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类

出版日期:2016-6
ISBN:9787564921803
作者:(意)罗西-布拉伊多蒂

内容概要

罗西•布拉伊多蒂(1954-),拥有意大利和奥地利双重国籍,索邦大学哲学博士,当代哲学家,女性主义理论家,欧洲女性研究的先驱;1988年以来任荷兰乌得勒支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筹建乌得勒支大学人文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至今,后筹建荷兰妇女研究院并担任首任主任(1995-2005),为推动欧洲妇女问题研究,先后建立并担任两个欧洲大学校际网络机构的主任(1994-2005,1997-2005):欧洲妇女研究网络,简称Noise,为欧盟苏格拉底项目一部分;和欧洲妇女研究高级主题网络,简称Athena。个人主要研究方向:西方哲学和后现代女性主义。

书籍目录

作者致谢
导论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结论
参考书目
索引

作者简介

《后人类》讲述这个过程就是我所说的“后人类中心论的后人文主义”,也是我整部书的论点。它关系到摆脱诸如道德理性、统一身份,超验意识或者固有的普世道德价值观。我的聚焦完全落在主体形构的规范性的中立关系框架和可能的伦理关系框架上。对于后人类主体的新规范性框架的详细阐释是集体制定的,非盈利为导向的强度试验,即对我们具体生成对象进行试验。它们是一个实践(一个扎根的共同事业),而非一个意见(常识信念)。我的游牧主体概念具身化了这个研究方法,通过将关联性扮演的本体论角色前景化,把非统一论主体性和伦理责任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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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2条)

  •     文 | 罗西·布拉伊多蒂译 | 宋根成本书要讨论的主要问题有:首先,什么是后人类?具体来说,指引我们进入后人类境况的知识和历史的路线图是什么?其次,后人类境况将人置于何种境地?具体来说,后人类支持何种新形式的主体性?第三,后人类怎样产生其非人类的形式?具体来说,我们该如何抵制我们时代的非人性/非人道现象?最后,后人类会对今天的人文学科实践产生哪些影响?更确切地说,后人类时代理论的作用是什么? 本书提出后人类境况作为我们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既有趣而令人神往,也令人担忧,因为存在可能偏差、权力滥用以及某些基本前提的可持续性问题。之所以有趣,是因为我认为具有批判精神的理论家应该关注当下世界,也就是说,充分表现我们此时栖身的历史定位。这本身是一个谦卑的制图目标,与生产社会性知识的理想紧密结合,进而成为更宏伟、抽象的命题,即理论本身的地位与价值问题。 一些文化批评学者对当代人文和社会科学面临的“后理论疾病”的模糊性质提出了看法。例如,汤姆·科恩、克莱尔·克尔布鲁克和希利斯·米勒(2012)都强调了这种后理论阶段的积极性,认为这既标记了来自当代科学的威胁,也指明了新的机遇。但是消极方面同样令人震惊,比如缺乏合适的仔细探究当下的批评方案。 我认为,当前的反理论倾向与意识形态背景的浮沉起落大有关系。冷战终结之后,20世纪后半叶的政治运动被抛弃了,其理论努力也被视为失败的历史实验。自由市场经济的新意识形态取代了一切,尽管受到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抵制,依然压倒一切反对之声,强行将反智主义树立为我们时代的鲜明特征。这给人文学科带来特别巨大的冲击,因为它无条件地忠实于“常识”——套语的独裁,忠实于经济利润——自私自利的陈词滥调,而压制敏锐入微的分析。此种背景下,理论丧失了地位,被贬斥为一种幻想或者自恋式的自我陶醉。结果就是,一种肤浅的新实证主义,多数情况下不过是简单的数据采集却成为人文学科研究的规范方法。 方法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考虑。在意识形态正式终结之后,鉴于神经学、进化论和生物遗传科学的进展,我们仍然可以让理论阐释保持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享有的同样权威吗?