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条件下我国通货膨胀传导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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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条件下我国通货膨胀传导机制研究》分为七章。第一章 为开放条件下通货膨胀传导的文献综述。在开放条件下，境外通货膨胀因素会随着商品服务贸易以及资本流动对国内物价水平带来冲击，这种冲击会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扩大而增强，因此，本章主要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渠道对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理论进行了梳理。经常项目渠道是指国外通货膨胀通过商品服务贸易和汇率变化对国内物价水平带来冲击，即沿着进口价格水平一生产者价格水平一消费者价格水平这一价格链条的递进影响。在宏观经济文献中，国际商品价格和汇率的波动被视为对一国经济的外部冲击，而且通常在所谓汇率传递框架下考察其对国内物价水平的影响。汇率传递可被理解为一单位汇率变动所引起的国内物价水平变动。汇率变动对国内物价水平传递可分为两个阶段，即汇率变动对进口价格指数的传递，以及进口价格指数对生产者价格指数和消费者价格指数的传递。从第一阶段汇率传递来看，由于因市定价、目的地货币定价和经销成本、跨境生产等因素的影响，汇率变动对进口价格的传递效应低于1。从第二阶段汇率传递来看，进口价格指数对生产者价格指数和消费者价格指数的传递效应取决于诸如一国的开放程度、国内通货膨胀环境、。货币政策体制等更为宏观的因素。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国贸易部门相比非贸易部门规模越大，进口品价格在消费者价格指数中的比重会越高，进口价格变动对国内价格的传递效应也相应的越大。通过大量的分国别或分行业的汇率传递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汇率传递是不完全的，并且沿价格链条递减，即对进口价格指数、生产者价格指数和消费者价格指数的传递逐渐减弱。面对近年来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国内学者也开始从人民币汇率传递效应的角度来研究经常项目下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总体来看，在大多数已有文献中，我国的汇率传递效应都是较低且存在明显时滞，人民币升值对于抑制当前的通货膨胀所起的作用不大。但是，在这些文献中，2006年下半年之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飙升及其对我国国内通货膨胀的影响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也是《开放条件下我国通货膨胀传导机制研究》将要研讨的重点。

相对经常项目下商品进口价格变化以及汇率波动对通货膨胀传导的直观性，资本渠道下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更具隐蔽性和间接性，这方面的文献研究也相对较少。归纳起来，关于资本渠道下通货膨胀传导研究主要从资本账户开放以及资本账户开放后资本流动两方面展开的。关于资本账户开放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尽管学界还存在争议，但在"动态不一致性"理论框架下，大多数研究认为开放资本账户能够影响货币需求弹性，提高货币当局采取宽松货币政策的成本，可以有效约束货币当局，改变私人部门对未来货币政策的预期，从而有利于降低通货膨胀。换言之，开放资本账户后，政策制定者向私人部门传递一个信号：货币当局愿意承担宽松货币政策所带来的资本外逃惩罚，这样货币政策制定者可以改变私人部门对未来货币政策的预期，继而降低了增发货币的动机，并降低了动态一致的通货膨胀率。关于资本流入对通货膨胀影响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对货币供给量影响方面，国外资本流入会增加中央银行外汇占款，通过货币乘数扩大货币供给，进而产生物价上涨的压力。具体的研究则把资本分为实体资本和非实体资本，从资本流入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影响两方面展开。实体资本为外国直接投资(FDI)，投资期较长，资本相对比较稳定；非实体资本则是指与实际生产交换没有直接联系、以货币形态存在、以追逐风险利润为目的、投机性较强的短期资本。实体资本流入会加大投资数量，使一国投资水平快速提高，投资水平的提高必然伴随着对总需求的扩张，最终引致价格上涨。非实体资本则通过影响资产价格带动国内价格水平变化。这种作用机制与商品市场的供求理论并无差异，资产价格虽然没有包括在反映通货膨胀水平的CPI指数和其他物价指数上，但是资产价格变动却能够作用于消费和投资，通过影响总需求进而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或者直接通过成本传递效应拉升通货膨胀。

第二章 是开放条件下通货膨胀传导的理论模型，分别构建了关于通过经常项目渠道和资本账户渠道传导通货膨胀的模型。在经常项目渠道传导模型中，运用IS-LM分析框架，建立了包含产出、实际汇率、利率、价格、工资、货币需求、进口商品份额等变量在内的经常项目渠道下通货膨胀传导模型，以进口商品价格占CPI或物价指数的权重代表贸易开放程度，分析经常项目渠道通货膨胀的传导效应。推论结果表明，贸易开放程度的扩大使得货币扩张的价格上涨效应进一步增强。换言之，中央银行试图通过扩张货币刺激产出的政策效果将随着对外经济贸易发展而下降，而货币扩张的价格上涨效应反而更强，这样中央银行所面临的政策动态不一致性问题就更为严重了。将其纳入Kydland和Prescoott(1977)的框架下，也就意味着中央银行面临的约束更强。换言之，更高的贸易开放度可以产生低通货膨胀政策的承诺机制，并进而降低通货膨胀率。此外，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还使得本币升值的物价下降效应进一步增强。资本渠道下通货膨胀传导模型则从资本账户开放后资本流动性对国内通货膨胀的影响来分析。这一理论框架为考虑不同汇率制度的总供给总需求模型。通过建立一个包含商品市场均衡条件、国际支付条件、货币市场均衡条件、汇率制度、工资和价格在内传导模型，分析了在不同汇率制度下资本流动对国内通货膨胀水平的影响，推论出资本流动性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有赖于货币当局实施的汇率制度。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资本流动性与通货膨胀呈正相关关系，而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资本流动性对国内通货膨胀的影响较小。

