而是工农当家。他向父亲提出参加国民革命军的愿望，但是，他的请求被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父亲拒绝了。　　蒋介石显然希望蒋经国多读几年书。为使儿子死心，蒋介石索性把蒋经国送往北平，交给吴稚晖创办的“海外补习学校”。蒋经国在北平读了几个月书，经邵力子引介，熟识了李大钊，李氏又援引蒋经国认识了很多在北平的俄国人，他们劝蒋经国不妨去苏联留学。莫斯科的中山大学，为鼓励中国青年前往就读深造，给予十分优惠的条件。　　向往革命，是蒋经国对外的说法，但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动机，是4年前，也就是父亲与陈洁如结婚前夕，蒋介石与经国生母毛福梅的离婚。蒋经国忧国忧时，自怜怜人，他既向往革命与急切爱国的激情，意欲逃脱父亲严格管教的压力，又急于远离单亲家庭(父母离婚)的破碎场面。最后，他选择离开祖国，希望到一个陌生的遥远世界，寻求独立自主的梦想。　　与蒋经国一同搭乘货轮前往苏联的青少年，一共有90余人，这条货轮先前曾经载运过猪只牲口，船舱里浓重的猪屎尿骚味，令人闻之欲呕。船在上海黄浦江等候出港，足足等了五六个小时，难忍船上臭气和不习惯船上摇晃，蒋经国说，他差一点动了逃回家的心念，但见许多同伴留在船舱铺位上，不禁自问：既然大家都能忍受，为什么我不能？我身为黄埔校长之子，焉能半途开溜？　　蒋经国很快融入团体生活，在航向苏联的货轮上，开始温习布哈林《共产主义ABC》、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著作。1925年11月底的一个傍晚，蒋经国和一群中国青年抵达莫斯科。一个月后，他加入了共青团。初到苏联，蒋经国开始下苦功学俄文，并努力研读有关政治经济学的书籍，还发表了两篇有关中国局势的文章——《中国的展望》、《中国北伐一定成功》。　　从国民党员变成托洛茨基追随者　　日后有许多评论家在月旦蒋经国毕生思想时，均将蒋经国归类为托洛茨基派，尽管归国后，他极力回避类似的说法，但他在留俄时期却毫不掩饰他的托派色彩。　　他就读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的校长是拉迪克，拉氏也是教授蒋经国“中国史”的老师，时常在下课闲时与蒋经国私下讨论。拉氏系托洛茨基派领导人物之一。　　蒋经国当时自承：“碰巧我的观点与托洛茨基的政治思想，不谋而合，于是许多人认为我是托洛茨基的同情者。事实上，他们的臆测是正确的。”蒋经国和几位中国同学秘密研读托洛茨基学派的著作，“对于托洛茨基要‘以革命的火炬烧掉旧世界’尤感兴趣。后来我越来越热衷托洛茨基学说，终至加入秘密学社。跟随我的同学日多，并开始视我为托派的领导者。”　　邓文仪(1905-1998，曾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国防部新闻局长”、“内政部次长”)在回忆苏联留学经历时，就把蒋经国、王新衡 (1908-1988，曾任职军统、“立法委员”)等人留俄时的行径，比喻为“和反对派相呼应，反对俄共中央派”。因为王新衡被共产国际中共代表王明(陈绍禹)指控为“浙江同学会”领袖之一，中山大学接连举行三天三夜的清党大会，决议处分王新衡等人，王氏还因而被苏联特务机关监禁4个月。　　对蒋经国，王明则指控是他组织了“浙江同学会”这一反革命团体，蒋介石则是“给予幕后资助的主使者”。王明查扣了两封蒋经国写给蒋介石的家书，建议苏联当局逮捕蒋经国。 　　与王新衡相较，蒋经国确实沾了蒋介石儿子的光，真正迫使苏联当局对蒋经国采取行动，是在1931年秋天，苏联当局把蒋经国从中山大学(当时改名列宁大学)中国学生访问团的助理团长的职位上，调派他离开莫斯科，被送到莫斯科近郊的谢可夫村。被调职的原因，是他在列宁大学的一次会议上，公开抨击王明。　　此前，苏联当局数度驳回了蒋经国请求回国的申请，苏联当局采纳了王明的意见，认为“让蒋经国回国，他一定会成为蒋介石的得力助手，所以我们要把他留在苏联”。各种因素，他成为滞留苏联最久的中国留学生。　　