难道后人类困境不是与后理论氛围密切相关吗?例如布鲁诺·拉图尔(2004),他本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古典人文学者,在关于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事物和物质的交互网络中如何生产了知识的认识论著作中,对批评理论的传统及其与欧洲人文主义的联系做了论述,指出批判思想是建立在社会建构主义的范式之上,这种范式内在地崇尚理论,并把理论奉为理解和表征现实的工具。拉图尔问,时至今日,这种相信还有效吗?拉图尔就当下理论的作用提出了一些严肃的、值得深思的问题。 尤其与批判思想的谱系学关系而言,后人类境况具有不可否认的、令人忧虑的内涵联系。仿佛经历了20世纪70和80年代的理论大创新之后,我们进入了一个丧失思维能力、无差异重复和绵延不断的忧郁时代。一个光谱般的范式渗入我们的思维模式,在政治谱系的右侧是(福山,1989)意识形态时代终结论,以及(亨廷顿,1996)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之论。在政治谱系的左翼,对理论的摒弃造成了对前辈知识分子的愤恨与否定。在此种理论疲劳背景下,新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们(巴迪乌和齐泽克,2009年)呼吁回到具体的政治行动中,如果必要,哪怕是暴力对抗,也胜似在象牙塔里空谈理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后结构主义理论淡出历史舞台。 在此种整体上对理论持否定态度的社会气氛下,我把后人类理论作为一种谱系学和导向双重意义上的工具。后人类作为一个概念,可以用来探讨积极地联系当下现实的方法,以经验为基础解释其若干特征,坚持批评立场而避免否定性。我希望规划出一系列方法,把后人类作为一个主要流通概念运用于全球化技术中介时代的社会生活。具体来说,后人类理论是一个生殖性的工具,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在一个被称为“人类纪元”的生物遗传时代,在人类已经成为可以左右地球上一切生命的一种地质学力量的历史时刻,人类的基本参考单元究竟是什么?由此而推断,后人类理论帮助我们在全球范围内重新思考我们在与非人类的动物、植物相互交流时应该遵循的基本信条。 我举几个例子说明后人类历史境况所蕴含的种种矛盾。场景1 2007年11月,18岁的芬兰男孩佩卡·埃里克·奥维宁在赫尔辛基附近的一所中学向同学开枪,杀死8人,然后自杀。凶杀事件之前,他在互联网视频网站上发布了视频,预告了此次屠杀,视频上的他身穿T恤衫,上写着“人类妄自尊大”。自从尼采宣布“上帝死亡”和人类理念死亡以来,人类处于危险境地,有人甚至说濒临灭绝就一直是欧洲哲学的一个母题。后者的死亡就是建立在前者的观念之上。这个爆炸性言论原本是想传递一种更加温和的观点。尼采所言是指那种作为欧洲人文主义主体的、形而上的、不证自明的、由人类普遍本性所构成的价值观念的死亡。尼采的谱系学强调,对自然法则和价值的阐释比教条地贯彻更重要。自尼采之后,哲学议程的主要术语就是:首先,在承认本体论的不确定性之后如何开发批判思维;其次,如何重构一种由契合和伦理责任凝聚起来的社团意识,阻止人类滑入怀疑与猜忌的消极情绪中。 但是,芬兰校园屠杀案警示我们,不可以把哲学上的反人文主义与犬儒主义或者虚无主义的厌恶人类混为一谈。人类可能的确妄自尊大,但是在全球人口突破80亿之际,奢谈人类的毁灭似乎没有意义。另一方面,鉴于环境危机和气候变化,生态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因此,伯特兰·罗素在1963年美苏冷战正酣、核武对抗的时候提出的问题显得更有意义:人类有未来吗?在可持续发展和灭绝之间的选择是我们未来的框架吗,抑或我们还有其他选择?人文主义者和反人文主义的批评家各自的局限性问题是关于后人类困境的论辩中的核心问题,对这个问题我将用第一章展开阐述。场景2 据《卫报》报道,在像阿富汗这样的战乱地区,人们只能靠树叶草根来维持生存。《卫报周刊》,2002年1月3~5日版,第2页。与此同时,在英国和欧盟的不少地方,喂养母牛的饲料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发达地区的农业生物技术部门使用动物来喂养母牛、羊、鸡,与野蛮时代的食人生蕃行为无异。