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三年日记
出版社: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年4月
ISBN:9787534734328
作者:贾植芳
页数:364页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2条)
-
傍晚当当网送来了贾植芳先生的《早春三年日记（1982---1984）》，我购此书全为看1983年夏志清访华时贾植芳的记录，对于其他内容并无好奇。孰料一翻之下竟看到了许多知识分子的轶事和当时政治、文艺活动的私人观察、感言，许多内容闻所未闻，是极新鲜的史料，以贾先生在胡风案中表现的人格和操守，相信这些第一手资料有极高的可信度。试作一整理与评析。夏志清夏公是我买此书的动机，原只为看看贾植芳对夏志清复旦之行的记载，不料也看到了贾植芳阅读《小说史》的感言，惊喜之余也为贾先生的态度大跌眼镜。1982年12月24日，贾记“老何送我一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文版台北出版）”，老何即是何满子，当天又记“灯下翻夏着小说史，他将我的名字写成贾冀汸，但从他第二次提到被政府（南京国民党反动派）囚禁的胡风朋友“贾冀汸”说明这是指我而言的”；1982年12月26日，贾记“全日读完夏志清的书，这是一个反共文学史家，政治上对中国现实持仇视态度，但在文学分析评论中也反映出一些西方现代性的观念”，此外1982年12月25日，贾植芳因为读了《小说史》中张爱玲部分发了些感叹，说“这本书上说，当时中共看不起她，不合事实”，披露“上海第一次文代会，夏衍曾邀请她参加”。初看这些文字，实在让我诧异不已，在自己的日记中，贾植芳竟如此保守慎微，甚至提到国府时仍以“南京国民党反动派”称之，而他一口一个“反共”、“政治反动”实在不像是一个坐了二十多年牢刚刚被释放的文人政治犯的心声，这些莫须有的指称当年也是对他定罪的关键词，他应该对其保持敏感甚至反感，所以我在心里替贾先生找了一个原因：对胡风案心有余悸，怕自己的日记再被拿去作罪证，只好无奈地在此表表忠心。否则，如何解释他在12月25日同一天的日记里大谈五四的民主与自由，指斥某些人的“封建专制主义”呢？可惜，接下来的阅读使我马上推翻了自己一厢情愿的好意推测，贾先生对共产党的感情态度绝不是我简单的逻辑推理可以理解的。此方面的表述在日记中流露甚多，下面我还是将围绕夏志清访复旦这件事作一展开，其余的会在之后的汇编中展示。1983年6月26日，贾记“下午吴中杰来，说是29日夏志清来访，要看看夏的书，准备准备”、“但夏的这本书政治观点反动，“对着干”，不过也有它一得之见，又不同于我们的“大批判”的信口胡扯，造谣诬蔑，血口喷人这种流氓战术，是其可取之处，因尚顾及自己的体面也”，如果说此处的评论贾先生还是站在左派文学史家的观点来评价夏着，那我予以理解，然而对于夏志清着作没有像御用共产文人那样信口开河是因为“尚顾及自己的体面”一说，大可商榷，一个是披沥十载呕心沥血作史的学者，另一群是走狗般的文棍，怎可作此类比。但是接下来的几处终于开始让我疑窦丛生。1983年6月27日，贾记“他说，美籍夏志清教授夫妇29日上午来访，要我接见，下午据老耿说，北京文联等单位，因此人政治上反动，有反对邀请他的表示”，大有附和文联之意，接下来夏志清到访之日的记载则几乎可称荒谬了。1983年6月29日，贾记“由于此人政治思想观点反动，接见规格放低了，由上午九时到十一时半，既未留影，也为赏饭”、“当他看到我写的名字时，大吃一惊说：“贾植芳，你是胡风派吗？了不起的人物。”这后一句显然是从他的反动立场说的”，把夏志清的由衷钦佩与赞美认为是从反动立场出发的别有用心的吹捧，而且还在自己的日记里毫无必要地添上一笔，如此可笑的举动怕不是敷衍之笔，实是贾植芳的肺腑之言了。深受他人肆意污蔑、乱扣帽子之苦的贾植芳先生在历经沧桑后依然习惯戴着这样的政治有色镜审视真诚的夏志清，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在全书其他多处，贾植芳都表示了对共产党的感激和拥护，丝毫没有因为长期的迫害和牢狱之灾发出怨言，甚至当别人后悔“三十年来上了共产党的当”时，他指责“由此可见当前思想之混乱”。