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评传

章节摘录

王朝的兴亡，与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有着很大的关系。张居正去世后，明朝不可逆转地走向灭亡。在这62年里负有最大责任的皇帝是神宗和思宗，前者在位了38年，后者在位了17年，两者相加共有55年。神宗在张居正死后亲政的最初几年，有励精图治的气象。但在万历十四年(1586年)开始，长期怠政，自毁新政改革的成果。有些史书上记载，他长达二三十年没有临朝，也不接见大臣。与此同时，他为了满足生活上穷奢极欲的需要，不断把宦官派往各地担任矿监税使，横征暴敛，在很多地方激起“民变”。皇帝怠于临朝，勇于敛财，朝中党争朋比之风自然就泛滥蔓延。因而在神宗晚年，政府机构已处于半瘫痪状态。有鉴于此，《明史》卷二一《神宗本纪》说：“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思宗倒是锐意求治，勤于政事，崇尚节俭，但他依然无法解决贪污腐败、门户纠纷等根深蒂固的弊病，他依然试图加派税赋来把财政危机转嫁于民众，再加上他的刚愎自用和褊狭急躁，一方面重要官员因动辄严惩而难以施展其才，另一方面奸佞之徒因善于逢迎而不断受到重用。因此，朝政并未有多大起色，社会矛盾更为尖锐，终于这位勤政之君成了亡国之君。神宗和思宗，如果说前者的荒怠废政是晚明走向社会危机深渊的标志，那么后者的勤政亡国则是晚明的社会危机不可救治的证明。    两位皇帝的统治风格，也在徐光启的一生中留下了印记。神宗怠政，徐光启的不少有关国计民生的奏疏自然得不到重视，不过这也给徐光启有了接触西学和研究科学的机会。思宗勤政，此时的徐光启出相人阁，但皇帝的变化无常也使他一筹莫展，感慨万千。梁家勉的《徐光启年谱》引用有关史料，在叙述谱主生命的最终一年即崇祯六年(1633年)时写道：“此顷，在参与‘密勿之中，时切疆场之念，而[崇祯帝]亦有以宰臣行边之意属[公]。一日，夜分退朝，喜形于色。初不以叨居辅弼之位，遂忘锁钥北门之寄，而绸缪户牖之防，肠盖一日九迥，。时，‘自意可尽展其所为，卒不果"’；于是，“每诵唐人诗：‘一人计不用，万里空萧条’，有‘击碎唾壶’之慨”。    总之，新政废弛、朋党恶斗、贪污盛行、民变蜂起、边患日深以及帝王的荒怠和暴戾，构成了一幅晚明社会危机重重叠叠的图景。徐光启就在这样的历史图景中行走了70余年。    P12-13

