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與怪獸》章节试读

《歷史與怪獸》的笔记-第249页 - 第四章 魂兮归来

《对照记》不止刊出张自孩提至暮年的写真，也包括她的父母甚至祖父母的造像。她写道，“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歷史與怪獸》的笔记-序論 - 體魄的美學 - 序論 - 體魄的美學

序論
•p5 我所謂的歷史暴力，不僅指的是天災人禍，如戰亂、革命、饑荒、疾病等，所帶來的慘烈後果，也指的是現代化進程中種種意識形態與心理機制——國族的、階級的、身體的——所加諸中國人的圖騰與禁忌。這些圖騰與禁忌既奉現代之名，在技術層面上往往能更有效率的，也更“合理”的，制約我們的言行。因此所帶來的身心傷害，較諸傳統社會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p6 ……但是我們也必須理解如下的吊詭：自以為是的見證只能帶來傲慢與偏見，對暴力急切的控訴往往已經埋下另一批暴力的種子。
•正因為暴力和創傷已經發生，無從完全救贖，也無從完全被“代表”或“再現”，後之來者只能以哀矜的姿態，不斷銘記追念那創傷，而非佔有那創傷。
•苦難的大眾也是嗜血的大眾。
•當歷史殘暴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份，同情與共謀的分界線變得無比模糊。
•p7 在革命狂飆的年代里，左翼作家曾誓為“被侮辱與被損害者”寫作，這些作家和他們的傳人所形成的“露骨的寫實主義”，用夏志清的話來說，無非是一種新的、充滿暴力元素的修辭術。文化大革命之後“傷痕文學”蔚為風潮，它暴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前三十年里，“毛文體”如何控制了言談書寫的空間，也再次提醒我們以抗議暴力為前提的共產文學，佮自身可以成為文學的暴力。
【此處為何說“毛文體”控制了言談寫作的空間？指的是“傷痕文學”仍受“毛文體”束縛，以“毛文體”抗議“文革”的暴力？還是指“傷痕文學”與“毛文體”不同，展現出可資對比的風貌？】
•p8 本書的書名《歷史與怪獸》的“怪獸”其實頗有所本，指的是遠古傳說中的“梼杌”（táo wÙ）。梼杌典出《神異經》，這種怪獸外表怪誕、本性兇劣，且好鬥不懈……隨著時間流變，梼杌形象逐漸由怪獸轉為有魔性的惡人……如此，梼杌的意象也可以是一種人與非人的混合，法律及道德對其束手無策。人與惡獸被認為是互為表裡，這一來便模糊了人性所賴以維繫的文化及倫理界限。
•p9 更耐人尋思的是，梼杌也是歷史的代稱……
•梼杌由怪獸到魔頭、惡人、史書、小說的轉變，是足以說明中國文明對歷史、暴力、敘事想像的一端。有鑒於中國歷史中的暴力層出不窮，我們必須尋思：歷史是對怪獸也似的暴力的記錄，或者竟是其體現？我們對歷史與怪獸的關聯，是戒慎恐懼，還是視而不見？
第一章 革命加戀愛
•p24 我認為革命與戀愛提供給二〇年代末期中國小說家的，不只是原始素材而已：更重要的，革命與戀愛根本是二〇年代末期中國小說敘事之所以存在的理由。套句彼得·布魯克斯（Peter Brooks）的話來說，寫實小說提供一種方便的形式，讓這些作家在回顧革命與戀愛的經驗時，表現他們“佈局的慾望”（desire for plot）。就我的定義，這種“佈局的慾望”有兩層意義。 ◦一指作家使用敘事策略，整編革命後紛然四散的經驗，形成一個完整連貫的頭緒，好為革命失敗自圓其說。