毫无疑问，贾先生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他对当时的社会、学界风气抨击深厉，对许多知识分子在历次肃反中的作为极为不耻，言辞之激烈甚至让我感到诧异，但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是日月可鉴的。如果我们再回首两件往事，更可以看到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独立思想。在重庆期间，贾植芳写了一系列短篇小说和杂文，矛头大多指向国民政府。1947年，贾植芳被国民政府关押时，在狱中就有特务以“提供胡风地址”为释放条件引诱贾植芳屈服，但贾植芳坚持说他根本不认识胡风。在“该”认识胡风的时候他说不认识，而到了1955年“不该”认识胡风的时候，他又偏偏死不改口， 一口咬定自己跟胡风是朋友，还吟诗说是“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那时正是全国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时候，某天，当时的上海高教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和市委秘书长把贾植芳叫到了办公室，问他对胡风的思想作何表态？贾植芳回答说，胡风只是为了文艺事业的繁荣，向党提意见。局长大怒说，“你还为胡风辩护！ 你跟胡风是什么关系？”贾植芳针锋相对地说：“我跟胡风是写文章的朋友，在旧社会共过患难，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就是这么个关系！”高教局长最终宣布:“贾植芳停职检查，到公安局去交代。”在毛的淫威和枪口下人人自危、丑态毕现的时刻，贾植芳先生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崇高气节，“真正的知识分子往往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担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朱学勤的这段话无疑是对他的最佳概括。一个甘愿为理想而承受苦难的知识者，即使政治立场不同，我们依然愿意致以最高的敬意。 -
承傅杰兄见告，得知《万象》五月号有篇文章值得贾植芳先生一看，遂去找来这期杂志，拿给先生看了。先生看后，说了一声：“哦！”然后略为沉吟，又补了一句：“这个人无聊。” “这个人”指的是舒芜先生，所说的文章叫《贾拒认舒版本考》。 这还是上个月初的事情。当时因为一点什么琐事在忙，我直接把杂志拿给先生，待先生发表完读后感，就离开了，自己只是匆匆浏览了一遍。假期上海苦热，我成天躲在家里喘息，往先生家走动得少。前些天过去问安，才有机会认真拜读了舒芜先生的文章。一读之下，心生惊讶，当即翻检了贾先生的日记原稿，请先生讲述事情的原委，又顺便做了一点考订。现在把它写下来，以释舒芜先生之惑，兼补舒文材料之阙，或者不为无益也。 一 所谓“贾拒认舒”，借用舒芜先生自己的解说，是说他“曾登门奉访贾植芳先生，先生说‘我不认识你’，闭门不纳也”。此事事见载记，时在“文革”后，大凡关心“胡风集团”及其相关人员之间的历史纠葛的，多少都会有些印象。但舒芜先生却不记得有这回事，说：“有没有这件事呢？我不记得有，也就是，我记得没有，可是说者说有。有也好，没有也好，不是什么大事，都没有什么趣味。而说有者乃有四说，形成了四个版本，有趣在此。”所以才在“2005年元日开笔（该说开键），讨个吉利，不谈天灾，不谈人祸，谈个有趣小题目《贾拒认舒版本考》。” 舒芜先生是心思细密的学者，一生在人所不察的地方作出过许多高明文章。