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
出版日期:2016-4-1
ISBN:9787301266677
作者:杜维明
页数:280页
内容概要
杜维明，当代新儒家代表，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发言人。先后求学于东海大学、哈佛大学，师承牟宗三、徐复观、帕森斯等中外著名学者。
1940年出生于昆明，现任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2015年9月当选为国际哲学学院（IIP）副主席。
书籍目录
目 录
为中国的“公民社会”催生 1
致林同奇 4
孟子：士的自觉 7
徐复观先生的人格风范 37
宏愿、体知和儒家论说 54
儒学论说的生命力 59
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 69
徐复观的儒家精神 80
大陆知识分子的儒学研究 95
宋明儒学的中心课题 105
儒家人文关怀与大学教育理念 121
从“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看儒学发展的困境 129
儒家传统的启蒙精神 150
儒家人文精神与宗教研究 161
人文精神与全球伦理 202
冈田武彦先生的儒学 231
全球化与本土化冲击下的儒家人文精神 234
郭店楚简的人文精神 267
全球伦理的儒家诠释 273
作者简介
90年代，杜维明先生的更多精力在于开展“文化中国”的论域。《文化中国》着墨最多的是儒家的人文精神，以纠正将儒家入世的价值取向和凡俗人文主义混为一谈的印象，突显儒家一脉相承的批判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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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演讲集中的文字大多出于90年代杜先生在世界各地（包括岳麓书院）发表的关于现代化发展的应对之策、儒家伦理在全球化时代的创造性参与以及儒学与当代科学、宗教、政治、经济如何形成健康互动等议题的讲演。杜先生的总体思路是：1、儒家可以作为一种普世伦理在全球化时代与多元文明形成良性互动。其根据在于：儒家的仁爱观和主体观都具有普世性，其普世性首先在于可以被多种宗教认可并接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样是基督教伦理观与伊斯兰伦理观的重要原则；其次在于，儒家具有出世的超拔性，同时又是积极入世的伦常实践，因此对于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并不避讳，对农工商贾并不忽视，儒家知识分子抱有极大的热忱，试图以伦理道德转化政治，“转世”而非“为世所转”；其三， 与科技理性形成的实证逻辑不同，儒家折射出一种人文的实践智慧，儒家的实证方式是“体知”，即身体力行的为己之学，将自我视作关系网络的中心纽带，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立身行道的标杆，通过自我修身辐射家、国、天下， 这是《大学》八目的次第推阔，也是超越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万物一体”观的内在逻辑。身、家、国、天下构成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心与天道的层叠式意义互摄，这种伦理指涉即“儒家式”的伦理取径，可以为其他信仰体系所接纳，形成诸如回儒、“儒家式”基督徒等主体身份认同。2、“文化中国”可以成为推行儒家普世伦理的实践主体。杜先生为“文化中国”群体作出了三重定义，首先是受儒家文化辐射的东亚文化圈，包括中国、台湾、香港、韩国、新加坡；第二重是侨居海外的华裔人士，保留有身为华人的身份认同，对儒家文化怀有好感；第三类是研究儒家的海外汉学家与对中国文化抱有学习热忱的外国人士。从这样的定义可以看到，“文化中国”的辐射范围涵盖了全世界。“文化中国”既点明了地缘性，更重要的是确证了参与构建儒家普世价值的主体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文化中国”的知识群体就是在当代担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责任的儒者。“文化中国”概念的提出旨在消除当今世界的“病痛”，现代性的困惑与多元文化的冲突，自由民主不断受到冲击，工具理性矫枉过正。一种非科学技术思维的精神性人文主义呼之欲出，杜先生相信，由公共知识分子充分发挥“士的自觉”，以一种有别于启蒙时期欧洲中心主义的“启蒙心态”、发挥儒家五伦的普适性价值，将生命意义安顿于身心家国，是解决身份焦虑与主体性缺失的必由之途。3、对于当前儒学以及中国哲学的发展，杜先生认为，自由、民主的政治环境和多元价值并立的局面正是儒学返本开新的大好契机，中国哲学作为一种在日用伦常智慧中掘井及泉、不断开源、“日新其德”的理论思维，在当代有充分价值并且完全有必要从中发掘适应于全球化趋势及人文学科交叉发展的新气象。在黑格尔、列文森等人否定中国式思维的科学性之后，经过近百年学人的探索与努力，才将“国学”重新拿上台面，这破而后立的过程中存在种种缺陷，江湖骗子有之，文化断裂有之，言浮于事有之，可以说，中国哲学的阐释学尚未完全建立，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尚有待证成。这有赖于人文学科的从业者筚路蓝缕，也亟须具有“士之自觉”的公众知识分子在社会、政治等向度为儒学塑造良好的民众基础和参政议政、批评政府的职权。从学术角度而言，在当前语境下重新诠释的儒家思想可以成为“文化中国”的源头活水，在与西方哲学思想、众多学科交叉碰撞的过程中更能开掘儒学的普世意义。“阐释——碰撞——推进”是杜先生为中国哲学发展指出的一条路径。从伯林的观点来说，当前呼唤那种兼具刺猬般对一个问题鞭辟入里、洞察入微之能力和狐狸般博学多闻、融贯宏富之气质的学者，而他/她又要具有“士不可不弘毅”、“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的担当气魄。 -