于今回顾蒋经国这段留俄历程，似乎不得不让人承认，14年留俄岁月，正是锻造一个具有钢铁意志人物的绝佳环境。　　蒋经国的得力股肱王升，在日后曾经微妙突显经国先生这段“苏武牧羊”式的艰苦历程，并且把蒋氏的留俄故事，刻意作为新造神运动的绝佳素材。尽管王升讲述的故事，旨在完成对蒋经国的“造神”，神格化蒋经国，但我们仍可从中感受到蒋经国那段艰危岁月茹苦含辛的真貌。　　王升回忆，在一次偶然机缘里，蒋经国脱口而出一句话：“历史上，很少有像我这么苦的人！”王升在向台军发表演讲时说，蒋经国一生中，不晓得吃过多少苦，在俄国14年，他做过苦工，从做粗工开始，做翻砂工，用铁锤把铁板锤平。蒋经国耕过田，俄国实行集体农场，派他到谢可夫农村，在那里，没有床睡，没有饭吃，还好遇到了沙勿牙老太太，收容他到家里住，给他面包、红糖。蒋经国做过卫生管理员，专门负责扫厕所。斯大林把他充军到西伯利亚，在乌拉尔地方做矿工，工作强度大，但是却吃不到足够的面包，如果工作没有做好，还会挨皮鞭。　　王升讲述，蒋经国在俄国身无分文，还讨过饭。有一回，蒋经国发觉一家餐馆后面的水沟里，漂着一层油水，他饿得头晕，想办法把这水沟里的油水刮起来，用一只罐子装好，再找东西来烧，就吃煮热的“油水”填肚子。天下大雪，夜里冷得不得了，蒋经国找到一个大垃圾桶，在桶子中间挖个洞，他委身蹲缩在桶里，度过寒夜漫漫。蒋经国半路上病倒了，多亏遇到另一个要饭的孩子“小彼得”，把每天讨来的饭，比较好的东西给他吃，才没饿死。后来，“小彼得”死了，蒋经国曾写过一篇文章《永远不要挂起白旗》，纪念这位患难之交。　　蒋经国滞留苏联，1927年间，他申请加入苏联红军，被派到驻扎莫斯科的第一师，当过兵，曾进入列宁格勒中央红军军事政治研究院；也当过莫斯科电机工厂学徒工，在乌拉尔金矿场当矿工后，又当过乌拉尔重机械制造厂技师、助理厂长、《重工业日报》的主编。　　蒋经国脑海中最深刻的记忆，在苏联留学、落难12年，特别是最艰困危难的岁月里，“我在乌拉山重机械厂多年，唯一对我友善的就是方良。”“她是个孤女。我们在1933年认识。她当时刚从工人技术学校毕业，在那家工厂中还算是我的部属”，“1935年3月，我们终于结婚。”　　30多年后，当他父亲把国民党当局的权柄交接给他，他竟日奔波于台湾、金门、澎湖……山巅海滨，他一身素色夹克外套、鸭舌便帽、旧长裤、布鞋，轻车简从的装扮，与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信仰的托派思想，和他流放西伯利亚、当工人、当农夫的形影，似有前后辉映、异曲同工之妙。　　(二)回国之后的政治生活　　蒋经国于1937年春天回归祖国，蒋介石在经国结束在老家闭户读书岁月后，正式派遣他到江西历练，开启了蒋经国“政治生活淬炼的时代　　蒋经国的共产主义天堂　　江西宜丰籍、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江西时期曾任蒋经国秘书的漆高儒说，早先，赣南是令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十分头疼的地方。熊氏委任的赣南各县长多半上不了任，一上任就要饱尝地方民团殴辱，像熊式辉派任的安远县县长齐振兴，上班第一天差点被地方民团绑赴刑场枪毙，齐太太听说丈夫要被枪毙，吓得在地上打滚哀求饶命，备极羞辱。蒋经国的前任，江西第四区行政专员刘己达，才上任，也在赣州遭地方民团殴打羞辱。　　漆高儒认为，熊式辉任命蒋经国到赣南，起到了震慑地方的作用；纵使地方上的土豪劣绅再蛮横，谅他们也不敢对蒋经国动粗。熊氏想借着蒋太子的威名，整顿完全不听命于他的赣南地方。　　然而，蒋经国也不是完全仰仗着父亲尚方宝剑的光环，江西的一片江山，还是靠蒋经国胼手胝足打拼出来的。　　漆高儒曾讲述过两段故事。江西崇义县的山区里，有位知名的土匪头子周盛连，周某住的碉堡石屋，里边可以容纳匪徒两三百人，在地方上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敌”。　　周盛连知道蒋介石的儿子来走马上任了，便发了请帖邀蒋经国上山喝酒。