其著者如考校周氏兄弟失和之后的间接交往（《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下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细者如从《追欢偶作》中发现白居易的“老流氓”、“老淫棍”面目（《伟大诗人的不伟大一面》，《读书》1997年第3期），都足以启人神智、发人深思。但拜读这篇，我却不仅没觉得何等有益或“有趣”，反而只是替作者感到苦涩，深深以为世间大可不必有此文。作者已是八十开外的老人了，本该看淡许多事情、放开许多纠缠，心气和平地颐养天年，却还要与一些自承“不是什么大事”、“没有什么趣味”的琐碎苦苦周旋，这样的文字，何来“有趣”可言？就算“文章作法”上何等巧妙，又能找补回来多少东西？ 总的来说我感到，舒芜先生这篇文章尽管看起来冷静客观，似乎在努力避免个人立场和感情的介入，只专注于材料的梳理和辨证，行文也是流水账风格，好像没什么刻意为之的成分，但这当然只是表象，文章的内里，决不是这么“有也好，没有也好，不是什么大事”地云淡风轻、漫不经心的。相反，从它对“四个版本”的处理中不难看到，“事情的有无”才始终是它的关注焦点。只不过因为“有无”本身比较坚硬，难有回旋余地，不适合作为争辩的范畴，所以它才避免了“正面强攻”，而选择一种迂曲的争辩方式，扣住各“版本”所叙述的事情经过即“怎样”做文章，试图从细节上打开缺口，模糊“有无”的坚硬边界，从而达到预期目的。 它达到目的没有呢？“四个版本”中的前两个，明显属于“演义”性质，要从细节上抓破绽很容易，它抓了；要证破绽，可以自己出来举证，也可以拿别的“版本”参证，文中这两个办法也都用到了。这里且看它如何以第三个“版本”（李辉）来证第二个“版本”（化铁）之谬。 化铁即刘德馨先生是“七月派”老诗人，他以生动的文笔描述了一个传神的细节： 饭后，舒芜去了客房拜会贾植芳。贾植芳露出一脸茫然的样子，对着伸出的手，用标准的山西话说：“您是谁？我不认识你。”事后有人问贾植芳：饭都吃了，怎说不认识？贾植芳说：饭可以吃，手却是不能握的。（转引自舒芜：《贾拒认舒版本考》，《万象》第8卷第2期，2006年5月。） 这个描述促使舒芜先生当即致信刊文媒体，写下了他对此事的第一篇公开回应，指化铁先生的描述“与事实有出入”，并顺便指出第一个“版本”（没有直接点名被拒者为舒芜）“更是与事实出入太大”。随后，李辉作为贾先生与此事有关的两次北京之行的陪同者，以“历史现场”见证人的身份，对“贾拒认舒”的事情经过详加说明，指出此事“并非空穴来风，只是化铁的叙述将不同场合的事情混为一团了”（李辉：《永远尴尬着，或者隐痛——从舒芜与贾植芳的见面谈起》，《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8月13日）。对此，《版本考》表现出了明显的选择性：它一方面对“并非空穴来风”不置一词，一方面对“将不同场合的事情混为一团”感到兴奋，并由此做出了全局性的结论：“‘饭可以吃，手却是不能握的。’这个与我的实物证据大相矛盾的传奇式情节，既然弄清了是没有的，或者说弄清了是将两个‘素材’合成的，问题已经差不多了。” “传奇式情节”的“没有”当然并不能抹煞其所依托的“素材”的真实性。真正使“问题已经差不多了”的，只能是事实本身的呈露。《版本考》没有对“李辉版本”的叙述本身提出质疑，是否正说明了它无可置疑？ 但舒芜先生却能从不疑处有疑。“四个版本”中的最后一个，是贾先生自己的现身说法，也即是舒芜先生期待了很久的“祖本”。既然是“祖本”，关于事情的有无和怎样，按说应可止争，可是舒芜先生却说“看不懂”。他所“看不懂”的，不是贾先生文中对事情本身的陈述，而是对所以要提起这件事情的缘由的陈述。也即是说，是一个与“事情的有无和怎样”不相干的错误。舒芜先生抓住这个错误，发出了一系列疑问。他把这些疑问提给编辑，引来报纸刊登“更正”启事，表示“向相关人士致歉”。但报纸的更正却不仅没能打消他原有的疑问，反而引出了更多疑问。最终，舒芜先生写下《版本考》，在文章结尾将事情引向了他自己与贾先生的年龄的比较论，论断曰： 期待已久的“祖本”出来，竟然如此。考来考去，仍然考不出头绪。贾植芳先生九十高龄，我今天也开始了八十三岁。同是以耄耋之年，回忆二十多年前的事。他记忆之有，不足以否定我记忆之无；我又怎敢单凭我记忆之无，否定他记忆之有？