这种做法后来被确定为是“牛海绵状脑炎”,俗称“疯牛病”的根源,导致动物的脑结构锈蚀,变成浆状。这里疯狂背后的元凶就是人类及其生物技术产业活动。发达资本主义及其生物遗传技术导致后人类的形式变态,其核心是人类与动物互动环节的断裂,而一切生物都被卷入了全球化经济的纺织机里。生命物质的遗传密码——“生命自身”(罗斯,2007年)是主要资本。全球化意味着地球上的一切,尽管形式各异,都通过一系列内在关联的占有方式而商品化了。唐娜·哈拉维认为,存在着全球范围内的微观冲突的技术军事化扩散倾向;超级资本家对财富的高度集中,将生态系统转化为全球性的生产工具,将新的多媒体环境变成全球化的信息娱乐产业工具。 多莉羊现象就是由当代技术的生物遗传结构及其股票市场支持者制造的一场闹剧。动物为科学实验提供鲜活的材料。它们被操纵、虐待、拷打,在遗传学上重新组合,为我们的生物技术支撑的农业、化妆品工业、药品工业和其他行业提供生产资料。动物还作为稀有产品被出售,构成今日世界上位居毒品和武器之后第三大非法走私贸易,贩卖妇女紧随其后。 老鼠、绵羊、山羊、牛、猪、兔子、鸟类、家禽和猫都在工业化的农场被饲养,锁在笼子似的生产单位里。正如乔治·奥威尔所预言的,一切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是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因为它们是生物技术产业集团的有机组成部分,欧共体的每头母牛接受803美元的补贴,而在美国饲养一头母牛的补贴是1057美元,在日本是2555美元。如果我们知道了在某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埃塞俄比亚120美元,孟加拉国360美元,安哥拉660美元,洪都拉斯920美元,这些数字看上去会更加触目惊心。与生命体的全球性商品化相对应的是动物在一定程度上的人类化。例如在生物伦理学范畴,动物的“人”权问题被提上了议程,以作为对滥杀动物的反制措施。捍卫动物权利在很多自由民主国家成为了热门政治话题。一方面是对动物的虐杀,另一方面是动物权利保护,这是由发达资本主义本身造成的悖论性的后人类境况,导致了多种形式的抵抗。我将在第二章详细讨论关于动物的、新的后人类中心主义。场景3 2011年10月10日,被推翻的利比亚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在其家乡苏尔特被俘,然后被利比亚民族过渡委员会的成员殴打、杀死。但是在被叛军枪杀之前,卡扎菲上校的卫队已经被法国喷气式飞机和美国“猎食者”无人机摧毁,这架美国飞机是通过拉斯维加斯一个空军基地卫星遥控,从美国位于西西里的空军基地起飞的。世界媒体聚焦的是残忍的枪杀、卡扎菲伤痕累累和布满血渍的尸体袒露在全球视线中引起的公愤,而忽视了当代战争的后人类特征:由我们的高科技制造的远程死亡机器。卡扎菲死亡方式之残酷——尽管他的统治是一种独裁——足以使我们感到作为人的某种程度上的耻辱,而使用高级精密的远程死亡机器来结束他的生命更令人感到一种道义上、政治上的不安。 后人类困境应为人类的非人性(非人道)时刻承担更多责任。在全球化的今天,由恐惧促发的新型战争的残酷性,不仅是由活人的政府施行的,而且还包括死者的各种不同的死亡方式,尤其是在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正如阿奇利·缅贝(2003年)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生物强权与死亡政治学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后冷战时代不仅目睹了战争的剧增,而且看到了战争方式发生巨大、深刻的变化,对人的幸存和死亡方式进行了诸多探讨和改进。当代死亡技术之所以是后人类的就在于这些技术在强大的技术介导环境下运行。我们可以称那个在拉斯维加斯电脑房间里遥控美国“猎食者”无人机的数字操作员为飞行员吗?他与驾驶“艾诺拉·盖”轰炸机把原子弹投到日本广岛和长崎的美国空军驾驶员有哪些不同?当代战争已经将我们的死亡政治学权力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水平(缅贝2003:19),几乎可以任意操纵人类身体和人口的物质毁灭,而且深受其害的还不仅仅是人类。 新的死亡技术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中施行,该环境存在两个思潮:一方面是怀旧的、偏执狂的政治经济学,另一方面是欣快或兴奋的政治经济学。