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與獨裁的社會起源 (II)
出版社:遠流
出版日期:1995
ISBN:9789573215868
作者:摩爾
页数:304页
作者简介
本書試圖說明在從傳統社會過渡到現代世界的過程中,何種因素解釋了 不同國家所經由的三個不同主要路徑:資階級革命引導產生的資本主義民主體 制;地主貴族階級主導的現代化,至終所導至的法西斯獨裁政體,以及商業化 ,現代化的動力為官僚國家所壓抑,因而導致的共產主義革命. 作者從現代化之前的農業社會階級結構和階級關係出發,解釋了不同階級關係 所造成的不同政治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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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总计9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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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8-15 23:19:56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咳咳。你沒有反對「其后的文化和制度」的話，那提到「地理和氣候」也就沒有意義了——除非你抱持的就是殖民史觀，類似Wittfogel那樣的環境主義觀點——把斯大林主義歸咎於俄國的寒冷，把亞洲的專制歸咎於乾旱（恩格斯自己都悔改了），然後歐洲有著天賜的溫和？或者扯淡，或者殖民史觀，請君自擇一甕。
順帶著說一句，馬可・波羅當時就是一名官吏。順帶著，技術、物質資料和社會制度，它們之間沒有絕對的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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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啊，自己刪掉帖子挪到後面，這種掩耳盜鈴的行徑似乎更喜感~~
哈，真歡樂~ -
见过有人说过“乌有之乡”网站简直就是一邪教组织.......
关于“路径依赖”，看到汪丁丁说过：“任何事情都有历史——也就是‘路径依赖性’”。
下面是他的《再谈“启蒙”》中的一段：
所谓“主流”，就是社会多数人的看法或者立场或者既得利益。
主流总是与社会的权力和利益相结合在一起，相得益彰的。假如人类
社会生存在一个确定的世界里，假如永远不必担心灾难从不知何处降
临，那么人类社会或许没有必要保护哈耶克所说的那些“匿名的少数”，
社会尽可以把持有不同见解的少数分子一网打尽，舆论一致，全国山
河一片红，然而这是幻觉，人类生存境况曾经非常严酷，并且正在变
得越发严酷，为了在最大几率上能够应付未来的变局，社会应当鼓励
每一个个体在每一个可能的方向上探索和生活，应当尽量避免把鸡蛋
放在同一只篮子里的风险，人类知识的积累是典型地具有“路径依赖
性”的，在知识边缘处对知识的探索可以在无数方向上进行，人们天
然地倾向于沿着知识传统的主流方向进行探索，从而节省了许多说服
自己和说服别人的力气。不过，这样一来便极大地增加了走进死胡同
的风险。所以，为了知识的繁荣，人类社会应当鼓励一切个体在一切
方向上探索新的知识。 -
呵呵，我这才看明白，楼上这位的思维原来也是殖民史观啊，提的建议也恰可以付之啧啧。 -
准备下手，看到专业吐槽文似乎可以打消念头袅。。。。。需要时借来看吧。 -
20世纪最令西方人费解和着迷的问题，来源于剧烈的变动和事实，一些国家巩固和发展了民主，而一些国家却走上了专制之路，进行了惊人或者骇人的国家实践。在此之前，中国、日本、印度等非西方文明往往不进入历史学家的研究视野，因为，正如雅各布•布克哈特在19世纪60年代的历史讲稿中所表明的，欧洲学者关心的主题是那些显然关乎现在并且关乎未来的过去，而其他的文明在当时还未明显同西方文明相汇。 然而，在现在看来，事情远非如此，殖民和世界大战使这些彼此陌生的世界激烈碰撞，结出相互关联的社会政治果实，这些联系远远早于布克哈特手稿完成的1868年，至少在巴林顿•摩尔看来是如此，从现代化最引人注目的标识法国大革命开始，一直到当代，在欧洲、北美及亚洲发生的重大变迁，犹如一条关节粗大错落的巨蛇，一次摆动由头部渐渐蜿蜒传导至尾部。 这一意义深远的摆动，便是现代化，摩尔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以这样的视角进入东西方社会历史，这些历史于是错落跌宕，在不一致的起点和不同的道路上总体上前后相继，这种基本的观念形成他分析的起点。