何况“说有容易说无难”，是考据的常识哩。 那么，也只好如此，对不起读者了。 舒芜先生的疑问和论断间接坐实了贾先生为报载文章中错误的责任人，并把所有想要接受贾先生关于往事的说法的读者，逼上了必须对九十岁的先生的记忆和精神状态的正常性作出说明的境地，这是他的成功。呜呼，成功。 二 报上刊出的贾先生《九十岁的生活》一文中出错的一句话是：“李辉此文，是针对舒芜2003年8月以化铁笔名在《闲话贾植芳》一文中写我与他的交往史实的补正。”这个表述把“化铁”当成了舒芜的笔名，错得是比较离谱。何以至此，也是令我在舒芜先生的文章作法之外心生惊讶的另一个缘由。因为说起来，此文的发表多少和我有点关系。当初编辑部来邀稿，希望选发一点先生的近期日记，初步的选材工作先生是交给我来做的。我通读了截至选稿日期的先生的当年日记，划出从某日到某日的可供选材的范围，交还给先生，就算完成了任务。此后这个稿件还经历了哪些处理流程我不很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在通读日记原稿时没有发现有这么离谱的错误，否则它是不大可能从我手底下溜过去的；而最终经手做文字处理的，似乎也不大可能是先生身边的人。以化铁先生在“七月派”和“胡风集团”中的知名度，先生身边的人会把他与舒芜先生混淆起来的可能性，应该比较低。但话说到这一步，我也不能完全有把握说一定是报社编辑所为。因为在先生向报社交稿之前，恰好有某位热心而又粗心、或者不很熟悉情况的朋友帮了倒忙的可能性，也并非不存在。 所以很抱歉，尽管我有志于为舒芜先生释惑，但对究竟是谁导致了贾先生文章中的离奇错误，我也没有肯定的答案可以提供，而只能在这里为报社的“更正”做一个佐证，即证明贾先生《九十岁的生活》中，“关于‘化铁’一句，原文应为‘李辉写此文是针对舒芜2003年8月对化铁的《闲话贾植芳》一文中写我与他的交往史实的补正。’” 为此，在征得先生同意后，我从他的日记原稿中抄出了相关段落，以供有兴趣的读者比对。同时这也是珍贵的原始文献，拿来作为本文为“贾拒认舒”故事补足的第一则材料，可谓再理想不过： 本日出版的《文汇读书周报》刊出李辉写的1983年我们夫妇进京开会时，由他相陪访问舒芜，1952年舒芜写文“反戈一击”卖友求荣，被由广西调到北京后红极一时，但反右时又被划为右派的复杂生活情况以及我们访问他家的具体情况。李辉写此文，是针对舒芜2003年8月对化铁的《闲话贾植芳》一文中写我与他的交往史实的补正。李辉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与见闻，对舒芜此信的补正与评论，是一篇有史有证的随笔。作为当事人，我应该在这里再补充一些更形象更具体的材料。1984年我到北京参加第四次作代会时，住京西宾馆，舒芜也作为出席会议的代表来访问我，被我拒绝情况，事实是，在会议期间，某一天上午，我听到叩门声，开门后，原来是舒芜来访。我以对陌生人的冷淡态度问他：“你找谁？”他则是满面笑容地像熟人的表情对我说：“就找你。”我听后以不屑一顾的冷淡态度回答说：“我并不认识你。”后即随手重重地把门关闭。因为经过这几年的考察，我发现他对自己50年代犯的卖友求荣的无耻行径毫无悔罪表现，是一个有才无德的无耻之徒。因此，与他断然绝交，划清界线。 贾先生是新文学作家出身，养成了欧化语体的写作习惯，到老仍喜欢写结构复杂的长句，也喜欢把事情的细节描述得很详尽。这种风格的写作显而易见的好处是可以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角角落落说得很周全，省得“留白”太多让人遐想联翩；但也有它的不利，即对写作控制力的要求很高，稍有不慎便容易出错。无庸讳言，在这段文字中，贾先生的原始表述也并非尽善尽美，而体现出写作习惯与控制力之间的较量。段落中的第一和第二两个句子都长而复杂，容易把人绕晕。尤其第一句，似乎应该在“1952年”之前加上“了解到的”才更容易理解。第二句即上举惹事的句子，它试图把三位作者的三篇文章各自的针对性放进一个句子里说清楚，的确有点勉为其难。但这个句子除了有点头轻脚重之外，语法上并没有错误。