这种狂躁抑郁状况表现出一系列症状,一个极端就是仿佛大灾难随时就会降临时的恐惧,另一个极端就像卡特里娜飓风或者类似的环境大灾难。从飞机飞行过低到遗传学突变和免疫力丧失,突发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只是一个迟早的问题(马苏米,1992年)。这种不安状态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社会不是致力于改变现状,而是努力维持现状或者生存。我将在第三章对死亡政治学的诸多方面展开论述。场景4 几年前荷兰皇家科学院召开了一次科学会议,讨论人文科学的未来。会上一位认知科学的教授对人文科学进行抨击,认为人文科学存在两大弊端,一是其固有的人类中心主义,二是其方法上的民族主义。这位知名教授认为这两个弊端对于该学科是致命的,不适合继续存在下去,相关的政府部门也不应该再继续给予资金支持。人类的危机及其后人类的余波对于与其密切相关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造成了直接的严重后果。在今天发达的民主国家里,在新自由主义的社会风气下,人文研究的地位一落千丈,沦落到了软科学之下,就像是有闲阶级的精修学校。它不再被视为一个专业的研究领域,而被视为一种个人喜好,我感觉人文科学有可能从21世纪的欧洲大学课程中消失。 因此,我研究后人类问题的另外一个动机,就是出于一个普通公民对于学术作用的责任感。作为一名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思想者,一名所谓的知识分子,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当下的公共社会生活中能够发挥什么作用。也可以说我对后人类的兴趣来自我对于今天我们生产的知识及其价值作用的关注。具体来说,我对于今天我们因为缺乏一个更加确切的称谓而笼统地叫做人文科学或者人文学科的东西在大学研究中的地位深感忧虑。我拟在第四章提出我对当今大学的一些见解。 对我来说这种责任感也表现出一种十分珍贵的思维习惯,因为我属于怀有梦想的那一代人。这个梦想就是构建求知的群体:学校、大学、书籍、课程、演讲社团、剧院、收音机、电视机、媒体节目,以及今天的网站和计算机环境,这样一个群体既反映社会,又服务和帮助构建社会。这个梦想也生产与社会相关的知识,这种知识与基本的社会正义原则一致,尊重人的尊严和丰富性,反对虚伪的普世主义,肯定差异的积极性,坚持学术自由、反对种族主义,开诚布公、坦诚待人。虽然我倾向于反人文主义,但是我十分认同上述原则立场与人文主义的精髓并不冲突。这本书不是要在学术争论中选择站位,而是致力于揭示我们所处环境的极端复杂性。我提倡将批评与创造相结合的新方法,将“积极性”变成“行动力”,从而为全球化时代勾勒出一个后人类时代的愿景。 后人类认识——以及具有这种认识的人——具备一种遵从群体生活的渴望,身上既没有保守者的感伤怀旧,也没有新自由主义者的盲目乐观。写这本书,是因为我相信新一代的认识主体能够建构一种普遍认同的人类共性,使我们摒弃心胸狭隘的地方主义、意识形态上的宗派主义、华而不实的故作姿态和夸夸其谈、莫名的恐惧。这种向往也形成了我的大学观,即大学应该服务于今天的社会,不仅作为科学生产的认识论基地,而且作为伴随知识、维持我们主体性的求知欲。我把这种欲求定义为通过对具体的境况和我们的历史定位中的权力关系的理解而具备的激进向往。这些境况包括了我们每一个人在社会关系网络中行使的权力,涵盖政治的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 可以说,我对后人类的兴趣与我对目前人性化,或者说太人性化的人类资源和局限性的失望成正比,而这种状况恰恰限制了我们集体和个人的热情与创造性。这也是主体性问题在本书中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我们需要为主体形构设计出社会的、伦理的和话语的新方案,以适应当下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学会换一种方式看待自己。我把后人类困境视为一个机遇,借以推动对思维模式、认知方式和自我表现的新形式的探寻。后人类境况会敦促我们在生成的过程中批判地、创造性地思考我们究竟是谁、我们具体能做些什么。