◦另一方面，此一慾望也展現了這些作家對革命已經失敗的事實，難以消受；他們必須一而再、再而三地“佈局”下去，直到他們心目中的浪漫慾望與革命理想連成一氣，才善罷甘休。
◦這兩種敘事姿態間存在著一種張力，一端指向（革命/敘事）慾望渴求功德圓滿的需要，而另一端則顛覆這種需要：正因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才仍須努力“敘事”。
【這意思是說，一方面作家們整理經驗，為革命失敗找理由辯解，如此則革命“圓滿”，敘事也“圓滿”；另一方面他們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浪漫化，變成自己的一種使命，滿足內心的慾望？而張力在於，前者求革命“圓滿”，後者卻求革命“尚未成功”？】
【為何說革命與戀愛是二〇年代末期中國小說敘事之所以存在理由呢？】
•p25 如此，寫實小說內蘊一種否定的辯證。這種辯證顯示，作家越是書寫，越是暴露他們的無力感，顯示他們無法到達那個唯有透過革命才能達到的理想家國形態。相對的，革命固然能夠掃除所有的遺憾，但是對那些因為藉書寫“革命尚未成功”而成一家之言的作家來說，革命行動的完成也可能指向革命書寫本身意義的作廢。
【所以，為革命失敗辯解的作家暴露的是他們的無力感，而書寫“仍需努力”的作家害怕的是書寫意義的作廢？】
革命論述
•革命文學家風起雲湧的所在，其實是並沒有革命的。——魯迅
•p29 《動搖》 寫的正是歷史的某一特定時刻，在其中好人或壞人，保守或前衛，左派或右派，全都不分彼此。一種虛無主義的真空狀態隨之而起，終於引發一場天翻地覆的動亂。
•然而不管做什麼，他們都註定掉入環境的陷阱。歷史提供的無非是個虛假的承諾，他們的每一次努力，不管是利己還是利他，保守還是進取，結果總是適得其反。
•p30 ……茅盾藉由翻新寫實主義的觀念【什麽叫翻新寫實主義？？】 ，質疑了官方歷史敘事的真確性。
•p31 ……茅盾在一九二八年寫下《從牯岭到東京一文》 。他指出他的小說人物在愛情方面的得意與落魄，無不反映了革命各個複雜層面。而他認為作為一個作家，他有責任如實反映此一現實。他特別提出三點革命文學不可或缺的特色。首先，革命文學必須堅持其美學守則，不該淪落為宣傳文字；其二，革命文學描寫的應該是主要讀者群——即小資產階級——所關心的課題【到底作家在寫作的時候是秉持著什麼樣的意識或心態？有意識地針對特定人群？】，因為革命文學的目的本來就是要啓發這些讀者，誘使【誘使？！】他們放棄舊習，改信馬克思主義；其三，革命文學必須避免運用那些來自“西方公式主義、新寫實主義、標語口號文學”等具有宣傳色彩的修辭。【其實本質上還是宣傳的，這還是文學么？用不用那種修辭豈不衹是技巧是否高超的問題？】
•p32 “新寫實主義”文學的目標在於表現革命動力，預言未來的成功，而不衹是反映社會現況——因為不論各種現況如何，全都會化為過眼煙雲。
•p34 ……其實都指向同一問題，即小說作為革命工具時，所顯露的模棱兩可的本質。……在他（茅盾） 看來，小說是一種中介的方式，用以調節“革命的應然”與“革命的已然”間的矛盾。……茅盾的立場與他的敵手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別。
•小說的出現，其實反證了個人才情與集體意志，主觀歷史（history） 與客觀歷史（History）間的斷裂。【history與History不同？？】小說因此是個問題而非答案。