句子的主干成分是“李辉是针对补正”，“补正”作为宾语从句“针对……补正”中的宾语，所携带的定语有点多，但也并没有繁难到令人看不懂的地步，不幸却硬是被人当成病句改出错来。推敲改出来的错句，它的主干成分变成了“文是补正”，“针对”仍然引领一个从句，只不过变成了定语从句，它的宾语也变成了“交往史实”，而这个“交往史实”又由一个定语从句来修饰。总之，其错也不在语法，关键还是在想当然地误认了“化铁”的真实身份。 因为一个常识性错误惹出这么多口舌，这也算是一个教训，可用于鉴戒那些热衷于修改别人稿件的人，不要过于自以为是地率尔操觚。 三 《版本考》花了很多笔墨在“版本”和细枝末节的问题上兜兜转转，却始终回避了一个问题，即，“李辉版本”和贾先生自己的文章都明确指出“贾拒认舒”发生在第四次作代会期间，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我们看不到舒芜先生对这一问题的正面涉及，只听到他含含糊糊地说：“他记忆之有，不足以否定我记忆之无。”这个说法很巧妙地回避了“有无”的坚硬性，使有或没有的问题变成了信与不信的问题。因为有或没有各执一词，不可争论，而凭什么信、凭什么不信才是需要理由的。贾先生的“记忆之有”为什么不足以否定舒芜先生的“记忆之无”？因为舒芜先生在自己的“记忆”的支撑下，建立起了他自己对事情的完整理解，有着一整套识、情、理在帮助他构建和巩固理解框架，轻易难以撼动。因此，要想说服他相信贾先生的“记忆之有”不是老年昏聩之下的“妄想型回忆”，就必须帮助他建立起另外的理解，即对事情“何以会有”的理解。 先看舒芜先生所理解的“何以会无”。他把这个理解表述得很清楚，即：“那次贾植芳既然专诚来访，自不会有我伸手握而他不握之事。后来吃饭、同游，也不会有此情况。所以我认为贵报文章所说，恐怕有什么误记、误传。希望将我此信刊出，以帮助回忆。”（舒芜2003年8月4日致《书友》编者，转引自《贾拒认舒版本考》。） 从常识、常情、常理的角度看，这个理解简直无懈可击。一个专诚登门拜访、而且曾与受访者吃饭、同游的人，怎么可能“拒认”受访者呢？由此所谓“饭可以吃，手却是不能握的”也就显得尤其古怪而不合情理了。上文说到，当李辉指出“化铁的叙述将不同场合的事情混为一团了”之后，舒芜先生立即欣然下结论，由“传奇式情节”的“没有”推衍到整个的“问题已经差不多了”。他所以会表现得如此急迫峻切，正因为在他的理解中，这些各有出入的说法根本就是不可理解、难以置信的。 但是，正如舒芜先生在别的地方曾经说过的那样，事情往往既有这一面，也有那一面。在他这一面既已如此，在贾先生那一面，事情又是怎样的呢？ 其实对我来说，这个故事并不陌生，以前就曾听先生说起过。这次为慎重起见，我又请先生完整地讲述了一遍。讲什么呢？讲他与舒芜先生的交往始末。正如化铁先生的“创作”所强化的那样，“贾拒认舒”是一个带有一定传奇性的事件，人们热衷于传播它，原因也正在于此。当人们把它当作一个传奇来讲述的时候，所侧重的可能是它所体现的品格、性格和人格，这当然没什么错，但却可能使它失去了历史的具体性，使它在特定历史线索下作为特定历史过程的结果的可理解性变得飘忽不定。“贾拒认舒”当然不是什么不合逻辑的心血来潮或无中生有的产物，而是由贾、舒全部交往历史所铸成，只有还原到这个历史过程之中去，才可望得到合理的解释和充分的理解。 这是一个漫长的故事。根据先生的讲述和相关资料，故事的起点应在1947年初。据《舒芜口述自传》（舒芜口述，许福芦撰写，16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946年初冬舒芜到设在徐州的江苏学院任教，随后“利用第一个寒假时间”，往南京、上海走了一圈。那时贾先生在上海刚刚结束《时事新报•青光》周刊的编辑工作，和妻子任敏一起移居吴淞路义丰里，开始他们1949年前在上海仅有的一段短暂的安居生活（参见宋炳辉编著：《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肖像——贾植芳画传》，43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贾先生说，有一天胡风带着一位年轻人来他的住处借宿，这位年轻人就是舒芜，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他们由此订交，贾先生和师母都很高兴地接纳了这位新朋友。