作为同样的一个从社会角度进入不同国家的比较研究著作，摩尔与其他一些重要的学者在方法上的一个重要不同是，他在各国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努力寻找众多差异中的共同之处。马克思•韦伯也对欧洲、印度及中国社会进行过卓越的比较研究，但他的做法是，例如研究中国，主要关注中国社会中与西欧类似但又有区别的条件，以此揭示中国社会结构最恒久的方面和特征。 摩尔在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中，也考察种种制度与社会结构的细节，如宗族制、官僚文化、土地制度等等，但他的目的在于揭示走上不同现代化道路的不同社会的一些一致性因素，他有着更为稳定和明确的宏观框架——在现代化道路中，至关重要的几个因素——土地贵族与资产阶级的力量均势、土地贵族的衰弱、商品经济的发展、反动阶级联盟的形成以及是否发生革命粉碎过去，大部分的社会细节均指向这几条线索，在那些走向有效民主的国家中这几个条件逐一具备，而另外一些国家，则由于缺少了这些条件中的一个或者几个而与民主失之交臂。那些社会文化的细枝末节，有一些促成了条件的形成，有一些则导致了偏移。
上述五个条件的比较框架，表明了摩尔最基本的分析工具与马克思主义分析工具相同，经济基础与阶级分析，但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斗争亦明确的给予批评，将各种非经济的因素纳入考察中，同时认为同一阶级也并非铁板一块，有着各种各样的分化，不同阶级在不同阶段联合和对抗对历史的走向产生重大的影响。对摩尔所持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对抗思维进行笼统的批评是不中肯的，特别是在仔细阅读之后，便可以发现他与采用其他视角的理论进行了深思熟虑的对话。
与提出切中要害的批评一样，详述这样的社会史也极耗笔墨，然而它清晰的逻辑结构却可以使我们确定一些感兴趣的问题展开探索。在摩尔的研究中，对于中国农民社会和农民革命的论述占据了不少的篇幅，但其论述和线索散落在各个章节中，有时仅仅是只言片语点到为止，与其他一些中国农民的研究相对照，也许能更好的了解这一主题。
摩尔考察的主要国家里，有一些国家发生了剧烈的农民革命，而有些却没有，人们便要探索什么样的社会结构或者历史环境会促成或者阻止革命。中国便是发生了浩大农民革命的国家，人们早已认识到中国革命产生的农村基础的决定性作用。摩尔认为，两个因素导向了农民革命，首先是在农村中缺少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商品经济革命，第二是在给农民加上新的压迫枷锁时，切断了农民与上层社会的联系。这两个因素看似简洁，却包含了经济、政治结构、社会文化的种种信息。
在开始探索中华帝国的特征时，摩尔澄清了一种普通的认识上的错误，将封建主义、贵族等概念不加辨明的加在古代中国上，马克思主义将中国说成是东方专制主义的而非封建主义，中国社会的另外一项基本特征--官僚主义也不容轻视。与欧洲不同，早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开始之前，中国政治已经解决了土地贵族们骚乱的难题，科举制起到了吸纳官僚联合官僚与贵族抗争的作用。在中国社会中，上层阶级的权力和威望不仅建立在对土地财产的控制上，他们权力和威望本身就是他们垄断官僚政权的结果，这两种混合塑造了中国社会经济形态以及上层阶级与农民的联系的方式。官僚制与宗族制度结合，消除了地主发展商品经济的动力，使土地的集中和财富累积变得困难。实物地租的形式同时不利于商品化。农业社会中生产配置也极大的影响了商品化的进程，中国往往用平均分配稀有资源的方式维持下层的支持，而不是通过劳动分工与合作经营扩大利益，因而保留了大量小农，同时激发了激进倾向。
在上层阶层与劳动阶层联系方面，中国的士大夫生活在乡间，但并不参与实际的生产，劳动监督及管理，中央政权依赖官僚系统征收税款，不可能与下面建立紧密的联系，社会通过农村松散的宗族制度实行治理，作为儒生的地主以宗教和文化服务的提供获得大体相称的特权。在现代化进程开始并逐渐发展之际，农村原有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农民原来用以联系的组织遭到破坏，大量无地的农民游离于社会之外，最终走向了革命。