•p35 ……關於革命與文學的發展，他（魯迅）認為有三個階段: 其一，在革命發生之前，抗議社會各種不公不義；其二，在革命期間保持沉默，因為在此期間，大家都將忙於從事革命活動，無暇顧及文學；其三，在革命成功之後，文學兵分兩路，一頭頌揚革命，一頭悲悼過去，總之都是爲了建立人民的文學。
•p37 儘管魯迅與他的對手在表面上口沫橫飛，戰火熾烈，實際上兩造人馬的路子卻越走越近。
•而如果不是共產機器在幕後推波助瀾，文壇上的論戰，至少就某個程度來說，不可能變得如此火爆。
•p38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時，魯迅、茅盾和他們的敵手都同時參加了左聯，一統在聯合陣線的大旗之下。【爲什麽會成立左聯？】
•p44 一九三五年，茅盾發表了《“革命”與“戀愛”的公式》一文，他指出“革命加戀愛”的小說已蔚為一時風尚，這類小說不外操演三道公式。小說家首先著墨于革命事業和浪漫情欲之間的“衝突”，在小說的結尾又不免要高呼筆下的角色應以革命的大局為重，放棄兒女私情。緊接這道“衝突”的公式之後，就是“互惠”公式。小說家不再把革命寫成一種阻礙，相反的，革命變成一種誘因，促使戀愛中的男女同心協力，共赴革命。最後這道“互惠”公式發展為“革命至上”公式。革命已經不再是青年男女追求愛情的條件：革命就是愛情。【作者的寫作剛好應驗了所謂“公式”難道就是不可以的么？（不只在這個語境中講）】
•p45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革命加戀愛”的課題不只和左派作家有關。早在一九二八年四月，國民黨就曾贊助一本專書出版，書名就叫《革命與戀愛》，作者是社會學家兼文化論者洪瑞釗。……“在革命性與戀愛熱同時高漲的青年，雙方的消長與利害，已經成了極大的問題，且非馬上解決不可。”……在國家存亡之秋，一個堅強的革命者必須壓抑個人的欲求，以公共福祉為重；他必須調整他的情感，避免陷入或禁欲、或放蕩的兩極。
•p47 茅盾以為，如果“人在逆境下所顯露的各種弱點”是現實的寫照，小說家的責任就是把這些樣貌如實地記錄下來。
•茅盾把蔣光慈“革命加戀愛”的小說總結成一道三段論式（衝突——互惠——革命至上），儘管意在嘲諷，卻也點出蔣氏如何透過“革命加戀愛”這一創作模式，克服甚或超越了革命與戀愛兩大主觀意志之間的張力。
•茅盾的風格表現了安敏成所謂的“現實主義的限制”：他越是要暴露社會困境，以為改革的動機，反而越（在無意間）暗示了任何改革皆是徒然之舉。
•p51 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宣佈將革命的浪漫主義納入他的文學體系。他與他的班底所做的其實就是在召喚蔣光慈的幽靈。畢竟蔣光慈以下，還有誰比毛澤東更積極、更果決地為歷史的普羅機器披上詩的錦袍？
•p62 劉劍梅曾指出：“……藉由質疑愛情與革命對女性的影響，白薇實際上是對“革命加戀愛”的公式本身提出挑戰，使愛情與革命的神話頓時化為徒具形式的文字賣弄。” 從“男性的”政黨政治轉移到“女性的”情色政治【這種轉變從何體現？爲什麽是“男性的”政黨政治？】，白薇此舉已經重新建構了“革命加戀愛”共時，賦予其更多曖昧性。
•白薇作品里最具爭議性之處，因此不是她寫出革命不切實際的本質，而是她寫出女性革命者雖已看出革命的虛幻本質，仍然將錯就錯，擁抱革命的無奈。換句話說，白薇關心的是革命與愛情作為一種（女性）存在的境況或前提，而不是革命與愛情作為理想未來的憧憬。
愛情故事
•p65 自一九四〇年以來，共產黨有關個人行止的論述已經開始聖賢化起來，對任何“不當”的浪漫元素尤其壓抑得緊。茅盾與其傳記作者顯然認為他與秦德君的戀愛有損其人的政治形象，所以諱而不言。