这位新朋友也没有令他们失望，随后一段时间相处愉快。他们从他那里得知了很多胡风在重庆的事情，以及他从胡风那里听来的重庆文化界的事情。而更加令他们、尤其是令任敏师母感动的是，半年之后，当他们夫妇被国民党政府抓进监狱，师母经保释先行出狱后，既要自己挣扎图存，又要设法营救先生，处境十分艰难，这时，再次来到上海（这次是为赴广西任教。《舒芜口述自传》180页）的舒芜慷慨解囊，给予了他们金钱上的资助。 关于此事，孙乃修著《苦难的超度——贾植芳传》（162-163页，台北：业强出版社1994）有如下记载： 任敏出狱后无处栖身，受到许多朋友的帮助和接济。这些热心的朋友对她的困难和不幸深深同情，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给她无私的援助和支持。……在将近十个月的日子里，任敏为营救丈夫而东奔西走，心力交瘁。朋友们时时向她伸出援助之手，使她烦乱、苦闷的心灵得到温暖和安慰。舒芜从安徽老家出来，经过上海，知道贾植芳身陷囹圄，临走时留下一些钱给任敏；吕荧来上海，知道贾植芳被关进监牢，也送了两筒炼乳，要任敏带给狱中的贾植芳。 贾先生说，舒芜所给的50元钱是卖掉他父亲的股票筹来的。这事让师母一直很感激，认为舒芜有恩于他们，为此应该感谢他。只是谁也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心愿，竟让他们等待了三十多年才有机会去实现。 因此，在经历了1950-1970年代惊涛骇浪般的社会生活和九死一生的人生磨难之后，贾植芳先生和任敏师母借第一次进京的机会遍访故旧，所以要把舒芜先生也列为对象，郑重其事地专诚拜访，一个重要的动机其实是为了了却他们自己多年的心愿，为一桩值得感谢的事情向应该感谢的人表达他们的谢忱。 贾先生常说，要对自己的生活历史负责，活得像个人样，把人字写端正。这些话说起来好像挺空洞，落到实处，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有人从自己所执守的常识、常情、常理的角度，或者干脆就是从自己或深或浅、或明或暗的期待响望的角度，以为贾先生夫妇是带着“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式的悠闲和余裕，前来把酒言欢、共话人生，那只能说，他对这对夫妇太缺乏了解。 四 贾先生还曾不止一次地借用梁漱溟先生的话头自况：“‘我不是学问中人，我是社会中人。’我只是个浪迹江湖，努力实现自我人生价值和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在‘五•四’精神培育下走上人生道路的知识分子。”（贾植芳：《狱里狱外》，2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对于一位“浪迹江湖的社会中人”来说，快意恩仇必然也会是其人生信条中的组成部分吧？由此，有恩报恩，有仇报仇，贾要访舒，贾拒认舒，前因后果，各是各说，又有什么难于理解的呢？ 李辉先生记载： 贾先生常说他自己是一个“江湖人”，在历史动荡中闯荡，要把一个“人”字写得端正。我的印象中，这样一个“江湖人”，身上颇有玩世不恭的洒脱和豁达，甚至有几丝狡黠。如他当年的日记所叙，他去看望舒芜，绝非为了叙旧，更不是原谅了舒芜当年的举动。所以，对舒芜后来也没有逃脱“右派分子”的厄运，乃至当下居所的“蹩脚”，他都是在以另外一种目光冷对。记得在看过舒芜回来的路上，他就感慨地对我说：“舒芜最终也没捞到好处。”（同李辉前引文） 这是确实的。按上引贾先生日记原稿所述，他把舒芜在“胡风事件”中的作为理解为“反戈一击，卖友求荣”。既然是“求荣”，就有求得与否的问题。所以，贾先生说，拜访舒芜，他还有第二个动机，那就是要看看这个人在“卖过我们”之后，自己过得怎样。这的确是一种冷眼冷对的态度。当他把从这次拜访中了解到的舒芜自己及其家庭自“反右”以来的遭遇称之为“复杂生活情况”的时候，他的感受也只能以“感慨”来形容吧，因为那至少并不是一种可以让人引以为“荣”的生活。