摩尔已经洞察了农民起义的保守性，以及农民阶级中各种各样的分化，在摩尔看来，农民革命的结果取决于它同其他阶级的联盟，也是在这里，他注意到阶级分析的有限之处。
值得一提的是，摩尔强调了统治阶级的行为对于农民暴力的方式和结果的重要影响，残酷的镇压可能使农民起义停留在低级形态或者一蹶不振，在帝国统治的年代里，中国统治者并未不断遇到来自同等地位的其他统治者的军事竞争，因此常备军并未花费太多社会资源，同时也没有十分强硬的镇压力。这种统治阶层与农民反抗的互动对革命等集体行动的影响后来在蒂利和曼恩等人的著作中被更为详细的论述。
在摩尔那里，对于中国的宏观论述将这一遥远的国度视为一个统一的社会体，事实上中国社会在辽阔的地域上存在着很多差异。裴宜理在其《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一书中，也致力于讨论农民暴力革命发生的原因。她看到的是，在中国内部，有一些地区农民起义频发，而一些地区却并不然，同时，在农民起义多发的淮北地区，阶级分化并未明显显露，大多数农民都拥有自己的一小块土地进行耕种，佃农的数量极其有限。而农民起义和暴力的发生，常常是超越阶级界限的，因而农民革命不仅仅根源于阶级差别，裴宜理在对淮北农民起义的研究中，提出地方环境对于农村社会的影响，与摩尔的理论相呼应的是，淮北高度变动的社会和具有风险的生产环境，造成了落后的农业和文化境况，一方面消除了商品经济兴起的可能性，一方面，造成中央权力与农村的疏离，使政权对于叛乱和革命的镇压力不足。与摩尔远远的观察不同，裴宜理发展了一种生态学分析的新视角，发现了北方与南方农民反抗的不同，在淮北，农民反叛和集体暴力出于谋生和获取稀缺资源在策略上的最佳选择，是掠夺式或者防卫式的，而在南方丰饶的水稻种植区，农民暴力的目的是抗捐和抗税。而中国农民叛乱和集体暴力的行动，为中国共产党发动农民革命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摩尔对于中国农村社会的论述，还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便是国家权力在农村中的渗透。不过对这一因素的重视，大概是在国家研究范式兴起之后才开始的，摩尔对于这方面的分析，集中于战乱的资本主义的压力下中央和地主对农民的压榨加剧的总体的论述，后来对于这一问题探讨的发展，开始从民族国家建构的新视角切入。一个著名的概念来自著名的海外中国研究者杜赞奇——国家权力的“内卷化”，它指的是在现代化的压力下，国家政权开始向农村渗透，现代化的国家政权财政需求过快，与传统的农业经济发展不适应，削弱了原来乡村中保护型的经纪体制，最后利用赢利性的经纪体制来征收赋税，从而导致的国家权力的内卷化。内卷化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使的农民境况加速恶化，地方权力陷入土豪劣绅之手。而研究内卷化现象的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与内卷化有着近乎直接的联系。“内卷化”这一概念，来源于对中国社会结构中“权力文化网络”的认识，“文化网络”并不仅仅是以文化为起点分析社会变迁的概念，而是指一套蕴涵政治权威的由组织和象征符号构成的框架。最典型的是农村社会中的宗教和宗族组织。“文化网络”代表了不能被国家政权强加凌驾的大众信仰和地方权威。文化网络将个体农民整合进松散的组织中，以集体的形式应对外来的变故。 国家权力在20世纪的扩大极大的侵蚀了地方权威的基础，替换以一种掠夺压榨式的腐朽权力。摩尔在描述农村社会组织的破坏时提到，中国具有严格财产要求的宗族制，将大批无地农民抛在了社会共同体外部，使他们与上层完全脱节，反映的大概便是这种内卷化的结果之一。
不论是生态学视角还是文化网络的视角，都从更为细节和具体的方面丰富了对于农民革命发生的社会结构和历史环境的因素的探讨，既对摩尔的研究提出了挑战，也显示了摩尔观点值得借鉴之处。对于中国革命与农民社会的具体关联，我们今天仍然知之甚少，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与农村社会结构的深层关系，这些研究都仅仅提出了重新探索的起点。摩尔的著作至少可以表明，经济基础和阶级分析法，如果能够谦逊和谨慎的使用，仍然对于现实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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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之所以发展成跨阶级的利益集团，大抵由于列宁时代工人阶级并不成熟，借助工人力量不足以夺取政权。支共犹甚。