  •     文 | 罗西·布拉伊多蒂译 | 宋根成本书要讨论的主要问题有:首先,什么是后人类?具体来说,指引我们进入后人类境况的知识和历史的路线图是什么?其次,后人类境况将人置于何种境地?具体来说,后人类支持何种新形式的主体性?第三,后人类怎样产生其非人类的形式?具体来说,我们该如何抵制我们时代的非人性/非人道现象?最后,后人类会对今天的人文学科实践产生哪些影响?更确切地说,后人类时代理论的作用是什么? 本书提出后人类境况作为我们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既有趣而令人神往,也令人担忧,因为存在可能偏差、权力滥用以及某些基本前提的可持续性问题。之所以有趣,是因为我认为具有批判精神的理论家应该关注当下世界,也就是说,充分表现我们此时栖身的历史定位。这本身是一个谦卑的制图目标,与生产社会性知识的理想紧密结合,进而成为更宏伟、抽象的命题,即理论本身的地位与价值问题。 一些文化批评学者对当代人文和社会科学面临的“后理论疾病”的模糊性质提出了看法。例如,汤姆·科恩、克莱尔·克尔布鲁克和希利斯·米勒(2012)都强调了这种后理论阶段的积极性,认为这既标记了来自当代科学的威胁,也指明了新的机遇。但是消极方面同样令人震惊,比如缺乏合适的仔细探究当下的批评方案。 我认为,当前的反理论倾向与意识形态背景的浮沉起落大有关系。冷战终结之后,20世纪后半叶的政治运动被抛弃了,其理论努力也被视为失败的历史实验。自由市场经济的新意识形态取代了一切,尽管受到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抵制,依然压倒一切反对之声,强行将反智主义树立为我们时代的鲜明特征。这给人文学科带来特别巨大的冲击,因为它无条件地忠实于“常识”——套语的独裁,忠实于经济利润——自私自利的陈词滥调,而压制敏锐入微的分析。此种背景下,理论丧失了地位,被贬斥为一种幻想或者自恋式的自我陶醉。结果就是,一种肤浅的新实证主义,多数情况下不过是简单的数据采集却成为人文学科研究的规范方法。 方法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考虑。在意识形态正式终结之后,鉴于神经学、进化论和生物遗传科学的进展,我们仍然可以让理论阐释保持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享有的同样权威吗?难道后人类困境不是与后理论氛围密切相关吗?例如布鲁诺·拉图尔(2004),他本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古典人文学者,在关于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事物和物质的交互网络中如何生产了知识的认识论著作中,对批评理论的传统及其与欧洲人文主义的联系做了论述,指出批判思想是建立在社会建构主义的范式之上,这种范式内在地崇尚理论,并把理论奉为理解和表征现实的工具。拉图尔问,时至今日,这种相信还有效吗?拉图尔就当下理论的作用提出了一些严肃的、值得深思的问题。 尤其与批判思想的谱系学关系而言,后人类境况具有不可否认的、令人忧虑的内涵联系。仿佛经历了20世纪70和80年代的理论大创新之后,我们进入了一个丧失思维能力、无差异重复和绵延不断的忧郁时代。一个光谱般的范式渗入我们的思维模式,在政治谱系的右侧是(福山,1989)意识形态时代终结论,以及(亨廷顿,1996)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之论。在政治谱系的左翼,对理论的摒弃造成了对前辈知识分子的愤恨与否定。在此种理论疲劳背景下,新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们(巴迪乌和齐泽克,2009年)呼吁回到具体的政治行动中,如果必要,哪怕是暴力对抗,也胜似在象牙塔里空谈理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后结构主义理论淡出历史舞台。 在此种整体上对理论持否定态度的社会气氛下,我把后人类理论作为一种谱系学和导向双重意义上的工具。后人类作为一个概念,可以用来探讨积极地联系当下现实的方法,以经验为基础解释其若干特征,坚持批评立场而避免否定性。我希望规划出一系列方法,把后人类作为一个主要流通概念运用于全球化技术中介时代的社会生活。具体来说,后人类理论是一个生殖性的工具,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在一个被称为“人类纪元”的生物遗传时代,在人类已经成为可以左右地球上一切生命的一种地质学力量的历史时刻,人类的基本参考单元究竟是什么?