•p69 一九二八年，這位讓茅盾拜倒在石榴裙下的女人只不過二十三歲，卻已經跟兩個男人談過戀愛，替他們生了三個孩子，而她居然仍保有個人的行動自由與活力。
•p74 對前衛讀者與作家來說，“革命加戀愛”一方面可視為一種文學隱喻，用以挑動、促成社會自我改革的慾望，另一方面也可看成是一種政治訴求，呼籲社會在公共與個人的領域里重新分配身體資源。不過茅盾的案例所顯現的倒是一種新的模式。不論是在文字上抑或在現實世界里，茅盾原意是把文學隱喻和政治訴求二合為一，付諸實踐。但是他努力的結果徒然暴露了現實難以捉摸的特性。
•……茅盾可能比其他人更早領悟到：寫實主義之所以動人，原因不在上述的教條，而在於寫實主義啟動——而非鎖定——生活的流變；寫實主義揭露了任何改革之必然里所潛藏的偶然；此外，寫實主義寫出的不是慾望的實踐，而是慾望的可望而不可及。
•p75 茅盾曾經那麼珍視的“革命加戀愛”現在兜了一個圈子，又回到原處，兜回到慾望與怨懟的源頭。
•p79 也許他倆（蔣光慈與宋若瑜）太愛對方——或者，他們都太愛自己——才使得他們能夠透過書信來創造、經營自我和對方的形象，從而使戀情加溫。
•p81 近年來，疾病與中國現代性間的象徵關係成為一熱門的研究課題。學者如黃子平、蘇煒、隨安德、唐小兵等都有專文論述，指出個人的“疾病詩學” 乃是瞭解國家“政治病源學”的關鍵。【什麽是疾病與中國現代性間的象徵關係？？“疾病詩學”？“政治病源學”？？】
•p82 ……一個人既然已經決定獻身革命或愛情，爲什麽不能以一種豪放浪漫的“病”態來完成他的犧牲？當革命家在情傷、在國難中真正的“嘔心瀝血”，萎頓而逝，正不啻爲革命神話添增一縷（饒有藥味的）哀思。當疾病與死亡雙雙被刻劃成革命的必然代價，一種荒謬的英雄主義於焉誕生。浪漫主義的個體和共產主義的群體在蔣光慈筆下，及身上，戲劇化地融合起來，成為一體。
•p88 我在蔣光慈、宋若瑜、吳似鴻三人的例子裡，已將肺結核視為一種隱喻，在革命與戀愛、愛情與死亡間穿梭。拜傳統文學想像與醫學論述之賜，肺病固然病灶凶險，卻被賦予一浪漫的向度。蔣光慈和宋若瑜的死於肺病，儘管在現實生活裡毫不浪漫，卻可昇華成他們爲愛情、爲革命捨身的象徵。相形之下，淋病就像梅毒一樣，只會引起大眾的恐懼與嫌惡，原因無他，這種病一般源自放蕩的生活與濫交，在道德上當然不見容於社會。
尾聲
•p93 “革命加戀愛” 的熱潮在抗戰前夕倏然停止。這一論述及創作的終止既代表國家及社會敘事風格的改變，也暗示革命話語的正確性受到越來越嚴密的監控。除此之外，這一論述的終結也標示著一代革命作家的青春不再。他們似乎越來越理解理想與現實的差距，願意與“歷史”妥協。
•隨著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一九二七年大革命 男女所渴望的“革命”在理論上已經大功告成。但一場又一場的權力鬥爭隨之而來，全體國民於是又被動員起來“繼續革命”。同樣的，“愛情”又再一次被抬了出來，但是這一次全民的愛欲對象無他，就是毛主席一人而已。
第二章 歷史與怪獸
•p106 對姜貴和其他作家而言，失去大陸其實是讓個人失去安身立命的所在。所以當他們撻伐共黨禍國的同時，他們也得 面對自身存在的危機。對他們而言，大陸淪陷不只意味政權的轉移，也成為一種象徵，代表歷史的陷落及創傷的開始。