手机说不了太多话，先马克。 -
一切有为法皆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
受益，对60、70年代的研究，只要想提供结构性解释力的，当考虑冷战的国际大背景。难怪学术凡二十年一变，在学术共同体生存领域的深度异化来看，学术的经典性还是要让位于工具性。 -
作者您相当激动啊~~ -
中国文化之所以绵延不绝，那是因为它僵掉了。这就是最大的优越性。
顺带说一句，楼上扯了这许多，可惜太淡。 -
请教一下，摩尔在讲南北战争曾重点提到西部拓荒者利益集团在南北博弈中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这一段我看来实在是不明觉厉……这一段究竟是作者本人脑补的，还是说有什么书籍能详细地论述这一点？ -
对方法论和材料的批判不错，但最后有没有指向粉红费边主义，似乎值得商榷，或者说是个千人千面的问题。摩尔用”农民阶级有没有被商业化“作为一个关键变量，尽管有失偏颇，但应该也不能被视为”支持费边主义“？ -
【明乎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实际上只是传统社会中王朝末年“农民造反”的一种升级版。】-------哪里是“推论”？！本来就是这样嘛！
还有，吴思那个应该是《血酬定律》吧....... -
地理因素确实重要，文化因素也不可忽视，制度则是最后的产物。同样的北美大陆上，由于文化传统的截然不同，印地安人和欧洲殖民者后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就可以完全不同。同样的共产制度，中国的“暴力敲诈”文化特点之所以和东欧、苏联与众不同，就和儒家官本位文化密不可分。 -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对此貌似也有一些描述。 -
不是，我还在CIR，是Master。 -
阶级必然是经济统计概念，但不一定有整体性。 -
居然全文赞同。。我需要重新认识一下楼主。 -
我的原话是，“人类社会的一切规律首先服从于自然规律，文明在最初一定是地理、气候和基因共同决定的，地理和气候的决定性更大一些。”
我说的是“文明在最初”，至于其后的文化和制度，我没有否定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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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问问，如果承认“文明在最初一定是地理、气候和基因共同决定的，地理和气候的决定性更大一些。”那么文明的最初在什么时候结束？ -
但是分类法不是我党理论体系的专属么？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到两千年的封建、专制等范畴 -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我说的是“文明在最初”，至于其后的文化和制度，我没有否定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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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从没说你有否定的意思，只是就你提出的地理自然因素的解释，补充或强调上文化和制度因素的解释，让解释更全面些。
