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6-1
ISBN:9787208114630
作者:[日] 佐藤三郎
页数:280页
内容概要
作者:(日)佐藤三郎 译者:徐静波、李建云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明治前期中国人研究日本的著述
第二章 对日本人称中国为“支那”的考察
第三章 1862年幕府贸易船千岁丸的上海之行
第四章 对处理琉球藩问题的考察
第五章 甲午战争前日中两国的相互国情探察
第六章 论甲午战争对中国的影响--以当时中国人的时局论为中心
第七章 近代日本的鸦片问题
第八章 日本佛教在中国的传教问题
第九章 关于中岛裁之的北京东文学社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2条)
-
该书以大量史实资料为依据，通过“支那”一词使用的考证、幕末日中经贸交往、甲午战争前后的中日关系、琉球问题、以及日本的鸦片问题等几个主要节点的研究对于近代中日关系交往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研究。通读全书后大致可以总结出如下几个判断。首先，在近代中日关系的交往史中，明治维新的开始和甲午战争的结束为两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在中国的鸦片战争之前，日本基本上仍然延续了对于中国是文明富裕大国的美好想象。但是在19世纪中叶，由于在鸦片问题上日本遇到了与中国类似的问题，进而通过贸易等渠道加深了对中国的考察，逐渐从根本上转变了“中国为强国”的看法。至明治政府成立后，日本对于中国的观感日趋负面，但是日本在心理上仍然视中国为互有竞争的平等关系，外交上也是如此。只是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在脱亚入欧的政策带领下发展迅速，而中国则日趋衰落逐渐被日本作为负面样本看待。直至甲午战争，中日对等的平衡彻底被打破，自此日本在与中国交往中彻底建立了的绝对心理优势。其次，本书对于“支那”一词的发端及使用进行了大量考证，从中也可印证上述发展中两国民众的心理变化。“支那”一词来自印度，原本为“秦（Chin）”的音译，在江户幕府时期便已经开始出现，最初只是作为学术或一种新鲜的称呼使用。该词在明治时代以后使用频率逐渐扩大，最初仍然是很中性的词，“支那”也会在当时中国人自己的文章中出现。只是明治后中日双方的国力对比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支那”一词的使用逐渐出现鄙夷的语感，至甲午战争后则语境已经带有蔑视及歧视的意味了。中国人对“支那”的称呼也越来越敏感。“支那”一词的语感变迁基本上印证了中日关系发展史的强弱互换的过程。最后，通过本书对于琉球问题的研究可以知道，中日间对于领土上的争端其实自19世纪中叶便已展开。琉球位于日本九州及台湾之间，作为一个独立王国在政治及文化上更倾向于中国，而且是一直向中国进贡的藩国。但是由于其地理位置更靠近日本的九州，所以中日双方都声称对其拥有主权，归属一直比较模糊。只是在中日力量对比此消彼长的19世纪70年代，琉球最终还是归入了日本辖下，清政府自顾不暇在琉球问题上更是无能为力。引申至100多年后的钓鱼岛问题，中日间的领土争端仍在继续并且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两国关系，这实在是令人唏嘘。综上，可以看出自近代开始，在当时的国际大环境下中日双方都遇到了列强侵略及本国急需现代化的类似问题。只是在国家发展上，双方的选择和道路截然相反。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的脱亚入欧政策及战败后美国的改造已经转变为一个接受西式思维方式的民主国家。而中国在甲午战败后战乱连绵，一直未能得到一个长期稳定的发展环境，时至1949年更是选择了与西方民主截然相反的共产主义道路。这也是至今在双方的交往中仍然是分歧多于共识竞争多于合作的主要原因。通过自近代以来150年的中日发展史可以看出，虽然中日双方的国力发展互有消长，但是两国关系中仍以竞争对立为主线。即便是冷战结束世界趋于全球一体化的今天，由于历史原因及政治道路选择的原因，双方的互信关系依然未能建立，在政治上仍然延续着竞争及对抗的关系。只是，中国和日本毕竟是东亚地区最大的两个近邻国家，自中国70年代的改革开放后，双方的经贸及民间更是越来越紧密。已经形成了政冷经热的外交格局。所以，在双方关系中虽然短期内有争端有对抗，但是相信类似抗日战争的大战已经不可能再发生。而中国的改革也远未结束，从长远角度来看在国际融合的大环境下中日关系的大趋势仍然是趋向合作及共同发展的，对此我仍然抱有乐观态度。只是类似欧洲的彻底和解或建立类似欧共体的东亚政经一体圈对于两国来说都还是不敢想象的事物，这可能至少还需要一两代人的努力。 -