由此而推断,后人类理论帮助我们在全球范围内重新思考我们在与非人类的动物、植物相互交流时应该遵循的基本信条。 我举几个例子说明后人类历史境况所蕴含的种种矛盾。场景1 2007年11月,18岁的芬兰男孩佩卡·埃里克·奥维宁在赫尔辛基附近的一所中学向同学开枪,杀死8人,然后自杀。凶杀事件之前,他在互联网视频网站上发布了视频,预告了此次屠杀,视频上的他身穿T恤衫,上写着“人类妄自尊大”。自从尼采宣布“上帝死亡”和人类理念死亡以来,人类处于危险境地,有人甚至说濒临灭绝就一直是欧洲哲学的一个母题。后者的死亡就是建立在前者的观念之上。这个爆炸性言论原本是想传递一种更加温和的观点。尼采所言是指那种作为欧洲人文主义主体的、形而上的、不证自明的、由人类普遍本性所构成的价值观念的死亡。尼采的谱系学强调,对自然法则和价值的阐释比教条地贯彻更重要。自尼采之后,哲学议程的主要术语就是:首先,在承认本体论的不确定性之后如何开发批判思维;其次,如何重构一种由契合和伦理责任凝聚起来的社团意识,阻止人类滑入怀疑与猜忌的消极情绪中。 但是,芬兰校园屠杀案警示我们,不可以把哲学上的反人文主义与犬儒主义或者虚无主义的厌恶人类混为一谈。人类可能的确妄自尊大,但是在全球人口突破80亿之际,奢谈人类的毁灭似乎没有意义。另一方面,鉴于环境危机和气候变化,生态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因此,伯特兰·罗素在1963年美苏冷战正酣、核武对抗的时候提出的问题显得更有意义:人类有未来吗?在可持续发展和灭绝之间的选择是我们未来的框架吗,抑或我们还有其他选择?人文主义者和反人文主义的批评家各自的局限性问题是关于后人类困境的论辩中的核心问题,对这个问题我将用第一章展开阐述。场景2 据《卫报》报道,在像阿富汗这样的战乱地区,人们只能靠树叶草根来维持生存。《卫报周刊》,2002年1月3~5日版,第2页。与此同时,在英国和欧盟的不少地方,喂养母牛的饲料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发达地区的农业生物技术部门使用动物来喂养母牛、羊、鸡,与野蛮时代的食人生蕃行为无异。这种做法后来被确定为是“牛海绵状脑炎”,俗称“疯牛病”的根源,导致动物的脑结构锈蚀,变成浆状。这里疯狂背后的元凶就是人类及其生物技术产业活动。发达资本主义及其生物遗传技术导致后人类的形式变态,其核心是人类与动物互动环节的断裂,而一切生物都被卷入了全球化经济的纺织机里。生命物质的遗传密码——“生命自身”(罗斯,2007年)是主要资本。全球化意味着地球上的一切,尽管形式各异,都通过一系列内在关联的占有方式而商品化了。唐娜·哈拉维认为,存在着全球范围内的微观冲突的技术军事化扩散倾向;超级资本家对财富的高度集中,将生态系统转化为全球性的生产工具,将新的多媒体环境变成全球化的信息娱乐产业工具。 多莉羊现象就是由当代技术的生物遗传结构及其股票市场支持者制造的一场闹剧。动物为科学实验提供鲜活的材料。它们被操纵、虐待、拷打,在遗传学上重新组合,为我们的生物技术支撑的农业、化妆品工业、药品工业和其他行业提供生产资料。动物还作为稀有产品被出售,构成今日世界上位居毒品和武器之后第三大非法走私贸易,贩卖妇女紧随其后。 老鼠、绵羊、山羊、牛、猪、兔子、鸟类、家禽和猫都在工业化的农场被饲养,锁在笼子似的生产单位里。正如乔治·奥威尔所预言的,一切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是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因为它们是生物技术产业集团的有机组成部分,欧共体的每头母牛接受803美元的补贴,而在美国饲养一头母牛的补贴是1057美元,在日本是2555美元。如果我们知道了在某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埃塞俄比亚120美元,孟加拉国360美元,安哥拉660美元,洪都拉斯920美元,这些数字看上去会更加触目惊心。与生命体的全球性商品化相对应的是动物在一定程度上的人类化。例如在生物伦理学范畴,动物的“人”权问题被提上了议程,以作为对滥杀动物的反制措施。捍卫动物权利在很多自由民主国家成为了热门政治话题。一方面是对动物的虐杀,另一方面是动物权利保护,这是由发达资本主义本身造成的悖论性的后人类境况,导致了多种形式的抵抗。我将在第二章详细讨论关于动物的、新的后人类中心主义。