蒋经国依约赴会，带了几个随员，未带任何刀枪武器，赤手空拳上山。酒过三巡，周盛连起身告诉蒋经国，你是蒋委员长的儿子，有福不享，跑到这里向我这坏蛋说好话，我向您保证，只要您在赣南一天，我就一天不做土匪，如果你走了，政治又坏了，我为谋生，说不定贼骨难改云云。　　蒋经国以单刀赴会的勇气，无异“招安”了过去凶悍无比的土匪头。对难缠且不讲道理的土匪，蒋经国则是以硬碰硬，像人称“唐老虎”的土豪劣绅，他就发动拂晓突击，趁睡梦中，把这只“唐老虎”绑到专员公署严办。　　凭着软硬兼施的法子，蒋经国先把为患赣南最烈的土匪豪门，杀了一次威风，然后再拿出他的政略与治理方案，一步步解决地方上的疑难杂症。蒋经国在赣南使的“杀威风”方略，流风所及，是否成为尔后治理其他地方的既定模式？在上海“打老虎”，在台湾肃清地下党组织，蒋经国新官上任，似乎总不脱这种杀威风的模式。　　经过清乡、剿清土匪的步骤以后，蒋经国在赣南开始推动“建设新赣南三年计划”。蒋经国有句口号：“要将赣南建设成为一个人民的劳动生活乐园”，往往令人联想起苏联斯大林时代实行的指令经济。　　蒋经国永远的十字架：章亚若　　李焕(1917-，湖北汉口人，中央干部学校研究部第一期毕业，蒋经国大陆时期的嫡系骨干)是蒋经国最信任的亲信之一，据李氏回忆，蒋经国出任 “总统”后，某次李焕向他报告各部会业务，谈到“外交部”时，无心带了一句：“章孝严在‘外交部’表现得不错，大家都对他的评论很好。”(按：章孝严、章孝慈系蒋经国与章亚若的双胞胎儿子，是蒋孝严未认祖归宗前之姓名，时在台湾外交部门任职。)　　蒋经国闻言只是看着他，并未答腔，李焕赶紧转移话题，过了好一会，公事谈完，蒋经国突然没头没尾冒出一句话：“一个人年轻时的言行要谨慎，否则就会背负一生的十字架。”　　蒋经国所谓的“背负一生的十字架”究何所指？是指与章亚若的婚外恋？或是指章亚若成谜的死因？　　王升生前也曾向友人提起章亚若的种种，王升记得，蒋经国在江西任职“三青团江西支团部青年干部训练班”主任时，有一位年龄较大的女同学，总是以全班的“大哥”自居，见到同学，就热情招呼“老弟”、“小老弟”，表现得和蔼可亲，这位女同学，就是章亚若。　　王升记忆中，蒋经国每个礼拜四下午排定的时程，是接见民众，章亚若就在蒋经国旁边担任登记联络工作，而且时常陪同蒋经国到处访视民众。照王升的说法，“她是蒋经国生命中遇见的第一个中国女人，且又长得漂亮能干，时间一久，彼此便滋长出情苗。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章亚若被秘密送往桂林，准备在那里生产……”　　为了回避父亲蒋介石、妻子蒋方良的注意，蒋经国以“赴广西考察县政”为名，悄悄潜赴广西桂林。恰巧，章亚若就在蒋经国于1942年农历春节前往桂林探视团聚时，生下一对双胞胎男孩，蒋经国为之取名孝严、孝慈。　　关于章亚若的死因，各种说法莫衷一是，王升的说法是“突然逝世”。江西时期做过蒋经国秘书的漆高儒，有段故事：某日，一位戴着墨镜的黄中美秘书，与徐季元秘书，来到漆高儒的办公室，黄愤愤然地说，章亚若在桂林太招摇了，本来应该在桂林隐身的，却频频参加外边的应酬，完全以专员夫人自居，这将影响经国兄的前程，让委员长知道那还了得。黄中美声称，为了专员的政治前途，只有把她干掉。徐季元不赞同黄的计划，连声说，不要，经国兄和她总是夫妻一场，干掉了她，经国兄会很难过的。黄中美则辩称，经国兄的政治前途胜过一条女人的命，徐季元要黄三思，黄斩钉截铁地说：“我会负责。”　　黄中美放话杀章亚若的3周后，章亚若果然在桂林去世。据漆高儒说，章亚若死后几天，蒋经国始终戴着一副墨镜，以掩盖眼眶中的眼泪。 　　上海打虎 反遭虎噬　　1948年8月23日，这一天是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赴上海从事“经济管制工作”的首日，所谓“经济管制”，按当时的大白话来讲，就是“打老虎”的意思。　　蒋经国在当日写给蒋介石的家书上说：“美援物资如何运用，使其能作为平抑物价之用。请大人命令有关机关，切实研究执行。今后在工作过程中，重大问题向大人请示与报告外，其余问题皆拟就地解决，以免多烦大人之心也。”