当西方比东方势力强的时候，就说西方文明是多么多么地好，东方文明是多么多么地有问题；而当东方比西方势力强的时候，又转过来说东方文明是多么多么地好，西方文明是多么多么地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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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说西方多么好，东方多么坏，如果你认为中国的官僚暴力敲诈社会是“坏”的话。我只是要指出中国的官僚暴力敲诈文化之所以千年来积习难改与儒家对官僚集团礼教地位的维护及儒家官本位价值观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反复强化灌输严重从而阻碍制度的自然进化密不可分，绝不仅仅是近代某党某人才发明的特殊脾性。lz只是指出了官僚社会的现象，但没有给出解释。回帖大家提出了可以从自然的、文化的、制度的不同角度给出解释，很好，如是而已。 -
哎，阿姨~ -
楼主大才，不觉明厉 -
这种作业平时多吗？book report -
觉得本文对本书的分析方法没有批评力，因为官僚化只是政权组织形态，不同阶级的利益是通过社会条件进行整合的，在不断变动的。不知lz是否注意，在欧洲国家的官僚化过程中就伴随着利益冲突的浮现和不断的整合。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确实有着特定的阶级冲突模式，但是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式的分析又有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以普通人为行动者——这个行动者是经验模型。但是“阶级”（非特定阶级）作为历史的行动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形式模型。 -
我承认输了。意淫的人总是需要被承认的 -
“结论是先于材料设定的；但这并不能证明他的结论必定错误。我们只能证明一件事：在我们生活的世界内，历史没有根据这种假设发展”
阿姨威武。 -
写完了自己的笔记才看到这篇，发现是不是把关于中国的整一章都删掉了……因为第四章完全是关于中国农业社会与农民革命之关系，而且正正用的是官僚主义而非封建主义的概念来分析。 -
2009-08-15 22:52:41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2009-08-13 01:17:58 小森清範素行 呵呵，我这才看明白，楼上这位的思维原来也是殖民史观啊，提的建议也恰可以付之啧啧。
呵呵，你以为你不是殖民史观么？你的史观倒是爽利、省事得很有喜感！
2009-08-13 09:26:27 Sagittar 地理因素确实重要，文化因素也不可忽视，制度则是最后的产物。同样的北美大陆上，由于文化传统的截然不同，印地安人和欧洲殖民者后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就可以完全不同。同样的共产制度，中国的“暴力敲诈”文化特点之所以和东欧、苏联与众不同，就和儒家官本位文化密不可分。
我的原话是，“人类社会的一切规律首先服从于自然规律，文明在最初一定是地理、气候和基因共同决定的，地理和气候的决定性更大一些。”
我说的是“文明在最初”，至于其后的文化和制度，我没有否定的意思。
“同样的北美大陆上，由于文化传统的截然不同，印地安人和欧洲殖民者后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就可以完全不同。同样的共产制度，中国的“暴力敲诈”文化特点之所以和东欧、苏联与众不同，就和儒家官本位文化密不可分。”
大约七百三十年前，马可·波罗到中国的时候，也发出过同样的感慨，只不过他话里面出现的民族、种族以及制度、国家和地域的名称与sagittar说的相差不少。他感叹的是，与中华（那还只是元代的中华）相比欧洲的野蛮与落后。
也许数百年后，我们的后代又会这样比较东西方了。
当西方比东方势力强的时候，就说西方文明是多么多么地好，东方文明是多么多么地有问题；而当东方比西方势力强的时候，又转过来说东方文明是多么多么地好，西方文明是多么多么地糟糕。
这样静态地看待历史，其实是认识上的原地踏步。
sagittar的政治立场，决定了他对史料的取舍以及解释，带有很强的倾向性的。 -
明乎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实际上只是传统社会中王朝末年“农民造反”的一种升级版。
扯淡 -
小森老师，有些定义的确没办法去明确他，就像正义这个概念自古以来都没人能说清楚。