第三章 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次通货膨胀回顾和现状分析。分析了1979～1980年、1985～1986年、1988～1989年、1992～1995年以及始于2007年的这几次通货膨胀的基本情况，并重点比较分析了本次通货膨胀与其他几次通货膨胀的异同点。由于本次通货膨胀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深以及我国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提高背景下形成的，因此，本次通货膨胀形成原因更为复杂，既有形成通货膨胀的共性因素，也有一些特性因素。从共性因素看，主要是投资过热，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带动了物价水平上涨。而特殊性则在于前几次通货膨胀都是发生在短缺经济条件下，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通货膨胀表现为物价水平的全面上涨。并且，前几次通货膨胀发生在经济开放程度不高的环境下，主要受国内因素的影响，国外因素的冲击影响较小。而本次通货膨胀则是发生在我国已经告别短缺经济的条件下，因此，主要表现为物价结构性上涨。同时，本次通货膨胀是在开放经济背景下发生的，不仅受到内部因素影响，国外因素也对国内物价水平带来较大冲击。主要表现为：国际性通货膨胀的输入影响，进口商品价格大幅上升提高了国内厂商的生产要素价格和生产成本，并最终间接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以美国巨额贸易逆差和我国巨额顺差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全球经济失衡，带来了国内流动性过剩，市场利率处于较低水平，放大资产价格泡沫，造成通货膨胀上升压力。因此，从深层次看，本次通货膨胀与前几次的差别更多是由于其所处的经济体制、市场环境、运行机制的不同造成的。对于治理本次通货膨胀需要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深入考察其传导机制，并采取相应治理对策。

第四章 为开放条件下我国通货膨胀传导的实证分析，分别计量分析了经常项目渠道和资本渠道对国内通货膨胀的传导影响。在经常项目渠道的实证分析中，通过构建一个包括国际石油价格指数、产出缺口、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进口价格指数、生产者价格指数(包括2类分类价格指数)、消费者价格指数(包括7个分类价格指数)、货币供应量等七个变量在内的结构VAR模型，并运用脉冲响应、方差分解、历史分解等方法，考察了1997年1月～2008年8月期间国际石油价格和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通过经常项目渠道的外部冲击对我国国内物价水平及其分类指数的传递效应。得出主要结论有：(1)不管是价格传递，还是汇率传递都是不完全的、滞后的和递减的。脉冲响应结果表明，国际石油价格上涨1％，6个月之后我国进口价格指数、生产者价格指数和消费者价格指数分别上涨0.78个、0.51个和0.17个百分点；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上涨1％(即人民币升值1％)，6个月之后我国进口价格指数、生产者价格指数和消费者价格指数分别下降0.28个、0.11个和0.03个百分点。(2)国际石油价格冲击对我国国内物价水平的变动影响较大，而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对我国国内物价水平变动的影响则较弱。方差分解结果表明，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冲击对国内物价水平变动的解释力不超过1％，而国际石油价格冲击对我国PPI变动的解释力达到29％，产出缺口冲击对我国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变动有一定的解释力(达到8％)。(3)国际石油价格冲击和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冲击对我国国内不同类别生产者价格指数和消费者价格指数的传递率呈现出较大差异。其中，国际石油价格冲击对生产资料生产者价格指数的传递率远高于生活资料生产者价格指数，对重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的传递率也远高于轻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对食品和居住类消费者价格指数的传递率较高；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冲击对生产资料生产者价格指数的传递率高于生活资料，对重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的传递率高于轻工业，对各类消费者价格指数的传递率都较低。(4)我国近期消费者价格指数的上扬较多地受到上游价格链冲击、需求冲击、货币政策冲击和供给冲击的影响，人民币升值抑制通胀的效应较弱。历史分解结果表明，在2005年7月～2008年8月这一时期内，上游价格指数(包括进口价格指数和生产者价格指数)冲击、产出缺口冲击、货币供应量冲击、国际石油价格冲击对我国消费者价格指数预测误差的贡献依次为27.72％、12.75％、6.52％和6.39％，，而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冲击的贡献仅为2％左右。