场景3 2011年10月10日,被推翻的利比亚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在其家乡苏尔特被俘,然后被利比亚民族过渡委员会的成员殴打、杀死。但是在被叛军枪杀之前,卡扎菲上校的卫队已经被法国喷气式飞机和美国“猎食者”无人机摧毁,这架美国飞机是通过拉斯维加斯一个空军基地卫星遥控,从美国位于西西里的空军基地起飞的。世界媒体聚焦的是残忍的枪杀、卡扎菲伤痕累累和布满血渍的尸体袒露在全球视线中引起的公愤,而忽视了当代战争的后人类特征:由我们的高科技制造的远程死亡机器。卡扎菲死亡方式之残酷——尽管他的统治是一种独裁——足以使我们感到作为人的某种程度上的耻辱,而使用高级精密的远程死亡机器来结束他的生命更令人感到一种道义上、政治上的不安。 后人类困境应为人类的非人性(非人道)时刻承担更多责任。在全球化的今天,由恐惧促发的新型战争的残酷性,不仅是由活人的政府施行的,而且还包括死者的各种不同的死亡方式,尤其是在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正如阿奇利·缅贝(2003年)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生物强权与死亡政治学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后冷战时代不仅目睹了战争的剧增,而且看到了战争方式发生巨大、深刻的变化,对人的幸存和死亡方式进行了诸多探讨和改进。当代死亡技术之所以是后人类的就在于这些技术在强大的技术介导环境下运行。我们可以称那个在拉斯维加斯电脑房间里遥控美国“猎食者”无人机的数字操作员为飞行员吗?他与驾驶“艾诺拉·盖”轰炸机把原子弹投到日本广岛和长崎的美国空军驾驶员有哪些不同?当代战争已经将我们的死亡政治学权力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水平(缅贝2003:19),几乎可以任意操纵人类身体和人口的物质毁灭,而且深受其害的还不仅仅是人类。 新的死亡技术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中施行,该环境存在两个思潮:一方面是怀旧的、偏执狂的政治经济学,另一方面是欣快或兴奋的政治经济学。这种狂躁抑郁状况表现出一系列症状,一个极端就是仿佛大灾难随时就会降临时的恐惧,另一个极端就像卡特里娜飓风或者类似的环境大灾难。从飞机飞行过低到遗传学突变和免疫力丧失,突发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只是一个迟早的问题(马苏米,1992年)。这种不安状态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社会不是致力于改变现状,而是努力维持现状或者生存。我将在第三章对死亡政治学的诸多方面展开论述。场景4 几年前荷兰皇家科学院召开了一次科学会议,讨论人文科学的未来。会上一位认知科学的教授对人文科学进行抨击,认为人文科学存在两大弊端,一是其固有的人类中心主义,二是其方法上的民族主义。这位知名教授认为这两个弊端对于该学科是致命的,不适合继续存在下去,相关的政府部门也不应该再继续给予资金支持。人类的危机及其后人类的余波对于与其密切相关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造成了直接的严重后果。在今天发达的民主国家里,在新自由主义的社会风气下,人文研究的地位一落千丈,沦落到了软科学之下,就像是有闲阶级的精修学校。它不再被视为一个专业的研究领域,而被视为一种个人喜好,我感觉人文科学有可能从21世纪的欧洲大学课程中消失。 因此,我研究后人类问题的另外一个动机,就是出于一个普通公民对于学术作用的责任感。作为一名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思想者,一名所谓的知识分子,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当下的公共社会生活中能够发挥什么作用。也可以说我对后人类的兴趣来自我对于今天我们生产的知识及其价值作用的关注。具体来说,我对于今天我们因为缺乏一个更加确切的称谓而笼统地叫做人文科学或者人文学科的东西在大学研究中的地位深感忧虑。我拟在第四章提出我对当今大学的一些见解。 对我来说这种责任感也表现出一种十分珍贵的思维习惯,因为我属于怀有梦想的那一代人。