至于文明最初的地理、氣候對後來的社會結構有多大的影響，我相信是不能忽视的，不过关于这方面的东西我看的不多，只能直觉判断一下，而关于“最初”的时间段涵摄，我认为地理、氣候對後來的社會結構是一个权重逐渐降低的过程，这就像那个很有名的哲学命题——一粒一粒加沙子，何时变沙堆？变沙堆时减去一粒沙子还是沙堆吗？这个最初可能只能这样模糊定义下去了。 -
宏大叙事的优缺点都是很明显的，问题在于这个问题到底更适合采用那种叙事方法，我比较倾向于宏大叙事。
关于中西方的比较，我想“比如这种中国式的“官僚社会”与同时期的欧洲在具体的GDP数据上的比较、人均寿命上的比较、人口数量上的比较、生活水平上的比较等等。”关于这种比较的客观基础也是必须考虑的，土地的贫瘠程度、气候的因素等等，有点地理决定论了。 -
中国属于支配型社会？国家管理好象是近代以来尤其是清末改革以来在逐步加强的吧。从自治到被治。 -
“传统中国社会本质上是‘官僚社会’，而非‘阶级社会’”，楼主所谓的“传统中国”有无一个历史上限？这种所谓的“官僚社会”是何时产生的？
假如我们泛泛地说，传统中国社会本质上是“官僚社会”，那么这个“官僚社会”延续的历史足够久远的话，是否可以说明这一社会模式的有效性和优越性？比如这种中国式的“官僚社会”与同时期的欧洲在具体的GDP数据上的比较、人均寿命上的比较、人口数量上的比较、生活水平上的比较等等。假如中国式的“官僚社会”在这些数据上都占优势，那该如何解释？
“这种矛盾往往以王朝末年农民造反、天下大乱的极端方式总爆发，造成了治—乱、兴—衰式的循环，却难以带来社会的实质进步。”
真的是没有社会的实质进步么？春秋和战国是怎样的时代和社会模式？两汉是怎样的社会？三国两晋南北朝又是怎样的历史跨度？由唐、五代十国至宋又是怎样的演变？元明清三者是怎样的历史更迭？
从春秋至清，这其间的种族、民族变迁与融合，制度和文化意识的嬗变，岂是一句话可了得的呀？
楼主的一句话，实在太过宏大叙事。照此逻辑西方资本主义是否也已进入一个没有社会的实质进步的进步时期？
感觉楼主是在一种西方中心论反驳另一种西方中心论。 -
开头所引毛泽东的原话如下：
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原文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一段。 -
唉，林妹妹和宝姐姐什么时候才能“孟光接了梁鸿案”呢？都是“小孩儿口没遮拦”惹的祸呀....... -
诶，你们俩还非要在口舌上争个输赢啊？ -
lz可能没搞清楚基本概念。
阶级是个政治概念，官僚是个行政概念。政治是为谁的利益，行政是怎么执行。
所有社会都是某种形式的官僚社会。就是史前，军事首领也是官僚。
欧洲封建的特殊性在于，继承希腊、罗马文明。
如果抛开这一特殊性，封建和帝国是纳贡制度的不同阶段。中世纪末期，法国就已经显示出“官僚社会”的趋势。
CCP不是造反的升级版，而是寡头政体，与斯巴达城邦、早期罗马是一个性质。
阶级实际上是不存在地，只有一个又一个的人。是由“阶级代言人”，专业化的政治组织“创造”出来地。
现代政治学第一定律：人民代表创造人民。第二定律：人民代表创造人民公敌创造人民。 -
强有力的吐槽！ -
“摩尔的比较史学叙事充分尊重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强调历史演进图式的多线复合结构；强调理论模式的应用必须和历史观察相互参照，将非经济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融入到其历史解释法中，希望籍此避开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某些隐蔽陷阱，克服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等僵化教条，从而逼近真实的历史图景，这种做法使摩尔的理论体系显得枝蔓庞杂，富有弹性和延展性。”
大赞，这一段说到了关键之处。楼主对“阶级分析法和经济决定论来分析中国封建社会形态是不足的”论述相当的精彩和准确。其实在胡如雷先生的名著《中国封建社会形态》一书中，对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就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高度，而且是先于摩尔的，只是胡研究的是中国封建社会，而摩尔研究的是西方现代社会形成过程中的问题。 -
我觉得写个摘要是很有必要的 -