蒋经国信中所谓“就地解决”，其实就是“先斩后奏”的意思。　　问题可能就出在蒋经国的“就地解决”上。譬如，上海素有煤炭大王、火柴大王之称的刘鸿生，由于畏惧蒋经国的威逼，被迫忍痛交出黄金800条(每条金条重10两)，230万美元、银元数千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抗战时期曾到美国为国民政府奔波借款，曾经受到蒋介石嘉许；金圆券发行后，蒋经国与之会面，陈光甫迫不得已交出114万美金，全部“移存”中央银行。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惟恐也被蒋经国“召见”，吓得不敢住在家里，几乎每天晚上得换住所睡觉，最后仍被蒋经国手下骚扰，万不得已，只有托病住进上海虹桥疗养院，警察局这时仍穷追不舍，派人直接进入医院，强迫周作民签名具结，非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准擅离上海。　　类似这种强兑黄金、强交美钞外币的事，不一而足，这些闻所未闻的奇事，传到上海市长吴国桢(按：吴国桢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 ，留学美国取得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等学位)耳里，自然令这位受美国教育的市长气愤不已，在充满自由主义色彩的吴氏眼中，焉可容忍蒋经国用人为手段，强力压抑物价，严打囤积居奇，强令企业家交出金银。　　王升回忆上海打虎，提起会见吴国桢的经历，犹不免诚惶诚恐。吴市长在与王升的问话中，对上海经管的不满，溢于言表。以当时吴国桢的身份，当然不是针对“戡建总队”一位大队长而发的，真正的发泄对象是对蒋经国。吴国桢与孔宋家族关系至为密切，吴氏与王升的对话，似乎预示着一场风暴的即将登场。　　各式各样的传记著作，均直指蒋经国上海打虎不成，反遭虎噬，系与孔令侃(孔祥熙之女)扬子公司事件有关。诸多史料印证，其时孔令侃本人并未因为 “扬子公司事件”而遭致拘捕。但也正因蒋经国在关键时刻未下手逮捕孔，才会导致杜月笙“将所能控制之工厂，均以原料缺乏为辞，逐渐停止开工，并促成黑市交易，抢购风潮，藉以报复”。社会舆论众口铄金，对蒋经国形成空前强大的精神压力。没逮捕孔，成为蒋经国上海经管被批评虎头蛇尾的根本原因。　　这也间接使得“蒋太子”上海“打老虎”行动演变成一场闹剧，蒋经国当年上海打老虎的部属王章陵曾著《蒋经国上海打虎记》一书，他回忆说：“…… 有关这一件事情，是是非非的谣言满天飞，甚至谣传蒋中正总统赴东北视察后决定在上海停留几天研究问题，蒋夫人闻讯亦赶到上海，成为蒋经国上海经管时遭受到的种种压力中具有最大杀伤力的反扑，几乎令蒋难以招架。……”(三)台湾时期之威权统治　　取得信任与特务治国　　蒋经国上海打虎失败，以迄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国民党军兵败，蒋介石迫于时势，1949年元月黯然引退，并以国民党总裁身份，退居溪口老家，继续遥控国民党当局党政军。在这段风雨飘摇的岁月中，蒋经国时刻追随父亲左右，凡1年3个月，这段关键的艰危岁月，无分晴雨晨昏，亦无分炮火连天，性命交关之际，为父子间之互信奠定了强固根基。　　时任蒋介石座机驾驶的衣复恩亲身经历了蒋挥别大陆的最后情景：1949年12月10日，成都即将失去控制，下午2时许，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少数侍卫人员随扈之下，抄小路快步走到凤凰山机场。蒋介石搭乘的C-54座机起飞不久，地面留守的宪兵也快速撤退。衣复恩说，我们从此离开大陆，飞向台北，千山万水，不胜依依，“这一飞，竟成蒋总统与这块土地的最后一别！”蒋经国在这一天的日记上写着：“此次身临虎穴，比西安事变时尤为危险，祸福之间，不容一发。记之，心有余悸也。” 　　蒋经国终于赢得了父亲的完全信赖，蒋介石遂将关系国府统治基础最核心的特务组织，全部委由经国掌管经营。　　早在大陆重庆时期，蒋经国就意图染指情报特务组织。