•識者或要質問，早在共產政權之前，現代中國不就充滿自然與人為災難？共產革命可能是天災人禍積累出的結果，而非原因。【共產革命可能是天災人禍積累出的結果？！】……姜貴……認為就算近代中國歷史戰亂不斷，但其正統之道始終維持不墜。這一正統指的是文化、思想，以及政權一脈相承的傳統；對姜貴而言，國民黨政權便代表這一正統。在推動中國改革的過程里，國民黨雖然失誤連連，但它仍不失為維護歷史道統的中堅。相反地，共產黨的肆虐則被視為離經叛道，偏離正統——正如同歷史上那些竊國篡位的時代。
•p107 已有研究指出，“正統”一詞其實出自古代曆法，嘗為史家用以定奪朝代更易的正當性與否。到了秦代，“正統”的意義衍伸為統治者所征討、併吞的疆域之一統。從時間上的賡續到地理上的統一，兩種正統觀都曾被用來作為底定皇權的利器。透過正統觀念，時間與空間同為政治實體的興衰作背書。但是深植在時空規則下的，其實是政治權力與其內爍道德優勢的互動；時空的統一只是作為君權展現其道德實力的場域。……對史家而言，即使所有朝代都宣稱自己承襲正統，“正統”的興替仍舊端視道德力量的消長而定，有“徳”之君方能得之。
•p114 儘管革命的理想應是啓蒙與進步，革命的實踐卻是個向下沉淪過程。當多數作家對共產黨興起作線性的、因果邏輯的描述，姜貴看到的卻是一種迴旋，在其中政治、道德、慾望的驅力相互糾纏，從而產生不可思議的畸形怪物。
•p130 晚明小說對“惡”的生成感到興趣，由李清對魏忠賢的描寫可以為證。惡不再只是神秘的天賦，也不是強徒大盜才會幹下的勾當。只要時空條件得當，罪惡可以在凡人與普通環境中滋長。
•p131 收到王（陽明）學的影響，晚明思想界時興一種看法，認為即使匹夫匹婦也可以藉修身養性而超凡入聖，即所謂人人都可以成為聖賢。《梼杌閑評》對此說做了一個大逆轉。小說顯示，平凡人一旦得到改造自己的機緣，可以成為聖賢，也同樣可以成為惡徒。（不過這種說法與荀子的性惡說又不同……）
•p133 真正的“梼杌”並不是魏忠賢個人，他只不過是怪獸所披的那張人臉。【然而譴責機制並不能抹殺各人在其中的作用吧？同樣的機制，不同品性的人也還有不同的作為。】
•p150 “理性之夢滋生獸性。”十八世紀末葉西班牙畫家哥雅的這句話頗能啓發我們思考人類追求理性，卻由理性招致相反的後果——獸性——的弔詭。
•p151 《梼杌閑評》藉着思考獸性與人性的距離，提出一套獨特的史觀。【爲什麽說這是一種史觀？】依循晚明“人人皆可為聖賢”的道德論述，李清導引出相反的觀點。他認為凡人向善趨惡的機率不分軒輊……由此，李清為晚明修身以求晋身聖賢的論辯，添加了反諷的面向。

第三章 詩人之死
•p157 如果說中國“現代”精神，亦肯定生命進取，日新又新是尚，那麼論者或要詰難朱湘、陳三立、王國維之死，是時代落伍的表徵。然而，這些詩人的“不識時務”卻更可能帶有一種深思熟慮的複雜性，與那些走在時代尖端的摩登文人相比，反而更體現他們絕不隨俗的“現代”感觸。
•p159 識者通常認為造成（文學）自殺層出不窮的主要原因，在於政治。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席捲中國的前夕，沈從文企圖自殺未遂。這一事件只是一個不祥的前兆，預示以後數十年間文學界即將接踵而來的悲劇。
•p160 但正如其子舒乙所言：“真正的‘捨身’卻發生在最不應該發生的時間，最不應該發生的地點，最不應該發生的人物，最不應該發生的情節上。”……老舍《茶館》（一九五七）中的一句話又回到耳邊：“我愛咱們的國呀，可是誰愛我呢？”
•p161 阿爾瓦雷（Alfred Alvarcz）在探究文學與自殺的關係時，曾提出兩類追求“自我了斷”的類型。一種類型為“極權主義藝術家”，指的是藝術家因為受一種非人的、壓抑的外在社會體制，而終於選擇自殺，或“保持沉默，那死亡的同義語”。另一種類型是“極端主義藝術家”，指的是具有內在自毀力量的藝術家，他/她“在可能與不可能之間，刻意探求那一狹窄的、暴力的地帶，鋌而走險。”