前言

徐光启，一个生活于约400年前的人物，距离今天是相当遥远了。但是，人们对历史人物的价值总是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有新的认识，由此历史人物走近了我们，我们也走近了历史人物。    当中国的历史推进到了20世纪和21世纪交替之际，改革开放的浩荡春风，翻卷着全球化的奔腾大潮，使上海成为了中国现代文明的象征。在20世纪90年代，有位散文家看到了，在徐光启的身上，已经显示了上海如此历史走向的端倪。在散文家的笔端下，徐光启是这样出场的：    上海前些年在徐家汇附近造了一家豪华的国际宾馆，叫华亭宾馆，这个名字起得不错，因为上海古名华亭。……早期的上海人也就是华亭人。但是这与我们所说的上海文明基本不相干。我认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进士徐光启，他可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他的墓，离华亭宾馆很近。两相对应，首尾提挈，概括着无形的上海文明。    今天上海人的某种素质，可在徐光启身上找到一些踪影。这位聪明的金山卫秀才，南北游逛，在广东遇到了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一聊起来，十分融洽，徐光启开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么回事。这年他34岁，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宗教精神早已沉浸很深，但他并不把刚刚听说的西方宗教当作西洋镜一笑了之，也不仅仅作为一种域外知识在哪篇著作中记述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来。他并不想放弃科举，4年后赴京应试，路过南京时专门去拜访更著名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询问人生真谛。以后又与另一位传教士罗如望交结，并接受他的洗礼。    洗礼后第二年，徐光启考上了进士，成了翰林院庶吉士，这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已跨进了一道很荣耀的门坎，可以安安心心做个京官。但这个上海人很不安心，老是去找当时正在北京的利玛窦，探讨的话题已远远超出宗教，天文、历法、数学、兵器、军事、经济、水利，无所不及。其中，他对数学兴趣最大，穿着翰林院的官服，痴痴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数学思维。不久，他居然与利玛窦一起译出了一大套《几何原本》，付诸刊行。当时还是明万历年间，离鸦片战争的炮火还有漫长的230多年光阴。    这个上海人非常善于处世，并不整天拿着一整套数学思维向封建政治机构寻衅挑战，而是左右逢源，不断受到皇帝重用。《几何原本》刊行20年后，他竟然做了礼部侍郎，不久又成了礼部尚书。获得了那么大的官职，他就正儿八经地宣扬天主教，提倡西方科学文明，延聘重用欧籍人士，忙乎了没几年，劳累而死。徐光启死后，崇祯皇帝还“辍朝一日”，以示哀悼，灵柩运回上海安葬。安葬地以后也就是他的家族世代汇居地，开始称为“徐家汇”。徐光启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种奇异组合：他死后朝廷追封加谥，而他的墓前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碑铭。    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得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地汇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张居正那样为兴利除弊深谋远虑，不像广东人海瑞那样拼死苦谏，不像江西人汤显祖那样挚情吟唱，这便是出现在明代的第一个精明的上海人。    人生态度相当现实的徐光启是不大考虑自己的“身后事”的，但细说起来，他的身后流泽实在十分了得。他的安葬地徐家汇成了传播西方宗教和科学文明的重镇。著名的交通大学从19世纪末开始就出现在这里，复旦大学在迁往江湾之前也一度设在附近的李公祠内。从徐家汇一带开始，向东延伸出一条淮海路，笔直地划过上海滩，它曾经是充分呈现西方文明的一道动脉，老上海高层社会的风度，长久地由此散发。因此有人认为，如果要把上海文明分个等级，最高一个等级也可名之为徐家汇文明。    徐光启的第十六代孙是个军人，他有一个外孙女叫倪桂珍，便是名震中国现代史的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远远地继承了先祖的风格，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且仍然擅长数学，她所哺育的几个女儿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可看作徐光启发端的上海文明的一次重大呈示。    散文家以上海现代文明的萌发为焦点来透视徐光启，这仅是评价徐光启的一个角度，而且有些说法不很恰当，如讲徐光启不大考虑自己的“身后事”，实际上他正是在认同了天主教关于“身后事”的教义后，最终接受洗礼的。我们之所以大段地引用这位散文家的上述文字，主要是因为由此可以进一步地形成更广阔的视野，这就是把徐光启的思想放到中国的传统文明向近代文明嬗变的历史必然中予以考察和评价。以如此的视野来撰写这本作为思想家的徐光启的评传，并非无的放矢。那位散文家在揭示了徐光启作为上海现代文明的渊源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这一包涵着必然历史逻辑的传承系脉，在今天常常被现实喧闹湮没得黯淡不清”；“忘记了徐光启倒是小事，怕只怕上海文明因失落了远年根基而挺不起身”。如果说当代中国人完全忘记了徐光启，恐怕不那么确切，因为在我们的历史教材中一般都会提及其科学成就。然而，尽管已经有了不少徐光启的传记，对于徐光启在中国传统文明向近代文明转型中的思想地位，还是缺少深入研究。我们希望本书对此有所推动，使读者看到在徐光启那里折射出的从传统走向近代的思想之光。    古人云：知人论世。思想总是时代的产儿，思想也是时代的记录。因此我们首先来展开徐光启生活的时代画卷。