只是，斯时军统有戴笠强势领导，中统有CC系统人马盘踞，对蒋太子的“觊觎”，向来抱持敏锐之提防心，在国民党核心扎根未固的蒋经国，别说想见缝插针，就算想立足其间的余地都没有。直到国民党一败涂地，撤守台湾。此前，戴笠早已死于空难，CC系也因为蒋介石对其颇有微词，而陷分崩离析群龙无首之境。天下大乱，形势大好，蒋经国遂有趁乱统一残余势力的机会。　　曾于1959年任职调查局(中统到台湾之后的继承单位)第一处副处长的李世杰透露：直到1955年，蒋经国由“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主任”跃升 “国防会议副秘书长”，而以他手下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局”取代“资料组”之后，他对调查局(及各情治机关)的控制，渐由工作领导而及于人事与经费的掌握控制……　　这是蒋经国掌控特务机关全盛期的开始，无论军统、中统，所有大陆时期的旧特务机构的继承单位，全部牢牢掌握在蒋经国手上了。　　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湾办事处主任的克莱恩(Ray S. Cline)，第一次见到蒋经国，克莱恩从下榻的“吴宾馆”(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官邸)拾阶而下，见到有一仆役打扮的矮小男子，十分温和有礼地站在楼梯口，耐心等候克莱恩等人下楼，同赴宴会。等相互介绍，克莱恩才惊觉这位“仆役”竟然就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　　这位美国派驻在台湾的最高情报首脑，终于发现蒋经国不仅是特务部门的主其事者，更是蒋介石力图积极建设台湾，托付以重任的主要执行者。在位于台北市长安东路18号的那幢日式木造寓所，蒋经国曾在客厅里放映一部来台初期拍摄的纪录片，内容是他带着工程人员踏勘尚未开通公路的山区，在海拔两三千米的丛山峻岭之间，冒着性命危险，和一群退役军人转业的筑路工程人员，披星戴月，翻山越岭，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克莱恩逐渐从点点滴滴的印象中，积累起对这位国民党政治新强人的崇敬之意。　　早期，台湾无法自制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克莱恩透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管道，定期送胰岛素给蒋经国服用。　　被曲解的白色恐怖　　今天，当强人已化为头寮灵寝冰冷棺椁里的朽骨时，岛内许多异议人士，特别是一些台独原教旨主义者，总是把蒋经国比喻作白色恐怖的魔头。其实，真正研究岛内白色恐怖历史的人会明白，白色恐怖的主要“专政对象”，不是台独分子，更不是岛内百姓，而是中共地下党，或者说是共谍。甚至国民党党内斗争的牺牲者，其人数都远多于籍隶台湾的人士。换言之，大陆籍，尤其被怀疑是共产党者，几乎占了白色恐怖牺牲者的9成以上。　　例如，曾经被蒋介石以“反共作家”名义召见的李世杰，在进入调查局多年、并担任调查局第一处副处长后，被诬以“匪谍”，而坐穿牢笼20年。　　与蒋经国称兄道弟、主持过国民党对大陆空中侦照情报搜集、当过“空军总部情报署署长”的衣复恩，1966年7月间收到一纸传票，要他到军法处 “谈一谈”，依约前往“一谈”，衣复恩就莫名其妙地被关了3年。 　　从恐怖统治到民主之路　　美式民主与俄式恐怖统治，原本是处在两个对立面的矛盾事物，是冷战时期两个不共戴天的世仇，但是，这两大仇家却在台湾“相生相克”的吊诡规律下，竟成为冰炭共存、共冶一炉的世界奇观。　　初来台湾，蒋经国基于清除岛内共产党地下势力的考虑，全力实施特务恐怖统治。若干年后，民智渐开，蒋经国的左手维持特务政治结构，右手则开始落实美式民主。同样一个蒋经国，竟然能把两种敌对事物，巧妙统一起来。是以，在岛内某些自由主义者的心目中，与其宁说蒋经国是一个威权时代的强人，不如说蒋经国是一个兼容并包“魔”与“神”的双重人格型领导人。　　