在资本账户开放与通货膨胀关系计量分析方面，运用利率差异测度法来测算我国资本项目开放程度，即以利率风险升水代表一国资本项目开放程度，并引入虚拟变量，反映由于外汇体制改革和加入WTO等制度因素变革带来的资本流入的阶段性变化，分析了资本流入对国内通货膨胀传导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我国通货膨胀率与利率风险升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利率风险升水越大，通货膨胀水平越高。我国资本没有完全自由流动，因此利率风险升水会诱发国际资本寻找多种途径进入我国牟利，从而影响我国外汇占款和货币供给，继而影响我国的通货膨胀；当利率风险升水因利率、汇率变动而缩小时，国际资本同样会流出我国，对我国物价变动产生向下引力。在对资本流入与我国通货膨胀关系的实证分析方面，则重点分析了实体资本流入和非实体资本流入对国内通货膨胀的影响，由于资本流入会以多种形式作用于国内经济进而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因此引入国内生产总值、货币供应量、贸易开放度、代表实体资本流入的实际利用外资额、代表非实体资本流入的利率升水等控制变量，分析了资本流入对国内通货膨胀的冲击。结果表明，通货膨胀对资本流入冲击的反应较大，但持续时间较短，不超过3个月。通货膨胀方差变动中实体资本流入和非实体资本流入分别能够解释5％和3％，在各因素对通货膨胀影响中，约占16.67％和10％。

第五章 为国际初级产品价格变化影响国内物价水平的传导机制。北京地区作为总部企业集中地及大宗商品集中进口地，初级产品的进口占据全国的主要地位，2007年北京地区原油进口占全国的81％；铁矿石进口占全国铁矿石进口总量的18％左右；农产品进口占全国农产品进口总量的11％左右。通过实地调研，重点分析原油、铁矿石、农产品(大豆为主)等对国外依存度较大的初级产品进口价格上涨对国内价格的影响。由于定价机制、传导环节等差异，三类初级产品进口价格变化对其制成品价格的影响程度及其传导效应方面存在较大的不同，从而在进一步影响国内价格水平的传导效应方面存在差异。国际原油价格的变化对其国内制成品的生产成本影响大，对国内制成品价格的传导效应较强，但由于国内价格的管制措施，炼油企业被迫自我消化原油涨价成本，其对国内消费者价格影响较间接。由于铁矿石国内生产加工钢材的环节较多，国内生产加工成本占比较高，因此，铁矿石的国际价格变化对国内制成品的价格传导效应有限。但由于钢材价格市场自主定价，因此，对国内生产者价格指数影响相对直接。豆油油脂本身作为消费品，其国内价格完全放开，因此，大豆的国际价格变化将能非常显著地影响国内制成品的成本，传导效应非常强，对国内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影响较为直接。

第六章 为开放条件下抑制通货膨胀传导的国际经验借鉴，分别对以美国、日本、德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俄罗斯、巴西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开放条件下抑制通货膨胀传导的经验进行了总结梳理。主要经验包括：以抑制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调控目标，维持稳定的通货膨胀目标，引导公众形成稳定通胀预期；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适时调整货币政策目标和中介目标；改革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调控货币供应量；控制财政预算压缩公共开支，实行财政收支平衡；综合运用多种公开市场、再贴现率实施和"窗口指导"等货币政策调控手段调节市场流动性；实行金融体系改革，强化中央银行的独立地位和金融调控功能；加强产业、价格、收入分配等多种政策协调配合等。从中得出一些启示：适宜的汇率制度安排有助于降低通胀风险，适度升值的汇率政策可减轻通胀压力，当前仍需注重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合理的利率水平有利于缓解通货膨胀，控制财政预算赤字可减弱通胀发生，推进经济金融体系改革是金融稳定的基础。

第七章 为开放条件下我国抑制通货膨胀传导的政策选择。在前文的分析基础上，着重提出了以下建议：一是努力化解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我国物价水平的输入型影响，改善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推进资源价格改革，建立重要进口产品的调节基金制度，提高我国进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议价能力。二是利用人民币汇率传递效应较低的有利时机，加快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进程，在遵循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的前提下，通过外贸、外资、投资、产业等宏观政策的调整来进行实际汇率的调整，减弱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大幅调升对我国出口竞争力的不利影响，加速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的发现过程，为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创造条件。三是应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步伐，完善国际收支统计体系，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测预警，建立金融机构外汇资产负债流量统计制度，及时掌握外汇账户的开立及资金来源和流向。四是降低通货膨胀惯性，引导和稳定社会公众的通胀预期，密切关注物价水平的变动趋势，降低物价水平的波动性，既要防止通货紧缩的发生，避免陷入类似日本的长期经济低迷，又要防止通货膨胀的重新抬头，避免给下一轮宏观调控留下隐患。五是加强对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监测，区分临时价格变动与长期的价格趋势，不仅应该关注国际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的直接冲击，也应关注其拉动一般价格水平的潜在可能性，在弄清价格变动属于短期还是长期的前提下，再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六是应更多地利用市场型工具来平抑通货膨胀，大力发展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培育富有弹性的利率和汇率形成机制，更多地发挥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效能，以增强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平抑价格波动，促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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