后记

这里对本书的写作情况稍作交代。承蒙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许苏民、周群两位先生的雅意，约请我们撰写这本评传，然而，我们由于种种原因，交稿日期几次拖延，但他们一再予以宽限，该中心负责本书稿的蒋广学先生更是给了我们很多具体的修改意见。因此，在本书出版之际，首先要感谢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以及上述三位先生。    本书由陈卫平拟定初步写作提纲，然后分工写作。陈卫平撰写前言、第一章、第二章，李春勇撰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并编写了附录，最后由陈卫平统稿。    在本书的撰著过程中，曾得到上海市徐汇区图书馆韩建东馆长、上海市徐汇区文物文化管理办公室陈敬友主任提供研究资料，上海行政学院图书馆的几位同志也提供了大量的帮助，使我们得以充分利用其馆藏文献。我们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为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成果。

书籍目录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亚明前言第一章  “天崩地解”与“推故而别致其新”  一、重重叠叠的弊端危机  二、星星点点的异质新芽第二章  学优则仕与《诗经》的解读  一、“家世清白”的农家少年  二、泥泞坎坷的科举“烂路”  三、经学与文学之间的《诗经》研究第三章  宦海沉浮与经国济世的方略  一、五进四退中的无奈  二、党争漩涡里的周旋  三、富国强兵的理想第四章  皈依洋教与“修身事天”的思考  一、从相识到受洗  二、信教、传教和护教    三、“归诚上帝”与“补儒易佛”第五章  “度数之学”与以数学为基的思想    一、《几何原本》的翻译、出版和贡献    二、“明《几何原本》之用”的数学著作    三、“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的数学思想第六章  “格物穷理”与近代科学先驱的眼光  一、《农政全书》与农学研究?  二、《崇祯历书》与天文学研究  三、“会通以求超胜”  四、近代科学幼芽的萌动第七章  著作、传记和墓地、遗迹  一、著作整理和刊印  二、某些有关天主教的论文及争议  三、传记、年谱  四、墓地和遗迹附录  一、徐光启生平大事年表  二、徐光启著述年表  三、主要参考文献索引  主要人名索引  主要词语索引后记

编辑推荐

徐光启所处的时代，是“天崩地解”前夜的动荡腐朽时期，也是“推故而别致其新”的多元裂变时期。他既是在科举“烂路”上屡败屡战的传统儒生，又是倡导近代科学思维的前驱人物；他既是浸润于尧舜孔孟程朱陆王的士大夫，又是试图以天学“补儒易佛”的洋教徒；他既描绘了会通中西以求超胜的宏伟蓝图，又无法冲破旧世界的制度网罗；他既具有正派清廉的高尚道德，又不乏周旋官场的政治智慧。

作者简介

本书把晚明期间的徐光启(1562—1633)放到中国的传统文明向近代文明

嬗变的历史必然中予以考察和评价。徐光启所处的时代，是“天崩地解”前

夜的动荡腐朽时期，也是“推故而别致其新”的多元裂变时期。他既是在科

举“烂路”上屡败屡战的传统儒生，又是倡导近代科学思维的前驱人物；他

既是浸润于尧舜孔孟程朱陆王的士大夫，又是试图以天学“补儒易佛”的洋

教徒；他既描绘了会通中西以求超胜的宏伟蓝图，又无法冲破旧世界的制度

网罗；他既具有正派清廉的高尚道德，又不乏周旋官场的政治智慧。总之，

徐光启的思想既有孕育近代文明的超前性，又有束缚于传统的滞后性。因而

他既是传统社会立言、立功、立德的理想人物，又是为传统社会压抑而郁闷

的悲剧人物。试想，如果徐光启思想的近代胚芽在当时能够生长发育，那么

中国的近代社会及其思想史大概就是另一种写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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