在建设台湾的思维当中，蒋经国一直难以跳脱青少年时代形成的俄式计划经济逻辑。有人甚至不讳言，使台湾经济进一步飞跃成长的“十大建设”工程，其实都有某种程度的苏联风格。此外，蒋的内心世界中有更多的“恐共”成份，这不自觉地成为他执政之路的特色。　　鉴于1948年上海打虎失利的历史教训，蒋经国始终坚信物价稳定是社会安定、国家安全的基础，所以他无法坐视百姓每天都要食用的黄豆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飞涨。曾经在“行政院院长”秘书室服务的叶昌桐将军(1928-，福建福州人，海军上将)，写过一篇题为《李国鼎与蒋经国的争执》文章。据他回忆，某日，他正送紧急公文到蒋经国办公室，此时“财政部长”李国鼎前脚刚离开，只见蒋经国气冲冲地把公文重重往桌上一丢，嘴里絮絮叨叨自言自语：“‘财政部长’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才能干的！”原来“院长”和李国鼎又为该不该补贴黄豆价格，大吵了一架。吵归吵，最后蒋经国还是采纳了李国鼎的意思，足证蒋经国还是有容人之量。 　　在台湾历经两次政党轮替之后，回顾蒋经国走出来的民主道路，令人有无限感慨与不胜唏嘘之感。蒋经国是如何进行民主化改革的？他在进行民主化改革进程中，遭遇过哪些挫败？他如何辨识台独与民主之间的分野？……诸如此类的问题，始终萦绕在岛内民众的脑海。　　依照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理论的讲法，当一个传统威权国家的总体经济逐步脱离贫穷，达到小康社会的境界，菁英分子或者社会经济地位在一定水平以上的公民，会产生一种希望参与公众政治的自觉。于是，这个威权国家便开始面临“资源与权力重新分配”的问题。　　但是，吊诡的是，没有一个政治学者能够提得出一套更数据化的论证，比如说，究竟国民人均所得达到多少美元以上，才叫做“小康社会”？社会学家也许可以画出一条贫穷线，告诉我们，凡低于这条线以下，或者人均所得低于多少美金以下，就可以称之为“穷人”。可是，政治学者显然很难画出一条线，可以名之曰“民主线”，或者“独裁线”。　　是故，现代政府设计的社会福利制度，可以对“贫穷线”以下的人民施以法定救济措施，然而，却没有一个传统型政府有先知先觉的本事，可以预估何时是该让政治更民主、更开放的时间点。睿智一点的政府，会逐步开放若干权力，逐步扩大人民的政治参与。但是，什么时间点开放是最佳的选择？开放的步伐应该走得多快？该先开放哪一个层级的权力？是地方与中央同时开放，还是先开放地方再开放中央？恐怕都没有既定的答案。这些林林总总、大大小小的问题，都考验着领导人的智能。　　蒋介石于1950年7月2日宣布开始实施地方自治，并选择最偏远的台湾东部的花莲县，首先开放县议员选举。　　蒋介石还率先提携本土菁英，此一政策，较诸1970年代晚期的“催台青”本土化运动，早了至少20年。他开放大量的本地青年，透过文官考试的途径，进入国民党政府团队。到1972年，蒋经国组阁当“行政院院长”，大量选拔台籍菁英进入内阁队伍，走的亦复是他父亲走过的菁英政治老路。　　1972年12月23日，蒋经国开始实施所谓“动员戡乱时期自由地区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额选举”。换言之，被党外异议人士诟病的长期不改选的 “万年国会”，即将注入台湾本地新血轮。(编者注：现在的台湾“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当时还是台南的工商企业主，就是由此踏上政坛。)这也意味着，原本政治参与局限地方层级的议会，即将扩大到中央层级的议会。　　发生于1977年底的“五项公职人员选举”，在台湾北部的桃园县(桃园亦是蒋介石陵寝)擦出了国民党撤台以后，最严重的一场群众暴动事件的火花。　　这桩发生在桃园中坜的暴动，照异议人士日后撰写的文章，指称其起因是中坜国小的投开票所发现所谓“作票事件”而引发。