朱科微信公众号：书评之乱对于现在的中国人来说，只要精神还算正常，如果被称为“支那人”，尤其这三个字从日本人嘴里说出来，大概没有不愤怒甚至拍案而起的。大家都知道，这是日本人蔑视中国人、专骂中国人的话。这个词经由时下爱国主义、抗日题材的影视作品的传播，深深刻在受众的心中，成为整个民族对日本侵华历史的耻辱记忆。其实“支那”一词在日本人中的流传，从明治初期就已经开始了。经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连续胜利，日本人的优越感日益高涨，使用就更加普遍且频繁。1924年，留学日本的郭沫若就在用日文写成的自传体小说《行路难》里，表达了对“支那”一词的愤怒：“日本人哟！你忘恩负义的日本人哟！我们中国究竟何负于你们，你们要这样把我们轻视？你们单在说这‘支那人’三字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尽了你们极端的恶意。你们说‘支’字的时候故意要把鼻头皱起来，你们说‘那’的时候要把鼻音拉作一个长顿。啊，你们究竟意识到这‘支那’二字的起源吗？在‘秦’朝的时候，你们还是蛮子，你们或许还在南洋吃椰子呢！”“知耻近乎勇”，儒家讲这句话主要指“内修”，即知道哪里做的不对而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和能力。到了民族主义这里，“勇”还增添了“外争”的色彩，当愤怒的火焰被屈辱点燃，作为民族的一分子，要有勇气和智慧进行回击。可是，只要稍稍翻一翻中国近代历史，就不难发现清末不少到日本的中国人如黄遵宪、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鲁迅等都自称“支那人”，严复在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时将中国称为“支那”，提出“少年中国说”的梁启超更是自称“支那少年”……如果“支那”从来都是侮辱中国的坏词、脏词，这些先贤们为什么要“自取其辱”，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出离愤怒之前，大家不妨像当年的郭沫若那样多问几句“为什么”，弄清楚“支那”二字的起源，让愤怒升起地更加科学、更加正当、更加无可辩驳。1.“支那”原是中国的美称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曾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中考证，从语源上，“支那”源自“秦”（Chin）的音变，印度在梵文的读音后缀上元音，向东传回中国，向西传向欧洲。“中国”一词在英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里为China，在法语里为Chine，在意大利语、捷克语里为Cina，在波兰语里为Cin，在希腊语里为Kiva。赴印度学习佛法的中国僧侣，在当地听到别人对自己国家的称谓即为“Chi-na”。在佛典汉译时，中国便被表记为“支那”（或至那、脂那、震旦、振旦等），并随佛典到达日本。著名的佛教居士、佛学教育家、唯识宗代表人物欧阳竞无（187l一1948），1922年曾在南京创立佛教学院和研究机构，名字就叫“支那内学院”。这个名称是由欧阳竟无亲自拟定，取自早期印度人对中华的称呼。但是，“支那”一词即便在当时也颇有争议。为了给佛教的“支那”正名，欧阳竞无专门写了《支那为文明之美称解》一文，批评以“支那”为耻的人们“既不读书，无知浅陋，又随风倒舵，事事为外人听命。人家说此物不好，亦不辨来由，则将毁弃此物”。而针对“支那”是否已经被日本人污名化，欧阳竞无则从佛教研究者的角度毫不客气地说：“支那是方地名，日本无知之人，随便说一句鄙薄语，乃直以二字为日本所取的，耻而不用。设若有人说父母二字不好，将不叫爷叫娘乎。陋俗可怜。佛教是阔大主义，必合全局而观，此方称唐、称汉、称中华民国，皆不若支那之为最。”欧阳竞无表示，“支那”一词来自佛教的梵语，翻译成汉语全名为“支那泥舍”，简称“支那”。这个译名，是类似于“汉”“唐”称呼的对“神州”的总称。在他看来，“支那”在中印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渐渐具备了善于思考、勤于制作、文物美备三种涵义，是一个褒义词。而且，西方语言中绝大多数仍以此称呼中国，为中国人所接受，唯独日本人例外。他认为，没有必要因为日本少数人的恶意，而抛弃一个中国的美称。2.日本国中已经有“中国”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一书里，曾记录了鲁迅当年在日本称籍贯为“支那”的故事：鲁迅在日本住旅馆，要登记姓名、籍贯。鲁迅写下：周树人。但是籍贯却不能写中国。因为日本的山阳地区也叫中国，如果鲁迅写中国，会造成混淆，结果鲁迅写下“支那”两个字。不料，日本旅馆店主见是清国人，认为是贵客，免费给鲁迅升级了房间。鲁迅在日留学七八年，一直到宣统元年（1909年）才回国。在这期间，中国的国号还是“清”，鲁迅大可直接在籍贯一栏填上“大清国”。可当时他写了“支那”二字，其原因自然是上文所说的，当时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支那”是中国的美称。