提到中国文化，我们会想到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会想到诗经楚辞，会想到魏晋风流，会想到唐诗宋词元曲清小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文化璀璨辉煌。无论诸子百家，还是唐诗宋词都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但是杜维明教授不提中国文化，而提出“文化中国”的概念。所谓的文化中国是什么含义呢？两者之间具有怎样的区别呢？在《文化中国》一书中的《大陆知识分子的儒学研究》一文中，杜教授提出文化中国的概念其实跟西方的中国威胁论还有一定的关系，在中国威胁论在西方国家大行其道之时，杜教授关心的却是这一现象背后透露出的文化讯息，它是否象征了华人的强大？因此杜教授把“文化中国”作了深一层的定义，所谓的文化中国不仅仅是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中国人组成，还包括散布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以及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的外籍人士。之所以这么认为，那是因为杜教授觉得，文化不是与生俱来的，它在某一个层次上可以透过反省、自觉争取而来。一个人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某种文化，即使他不属于这个族群，他也可以取得这个文化的发言权。据此而言，中国文化，重点在于文化之上，呈现的是中国文化的璀璨、多元、博大精深。而文化中国这个概念基于的是对于中国文化具有发言权的人，但这样理解的话，是在说文化中国的重点是研究中国文化的人吗？从《文化中国》一书的前言中，杜教授就阐明了他三十多年的思路：植根儒家传统，在现代西化的大潮中，关注“文化中国”，面对人类困境，通过文明对话，为儒学第三期发展走出一条较为宽阔的道路——汲取自家的泉源及其他文明的精华，丰富具有全球意义的儒家价值。从上述而言，杜教授所谓的文化中国是基于儒家传统，研究儒家文化的人彼此之间的对话，丰富儒家文化的内涵。《文化中国》一书中杜维明教授着墨最多的是儒家的人文精神，从何以立身这个着落点梳理儒家文化的人文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两个原则成为杜教授反复强调的重点，让我们从中体会儒家思想中立身处世。除此以外，杜教授也在他的谈话中不断地提到儒家的抗议精神，这都有别于我们对于儒家文化那种刻板的权威性。在杜教授的阐述中，我们似乎看到了更为广阔的儒家思想，不再是印象中那种“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以君为绝对原则的封建思想。几千年来，儒家思想跟中国的政权息息相关，在这种背景之下，对于儒家思想的曲解也是比比皆是，所以五四爱国运动时期，中国的有识之士们开始要求废除封建主义，解放思想。在杜教授的眼中这一种反抗，而这种反抗是基于熟知传统的基础上的，所谓的打破其实是在理性的基础上的。毕竟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土壤中已经存活了几千年，几千年的时间，不可能都是精华，也是有糟粕的，彻底的打破不是说不好，不对，但是不可否认，一种思想有糟粕必然有精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是一种客观的正确的态度。而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其实正是现在面临的挑战。杜教授的观点在于关注“文化中国”，通过文明对话。因为只有通过不断地对话，才能打破自身的局限，拥有更为广阔的视角。《文化中国》一书之中，杜维明教授对于儒家的人文精神作了很多的阐述，然而这种阐述多是与西方的启蒙思想以及宗教研究下进行的阐述，更着重与全球化和本土化冲击下的儒家人文精神，这样的阐述视角广阔，更让人感觉到儒家思想的肥沃土壤，然而对于儒家人文精神的阐述又稍显单薄，毕竟五千年的成长，有识之士的不断注解，让其本身就有多角度，如今重新论述，需要更为深入的研究。在这一点中杜教授借徐复观先生的话也提到了，儒家经典需要重读、更需要精读。对于儒家经典，现在年轻人其实都挺陌生的，在历史的进程中，它的封建主义特性太过深入人心，反而忽略了它的人文性。而如今是时候重温经典，寻找我们的先哲留给我们的人文精神。《文化中国》从某种角度是一本很好的导读，让我们探寻儒家的人文精神。
精彩短评 (总计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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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经典，体会人文情怀 -
里面集合了杜维明教授的许多讲演稿。抛开复杂的儒家话语不说，单从它的创始人的身份着手，可以看到儒家的起家人不过都是些小贵族或小知识分子，使得他们声名鹊起的社会结构在于横亘于他们与统治者之间的大量农奴或农民的存在，严酷的暴力让“仁政”变得感动，儒家就是接引暴力与妥协的话语体系。不否认它所包含的经验主义智慧与对非人世界的洞察力，但在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的当下，它的活力是完全值得怀疑的。文中杜教授多次感慨台湾学术期刊的凋零，这反映出作为他们话语平台的陷落所带来的失落情绪，可放眼望去，民间已然有更多的药丸来针对他们自身的生活，儒家已经不是唯一的配方了。面对此种状况，吃这口饭的儒家意识形态从业者，难免有些不开心。 -
从全球化的视域梳理儒学传统，展望文化中国与儒学第三期发展 -
主要介绍的是儒家文化如何扬弃继承，以及如何与世界接轨！不得不说对于我这工科生来说有点儿深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