这个梦想就是构建求知的群体:学校、大学、书籍、课程、演讲社团、剧院、收音机、电视机、媒体节目,以及今天的网站和计算机环境,这样一个群体既反映社会,又服务和帮助构建社会。这个梦想也生产与社会相关的知识,这种知识与基本的社会正义原则一致,尊重人的尊严和丰富性,反对虚伪的普世主义,肯定差异的积极性,坚持学术自由、反对种族主义,开诚布公、坦诚待人。虽然我倾向于反人文主义,但是我十分认同上述原则立场与人文主义的精髓并不冲突。这本书不是要在学术争论中选择站位,而是致力于揭示我们所处环境的极端复杂性。我提倡将批评与创造相结合的新方法,将“积极性”变成“行动力”,从而为全球化时代勾勒出一个后人类时代的愿景。 后人类认识——以及具有这种认识的人——具备一种遵从群体生活的渴望,身上既没有保守者的感伤怀旧,也没有新自由主义者的盲目乐观。写这本书,是因为我相信新一代的认识主体能够建构一种普遍认同的人类共性,使我们摒弃心胸狭隘的地方主义、意识形态上的宗派主义、华而不实的故作姿态和夸夸其谈、莫名的恐惧。这种向往也形成了我的大学观,即大学应该服务于今天的社会,不仅作为科学生产的认识论基地,而且作为伴随知识、维持我们主体性的求知欲。我把这种欲求定义为通过对具体的境况和我们的历史定位中的权力关系的理解而具备的激进向往。这些境况包括了我们每一个人在社会关系网络中行使的权力,涵盖政治的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 可以说,我对后人类的兴趣与我对目前人性化,或者说太人性化的人类资源和局限性的失望成正比,而这种状况恰恰限制了我们集体和个人的热情与创造性。这也是主体性问题在本书中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我们需要为主体形构设计出社会的、伦理的和话语的新方案,以适应当下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学会换一种方式看待自己。我把后人类困境视为一个机遇,借以推动对思维模式、认知方式和自我表现的新形式的探寻。后人类境况会敦促我们在生成的过程中批判地、创造性地思考我们究竟是谁、我们具体能做些什么。

精彩短评 (总计12条)

  •     其实我真的只是想看个定义=_=
  •     太泛了。
  •     啥是个“后人类”呢?感觉就是以前是人的现在不是人了(赤裸生命、生命政治、死亡政治、战争等),以前不是人的现在是人了(动物理论、赛博、机械人、人工智能、基因工程…)。
  •     作者急于建构一套自己的理论话语,尽管理论视野比较开阔,从社会政治到生物科技,再到电子战争的伦理维度等等,但部分段落实在太玄幻,或许是作者受德勒兹影响过深的缘故,比如地球自身的激进内在性与宇宙共振神马的,用时下官方流行的表述方式形容的话,这是一本集大理论、大情怀于一体的后理论作品。另外,自从升级了Safari 10.0,浏览网页便不断遭遇各种风火轮,apple的系统真是越做越操蛋了。
  •     蛮前沿的。德勒兹-瓜塔里:游牧主体;斯宾诺莎:一元论;福柯:生物政治;哈拉维:赛博格
  •     在德勒兹的阴影下。
  •     有些不错的想法,总体是绕来绕去绕圈子的理论自渎,对自己的主张缺乏结实的论证。
  •     几乎涉猎了新千年以来人文学科研究的各个领域(看索引表即知),旁征博引,尤其喜欢引用D&G。某些议题论述显得表面化,读起来有点像文献综述,但对于posthuman的概念我是高度认同的。“后人类理论帮我们在全球范围内重新思考我们在与非人类的动物、植物相互交流时应该遵循的基本信条。”
  •     佛学思想的价值?新颖性不够。视野实际上还是非常有限。
  •     可以作为德勒兹,拉图尔和波伏娃的理论注脚。作者问了一个我一直质疑的问题,批判理论中的"我们"到底是谁?她的回答是后人类主体,是死亡-生命,身体-机器,自然-社会的连续的普遍生命实体。生成就要探索人类内在的非人性以及流变的可能性。连生成地球和多莉羊妹妹都出来了,也是蛮拼的。
  •     从一个“理想的人”的人文主义到肯定普遍生命能,链接他者、机器与自然。帮我复习了下德勒兹的基础,但或许很多德勒兹派都免不了那么毛病:变着法子说空话。本书就是连番煽动性的话语,但连一个具体的案例都没有钱。
  •     唉,赫胥黎brave new world译成“勇敢新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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