同时，这段回忆文字还提供了一个重要事实，日本的确有叫“中国”的地方，而如果当时在日本自称“中国人”，很容易让人误会来自日本的“中国地方”。“中国地方”的称呼在日本自古就有。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的《世界地名词典》里“中国地方”的词条这样解释：在日本本州岛西南部。北临日本海，南濒濑户内海，东为近畿地方的兵库县，西隔下关海峡与北九州相对……中国山脉东西横亘偏北，分为山阳、山阴两地区。《外国地名语源词典》里称“中国地方”包括今鸟取、鸟根、冈山、广岛、山口五县。从史前时代起，日本民族文化即从这里传播至四方。后在这里建有中央集权的政权，修建通往各国府道的驿路，有处诸国的中央之势，故称“中国地方”。在日本的“中国地方”，如果见到了“中国银行、中国交通、中国电力、中国新闻”等名称，或者在哪家企业、公司招牌上看到了“中国”两个字，别以为都是我国相关部门、机构的日本办事处。坐车经过“中国山地”的“中国自动车道”也别随便说“这就是我们国家援建的吧”。毫无疑问，那些“中国”指的都是“中国地方”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样的，在“中国地方”土生土长的日本人，如果在自报家门时称自己“中国地方出身”，多半也会被同伴开玩笑：“原来你是从中国来的，你的日语说得真好啊！”包括鲁迅在内的一批中国人在当时自称“支那人”，大多也是不想造成误会，不想让别人以为自己是日本人。根据学者佐藤三郞的研究，中国人自称本国为“支那”，还有个重要原因，即当时不少在日的中国留学生在阅读日本的书籍时，经常不动脑筋地将日语原文中的汉字“支那”照搬过来。有的是惰性使然，有的则把它作为新奇时髦的学术用语使用，有的想借此表达一种排满的民族情感。3.“支那”由美称变为蔑称再到废词就像上文所说，对“支那”一词的争议由来已久，其主要原因是部分日本人在此词上附加了侮辱中国人的含义。“支那”一词由对中国的美称到蔑称，这个转折点在哪儿呢？刘家鑫在《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的中国观》一书中称，1877年以后，日本人开始酝酿轻蔑侮辱和侵略中国的气氛了。不光政治家官僚如是说，就连知识分子也是如此。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世界国尽》一书中，将中国说得一无是处，贬为低等国家。尤其严重的是，受到这种社会思想影响，许多小学教材均把日渐衰落的清帝国同蒸蒸日上的日本对照来写。受到这种教育的日本青少年长大成人后，不能指望他们对中国怀有尊敬亲近的感情。从年轻一代人的双唇里冒出来的“支那”一词，那里面潜藏着一种傲视、轻蔑中国的心理意识。不仅如此，就连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也被称为“支那通”，遭到人们的鄙视。在甲午战争大清失利后，日本人则变本加厉地以“支那”一词来蔑称中国。清政府派去的留学生走在大街上，时常被日本儿童无端戏弄，还被骂做“支那人”、“清国小子”。许多留学生不堪侮辱，刚去不久旋即愤然回国。这个时期的中国人，对于日本人称呼中国为“支那”，感受到了深深的恶意。于是，有了郁达夫的《沉沦》，有了郭沫若的《行路难》。佐藤三郞在他的《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一书里分析，“支那”一词的普及之时，恰是中国因一连串的内忧外患而国势日趋衰弱的时期，是日本深切认识到中国衰败实相的时期，同时也是日本急而转向崇拜西洋文化、对包括中国传入的东西在内的旧有之物表现出极端鄙弃的风气高涨的时期。因此，“支那”一词就逐渐与怠惰衰弱、因循守旧、傲慢不逊、无能、肮脏这样的感受连接了起来。1920年留学日本的王拱璧在《东游挥汗录》一书里提出，“支那”在日语中的发音为“シナ”（Sina），有“将死”（死な）和“物件”（品）的意思。而且发音还与“ヒナ”（Hina）相近，“ヒナ”是泥偶、蠢蛋的意思（汉字或为“雛”，意为小鸡，引申为幼稚、不成熟的人）。总之，这是对中国侮辱的称呼。满清覆灭，民国成立，中国人的国家意识日益成熟、民族情绪也日渐高涨。尤其是1915年的出卖中国的“二十一条”，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让很多对日本郁结了极大不满的中国民众，更加激烈地抵制“支那”一词。不仅中国人反感“支那”的称呼，一些日本人也有不同意见。《文艺春秋》杂志的创办者、作家菊池宽虽然是站在占领者的立场上考虑，但也曾发表文章，主张停止使用“支那”的叫法，而应改称“中国”。日本侵华最终以失败告终，而中国作为占领日本的同盟国军成员，向日本政府严正要求停止使用“支那”一词。已经投降的日本政府不得不发出公文，要求不再使用对方厌恶的词语，只在历史、地理及学术叙述方面可以例外。而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日本人也顺理成章地将新政权控制下的中国称为“新中国”。“支那”则走入历史，成为废词。
精彩短评 (总计1条)
-
日对中关系经历了一个由仰视到践踏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