失控的暴徒入夜之后烧毁了中坜警察分局，从白天到黑夜，不少军车、警车被翻倒、砸毁，群众阻挡了南北纵贯公路。军警出动，严阵以待，但都奉命不得携带枪械武器。有不少徒手军警遭攻击而挂彩。　　党外人士指控国民党作票，实系子虚乌有，因为，当天开票结果显示，党外候选人许信良是以22万票，赢过国民党候选人欧宪瑜的13万票。那场无端引发的暴动骚乱事件，事后证明根本是群众受到捕风捉影的谣言蛊惑，而闯下大祸。　　台独意识的魅影真正飘荡在台湾上空，是发生于1978年12月10日的高雄事件(当年党外及以后之民进党人称之为“美丽岛事件”)。这场暴动事件，尽管暴徒拿着铁棍、木棒等凶器，攻击现场围堵游行场面的警察、宪兵，由于宪警得到上级指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暴徒几乎没人遭受宪警的主动反击，反倒是现场维持秩序的宪警人员，大量受伤送医。　　“中坜事件”与“高雄事件”结束后，台湾恢复了短暂的平静，但很快，群众滋扰事件又在台湾各地，包括台北市，甚至桃园中正机场，不断上演。各种街头暴力事件开始层出不穷。蒋经国始终以怀柔策略待之。　　当岛内经济成长逐年攀高，百姓生活水平亦同步成长的1970年代，人民争取参政权，要求民主的呼声，也逐渐充斥岛内。令人忧虑的是，高喊民主的人群当中，有不少人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搞台湾独立。　　台独问题的形成　　如果翻开1950年代的历史档案审视，人们很容易就发现，被台独人士严词批判的“白色恐怖”，在这段期间被枪毙处决的，绝大多数均系外省籍，他们被指控是所谓“匪谍”。不过，白色恐怖却被台独人士扩大成专事对付台独势力的牢笼与凶器，蒋经国更被视为幕后最大黑手。　　国际冷战格局改变，台湾蒋氏政权的利用价值锐减，美国拉拢岛内本土人士。左支右绌的蒋经国，竟连逮捕党外人士陈菊，都遭美国当局以断绝武器买卖威胁，蒋经国只好被迫下令放人，更遑论做出其它强势压制反对势力之作为。　　民进党人士编写的《绿色年代》一书，上册第57页，有一段颇有深意的叙述：“(1978年)10月下旬，美国驻台大使在希尔顿饭店约见陈菊，与当时到台北访问的国务院中国科科长费浩伟(Harrey Feldman)见面，费浩伟告诉陈菊：‘你能够获得释放，是以武器和国民党换来的。’”原来当时费浩伟的办公室桌上，摆了一份国民党买武器的清单，陈菊被抓后，费浩伟就刻意搁置这项武器采购，国民党了解后释放陈菊，费浩伟才批准此公文。　　到了1984年10月，突发旅美华裔作家江南(刘宜良)遇刺身亡，扯出台湾情报单位涉入此案之内幕，引起美国里根当局之严重不满。此后，蒋经国对党外异议人士的控管更形松手。两年后，以党外人士为核心班底的民进党成立，尽管该党相当程度上与台独理念若即若离，蒋经国可能因为投鼠忌器，未加制止。　　蒋经国心里对美国暗助台独运动的蛮横作风，可能敢怒不敢言，但是，他在处理接班人问题上的疏于算计，恐怕更是台湾走向一条歧途的主因。　　李登辉问题　　关于李登辉的政治背景──曾经是台共成员、接近台分子的书面报告，在蒋经国当政的年代，可以从情报单位阴暗的档案室里，搬出一大摞来。　　多年以前，笔者访晤前情报局督察室主任谷正文，谷老曾当面出示若干文件档案，证明李登辉的身份背景。谷老在他著的《白色恐怖秘密档案》第 241-245页写道：　　“李登辉加入中国共产党，大约是民国35年前后。……民国43年，警务处逮捕潜逃至嘉义藏匿多时的叶城松，李登辉再度出现在他的供词之中，他说：‘我参加共产党，介绍人是李登辉，我进入组织后，接受杨廷椅领导’。……讯问时，牛坤树坐在办公桌后面，我坐在桌旁沙发上，李登辉则恭谨地端坐在门边木椅上。这位农复会技正，长型脸孔，是一个典型戽斗。他剪了一款短而整齐的西装头，在应讯中，李登辉以很诚恳的态度坦承了参加中共在台地下活动的经过，他说：‘那是一个青年学生的错误，请你们给我机会悔改。’”　　按在蒋经国最后岁月长年陪伴在侧的幺儿蒋孝勇的说法，蒋经国晚年原本的布局，是希望孙运璇继续再做6年“行政院长”，与蒋经国的6年“总统”任期同时届满时，蒋经国即交棒给孙运璇。　　