聞捷（趙文節）
•p171 我以為詩人非常可能是從他曾堅信的“極權主義”教條中，汲取他“極端主義”的死亡動機。如此，他的死便為阿爾瓦雷的二分法添加了曖昧的層次。
•p172 聞捷羅曼蒂克的愛欲與他當年的政治激情似乎如出一轍。
•在前現代時期，自殺曾被視為一種犯罪行為，因為它僭越了那原本由君主或上帝來操持的死亡權力；在現代時期，自殺則移轉到私人領域。
•p175 我們所關心的要點有二：其一、自殺的“死無對證性”與自殺的“可表述性”間的對話，以及這一對話如何見諸聞捷與戴厚英間的寫作“接力”；其二、共產革命的律令與革命主體發言權二者間所形成的張力。
施明正
• p198 我想起了卡夫卡的話：“寫作乃是一種甜蜜的美妙報償。但是報償什麽呢？這一夜我像上了兒童啓蒙課似地明白了，是報償替魔鬼效勞。”
顧城
•p212 在一個詩歌日益被社會邊緣化的時代，這些詩人仍以宗教般的狂熱，堅守自己的志業，當然令人矚目。但奚密在詩人的忠誠里，看出一種矛盾的傾向，集特立獨行的先鋒姿態與走火入魔的毛派霸氣於一身。奚密問道：“無論怎樣風馬牛不相及，對詩歌的崇拜，是否與對毛的崇拜，對中國的文學傳統的崇拜，以及對廣義的共產主義傳統的崇拜，有所關聯？如果的確有所關聯，則先鋒詩人是否在批判毛的傳統同時，又暗暗助長了毛的傳統？”批評家張頤武則從另一視角，視顧城之死為“一個時代的終結”，即，在毛主義的殘骸與碎片中尋找新烏托邦的時代的終結。張頤武以為八〇年代中國大陸的“文化熱”，至此煙消雲散，而顧城之死，甚至標誌著最後一個“國族寓言”的死亡。
結語
•p224 我們於是又想起了謝燁。她出人意料的慘死，令詩人顧城憧憬的乾乾淨淨的自我毀滅，陡然沾滿別人的血污。
第四章 魂兮歸來
•p229 古典說部中充斥著怪力亂神的描寫，無時或已。這似乎暗示歷史上“太平之世，人鬼相分”的時代難得一見，反倒是“人鬼相離”成為常態。鬼魅流竄於人間，提醒我們歷史的裂變創傷，總是未有盡時。跨越肉身及時空的界限，消逝的記憶及破毀的人間關係去而復返，正有如鬼魅的幽幽歸來。鬼在死與生、真實與虛幻、“不可思議”與“信而有徵”的知識邊緣上，留下曖昧痕跡。
書寫即招魂
•p234 就字源學考證而言，“鬼”在遠古與“歸”字可以互訓，是故《爾雅》有言：“鬼之為言歸也。”“歸”意味“返其家也”……歸是離開塵世，歸向大化。死亡亦即回到人所來之處。
現實主義中的幽靈
•p242 寫實主義論述的核心之一就是驅妖趕鬼……事實上，爲了維持自己的清明立場，啓蒙、革命文人必須要不斷指認妖魔鬼怪，并驅之除之：傳統封建制度、俚俗迷信固然首當其衝，敵對意識形態、知識體系、政教機構、甚至異性，也都可附會為不像人，倒像鬼。鬼的存在很弔詭地成了必要之惡。
體魄的美學
•p252 隨著此一寫實信條而起的，是我所謂“體魄的美學”。堅實強壯的身體是充實國家民族想像的重要依歸。尤其在中國的革命論述及實踐里，自毛澤東的《體育之研究》到文革時期的集體勞動改造，我們可以不斷看見意識形態的正確往往需由身體的鍛鍊來證明。

《歷史與怪獸》的笔记-第58页 - 罪抑罰？

反抗暴力的文學每每形成又一種文學暴力，而控訴不義的創作活動也可能首當其衝，變為被控訴、迫害的對象。尤有甚者，當作家或因由外在壓力，或基於自我檢查，選擇沉默作為因應暴力的方式，“寫作”成為無聲的消磨，一種最吊詭的反抗或認同暴力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