而谁又能够说，这种“感慨”里面没有包含同情的成分？ 会面中“冷对”之外，也曾有“热敌”。先生说，他本来要谢绝舒芜的宴约，因舒芜联络了牛汉、绿原共同做东，并动员牛汉先生出面劝说，这才答应了。又说，在饭局上，舒芜对他说：老贾，我的名字叫方管，你当年给我写信总是写成方菅，这两个字一个竹字头，一个草字头，你写错了。先生回答：你小子就是草菅人命，我不是写错，是写对了！ 两年之后，才有了贾先生对找上门来的舒芜先生说“我不认识你”的事。那是在1984年底召开的第四次作代会期间。 五 对照比较舒芜先生和贾先生当年各自留下的会面记载，倒真的是一件“有趣”的事。舒芜先生的记载写在“吃饭、同游”之时他购买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上，首见于致《书友》编者信，《贾拒认舒版本考》转引，其文曰： 一九八三年一月，贾植芳兄偕夫人任敏来京，参加现代文学流派问题讨论会，三十一日午，绿原、牛汀（即牛汉——张注）与余共酌植芳、任敏于前门饭店餐厅。饭后，偕游琉璃厂中国书店购此，书页犹多未裁，印成至今五十年矣。灯下展视，略记今日之事，五十年后或有续记数行者乎！舒芜 贾先生的记载见于回上海后于2月8日补写的北京行日记，李辉前引文曾有节录，现据已公开出版的贾植芳著《早春三年日记（1982-1984）》（122页，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引用如下： 24日抵京……以后这几天，由李辉陪同去看了舒芜，他变得我已完全不认识了，见了面得问贵姓，在此午饭。隔日舒芜来家回访，并约好牛汉、绿原，由他们三个作东。隔了两天，约我们在前门饭店午饭，早上由牛汉接我们去，饭后又一块逛了琉璃厂、中国书店。舒芜居所也很蹩脚，他自号“天问楼”，敏说，可改为“天晓得”。他这次很积极，牛汉说，这是向我们请罪了，众人只是敷衍而已。 两段文字对读，“有趣”在哪里呢？一郑重，一放松；一文字讲究，一平白如话；一潜台词丰富，一直抒胸臆；一余兴不尽、若有所待，一说过算数、并不指望“五十年后或有续记数行者”：总之，贾先生和舒芜先生，这两位历史悲喜剧的当事人，一个把他们劫后的见面当成事情的终结，另一个则当成了事情的开始；一个见面之后把怀揣的石头卸下来，另一个则捡了块石头抱起来！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舒芜先生捡起来的，正是贾先生卸下的同一块石头？我想不是。贾先生卸下的，是承诺和责任之石，或可简称为“信石”。他信守了自己对自己的承诺，担荷了个人生活历史所赋予的责任。就像在一项负重竞走赛事里，贾先生来到赛程终点，卸下所怀的信石，稍事歇息，即振衣正履，昂然进入下一项赛事。而被他留在身后的石头，就成了一块小小的纪念碑，用以见证人生的严正。旁人见及，莫不欢喜赞叹。而舒芜先生捡起来的，应该是一块祈求和期盼之石，或可简称为“望石”，饱含着他在人生的桑榆晚景对许多重要的人生主题，比如友谊、包容、理解、沟通等等的期盼和珍视。这些人生主题的重要性，也许他曾因年少轻率一度轻忽，因而“虽非我始料所及，但确由我导致了那样一大冤狱，——确有沉重的历史责任”（舒芜：《又附记》，《回归五四》，712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老来经由“历史的教训”有所警醒，但又由于个人历史所铸成的生活姿态所碍，无法戏剧性地“幡然悔悟”，而只能谨重含蓄地暗自向迩，——是否为时已晚，需要由新的历史来检验和证明。所谓人在做，天在看，我们这些看客边上的看客，最多也就只能自以为得计地在他人的人生边上指指画画，留下几笔不讨人喜欢的涂鸦。谁又敢说他能上窥天机，或者竟能替天行道？ 所以，如此如此，这般这般，闲话而已，而已而已！ 载《万象》第八卷第九期，2006年12月。
精彩短评 (总计2条)
-
里面有些“好玩”的东西，比如评某巨公。 -
好多往事，也算是训练之一种，只是读来胸中有难以排遣之郁结，历史永远是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