显然，蒋经国提名李登辉为“副总统”，不过是备位人选，而非真正的接班人。但蒋经国似乎没有考虑清楚，李登辉的台共身份只是“显性”，真正麻烦的是隐藏在他脑子深处的日本皇民化思维，与台独思想。　　孙运璇的中风，打乱了蒋经国未来的人事安排，蒋经国的突然亡故，更打乱了国民党的执政命运。按照国民党当局奉行的《中华民国宪法》，“副总统” 李登辉顺理成章接任“总统”。1988年元月13日，蒋经国时代告终，李登辉时代揭开帷幕。　　总结　　传记作者漆高儒认为，蒋经国“是一个勤劳的人”、“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他和百姓群众很接近”、“他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人”。　　蒋经国惟其是一个勤劳简朴的人，才可以缔造台湾经济奇迹的成果；惟其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才有台人对他的感念与肯定；惟其和百姓群众很接近，所以他的施政作为才能贴近民意；也惟其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人，他对岛内，先是民主开放，解除党禁、报禁，继之又解除戒严，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卸除两岸近 40年的人为藩篱。　　漆先生可能遗漏掉了点评，蒋经国是一个反台独、主张大一统的中国人。蒋先生为反台独，作出的努力有目共睹。当然，蒋经国晚年最大的遗憾，也是他自己最大的创痛，就是得不到部分异议人士的谅解。令人遗憾的是，如果他能延寿若干年，相信两岸关系可以走得更平顺，而不致多跋涉了20年的漫漫崎岖路。　　1987年12月25日上午，蒋经国参加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的“行宪四十周年纪念”典礼。　　当天上午9时，蒋经国坐着轮椅抵达会场，当他开始致词时，坐在第14排中间的11个民进党“国大代表”，突然站起来，同声喊叫“全面改选”(全面改选“国会”)，蒋经国简单致词几句后，因体力不胜负荷，请“国民大会”秘书长代为宣读书面讲词，当何宜武念稿念到有关充实“中央民意机构”的内容时，那几个民进党“国代”又起身再次叫嚷“国会全面改选”，还拿出一面书写着“全面改选”的白布条。　　据蒋孝勇事后追述，“行宪四十周年纪念”典礼过后，蒋经国显得抑郁寡欢，整天不讲话，显然心理受到很大挫折感。1988年1月10日，蒋孝勇陪侍床前，蒋经国忽然开口说话：“我一辈子为他们如此付出，等到我油尽灯枯时，还要给我这种羞辱，真是于心何忍？”　　3天后，经国先生吐血而卒。

德先生的召唤

对这书感兴趣，一半的原因是作者为专制制度下的殉道者。我对书的主人公——蒋经国先生的了解实在有限，目前为止只限于这本书的范围和学长们在评论里提到的相关细节。所以可以说，我对经国先生不了解。因着自己的浅薄，也就认为江南先生实在不是一个好的叙述者。可能是作者的学历使然，这本人物传记未能脱出学术论文的写作模式。客观，公正，援引各方材料得出某一结论，作者的私人感情尽量躲在文字背后。这样确乎更容易还原历史真相，以最公正的态度对待经国先生和读者。但作为研究对象的经国先生便少了几分“人情味”，便如绘画人物，身形骨架是有了，但眉目仪态淡描云烟，终是不能认得真切。我这样说，当然不是赞成人物传记作者以写小说的态度处理真实人物。只是更愿意读到筋骨血肉俱全的传记。既要“客观”，又要“丰满”，可能是我这个读者太贪心吧，得失之间，也只能见仁见智了。书前的序言谈到本书的文字风格简洁，读来顺畅。我读时却多不顺畅处，句子短，容易明白是事实，但亦有些句子不通，前后句少关联（例从略）。以上是个人对本书的两点观感，似乎全是不足。但这不是说江南是个失败的作家，相反，对作者，我怀无限崇敬。在这个火辣辣的五月，台湾已经在民主的道路上高歌向前时，我想，我们都该感谢江南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