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獸之城》书评

《野獸之城》：成為人之前，我們都是野獸

閱讀《野獸之城》的途中，我不時聯想到日本電影《惡之教典》（悪の教典，2012）。無論是譽田哲也，還是三池崇史，同樣毫不留情指出我們所不願面對，更不想承認的事實：每個人的心中都存在一份惡。人一旦出生於世上，即展開一連串「社會化」的過程，不管是家庭、學校，抑或其他形式的社交場合與大眾媒體，無不以各式的規範和意識形態灌注於每個人身上，其目的無非是讓生物個體進化為社會人，進而融入社會群體之中。或許因各地風情不同，所信奉的價值也略有出入，唯一共通的是，惡絕對所有人類亟欲排除的性質。只是，惡有那麼容易徹底根除嗎？事實是，就像譽田哲也以《野獸之城》為名，書寫的卻是現代日本社會的故事一樣，惡從來就無以控制或消滅，更遑論根除了。故事以一宗發生於1996年至1998年間，但直到2002年才浮出水面的「北九州監禁殺人事件」為本，譽田哲也一方面以犯罪推理小說的手法，企圖重建案發過程並反映犯罪者的動機，另一方面不斷湧出的惡，卻又不斷摧毀我們對秩序的想像。重建案發過程不僅是為了釐清犯案始末，找出動機，更是為了爬梳，讓一切行為都有依歸。這就是警方進行搜索、訊問和開會討論的目的。之所以要這麼做，除了可以作為預防犯罪的依據，更重要的是，我們想將惡納入掌控。因為如果不能遏止惡的發生，那麼至少要將之歸納進某個脈絡之中，藉以控制。不過，誠如三郎所說：「然而有些人的犯罪……卻完全沒有理由。」人性本來就不是可以分析和計算的化學題目，同樣的道理，惡既然存在人性之中，自然難以闡明。於是乎，故事裡雖然存在犯罪者、被害者和看似動機的梳理，整起事件也隨著尾聲告一段落，卻無法讓人產生塵埃落定的安心感。這種感覺究竟從何而來？是詳實到令人不忍卒睹的犯案過程嗎？我倒認為是來自於譽田哲也對既定價值觀的拆解。首先是理想家庭的崩壞。我們以為，所謂的理想家庭包括父親、母親和子女等角色，各司其職，相互敬愛，又彼此依賴，齊力打造一個充滿愛與關懷的共同體。故事中主要的「家庭」確實是依此公式組成，卻呈現出一幅駭人的異色圖像。不管是為了愛、為了守護所愛，還是為了自己的生存，這些人可以忍受酷刑般的虐待，也可以眼睜睜看著親人在自己面前儀態盡失的醜陋樣貌。家人是世界上最緊密的連結，然而這也是一種羈絆，使人脆弱，也使人勇敢，更使人堅韌到殘酷、到不可思議。因此所有犯罪過程的描述都宛如與己無關，帶有冷靜的疏離感，即使是女兒支解父親屍體的場景也是一樣。既然這樣，家人的意義到底是什麼？日本導演園子溫曾以《紀子，出租中》（紀子の食卓，2005）呈現「出租親人」的概念，將家庭裡的角色架空，成為可隨意代入的框架。譽田哲也筆下的「家庭」大致如此，每個角色都需要有人扮演，如果出現角色重疊，必然產生競爭，弱肉強食，只為完整「家庭」結構。於是姊姊和母親為了保全自己，爭相與「父親」發生關係，以鞏固在這個「家庭」的優勢地位。原本的家人關係在這場爭奪戰中，全然失去意義。在家庭之後，譽田哲也下手的目標是文明與野蠻之間的界線。文明是人類社會發展和進化的明證，代表著理性和秩序；說穿了，即隱含著「一切皆在掌控之中」的意義。相對於此，那些難以控制、脫離秩序的人，便被歸為野蠻，或者乾脆視作「他者」，貶為野獸。譬如無法追究出動機的犯罪者，「他們不是人類。他們的內心是野獸。只是扮成了人類。」三郎如是說。對於文明社會而言，野蠻無疑是種威脅，是必須排除的對象，就像聖子的父親。辰吾和聖子是一對已進入同居生活的甜蜜情侶，然而恩愛的日子卻在聖子父親的到來後開始產生變化，尤其他又是「窮酸、不潔、像個落魄人士」的「大熊」，這讓辰吾「受到很大的衝擊」。辰吾和聖子固然尚未步入禮堂，但是由他們的生活模式來看，幾乎是一個小家庭，也就是文明社會所建立之價值。另一方面，突然闖入的聖子父親正如同他的外貌，是野蠻的象徵，是以辰吾視之為「大熊」。辰吾不斷提示聖子，想讓她的父親離開他們的家，甚至偷翻他的行李並跟蹤他，只為找出正當的理由驅逐他。因為，文明是不容許一絲的野蠻來玷汙、侵犯。只是，文明與野蠻根本是浮動的概念；或者應該說，文明其實是經過偽裝之後的表象。在此，我們必須回到書中那個「家庭」。在進入「家庭」之前，每個人不論是否有缺陷，至少都身披文明的外衣，予人正常的想像。然而在成為那個「家庭」的一份子之後，卻都徹底轉化，成為野蠻的怪物，可以不帶絲毫情感去傷害他人，即使是小孩也一樣冷血。我們總以為小孩是純潔無瑕的象徵，卻沒意識到，白紙更能輕易染上顏色。不過換個角度想，如若小孩是白紙，那麼所謂的文明也不過是染色後的結果。同樣的道理，與其說人性本善或本惡，我更認為是兩者並存，相互消長。是以每個人都能習慣那個「家庭」殘忍無道的運作模式，因為這是本能。別忘了，在成為人之前，我們都是野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