2009-08-15 23:31:24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我说的是“文明的最初”，小森没理解是什么意思，也不必再争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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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精神狀態似乎很有問題啊。
文明的最初對後來的社會架構的影響——你扯得真歡。 -
阶级不存在？阶级是经济概念哦。 -
我觉得到无阶级社会的时候，阶级分析法都是可以拿来用的…… -
路径依赖可以导向另一个现代性命题：人间天国是否可能？答案是否定地。 -
整体性可以在一定的情况下获得。同时分析社会中人的生存状况时其阶级是基础。毕竟对于生产资料的占有与否确实影响其社会地位。。
不过一般情况下确实没有整体性，阶级内部也存在竞争关系，且社会的结构有一定的弹性。。。 -
以后还是得加上“某人曰某书云”啊，哈哈。 -
赞！确实苏联解体前的关于民主化书籍有相当多这种毛病，以至于我现在看到社会分类法的东西就恶心，但是又没法不认真读上课要用…… -
为黄仁宇辩护一下，黄仁宇的这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还是很有价值的，当然他所谓的“毛泽东创造了底层机构”完全会错意了，把中央政权对基层社会的动员当做现代化的必经阶段，却忘了他自己念兹在兹强调的“缺乏自治的强制只会带来低效与腐败”。 -
可以上赵鼎新的课已经很幸福了 -
小森老师一语点通呢，国家意识的形成， -
不好意思，少打了两个字。多谢。 -
哎呀哎呀，我还以为这句话挺有名的呢！@~@ -
人类社会的一切规律首先服从于自然规律，文明在最初一定是地理、气候和基因共同决定的，地理和气候的决定性更大一些。
一个问题到底适合那种叙事方法，取决于叙述者的先入之见，也既他的历史哲学观和史观。
楼主这篇长文就是以论代史。这篇文章的逻辑，恰恰和它所要批判的东西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其实是自患病而不自知。抱歉，这话说的尖刻了些。
巨大机说：关于中西方的比较，我想“比如这种中国式的“官僚社会”与同时期的欧洲在具体的GDP数据上的比较、人均寿命上的比较、人口数量上的比较、生活水平上的比较等等。”关于这种比较的客观基础也是必须考虑的，土地的贫瘠程度、气候的因素等等，有点地理决定论了。
不要怕地理决定论，先做些扎实的功夫去比较一下吧，一定会澄清许多事实，改变许多想当然的看法的。 -
——读《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
他们（农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试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
——《共产党宣言》
那些失了土地的农民，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他们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于建嵘：《父亲是个流氓》
一
回顾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革命之势可谓风涌云起。在欧陆，由巴黎大学生所发动的“五月风暴”将革命之风推上了令人炫目的顶峰。在美国，兴盛于此时的“嬉皮士”运动至今仍见余音袅袅。而社会文化层面的动荡绝不可能是孤立无援的。在学术领域，左派知识分子同样风光无限地描绘着美轮美奂且颇具神话意味的图景。这些学者叱咤风云、一呼百应，影响力堪称巨大，典型者诸如纵横法兰西大地的保罗•萨特、阿尔都塞、福柯，又如在大西洋彼岸同样声名卓著的马尔库塞、巴林顿•摩尔等人。
尽管进入七十年代以后，他们的名字开始逐渐远离公众视野，他们塑造的一段段的“神话”也纷纷曲终人散。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于现代社会鞭辟入里、发人深省的批判，以及对于人类社会可能存在路径的不懈探索，都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正在享用的一笔宝贵财富。这其中，值得一提的便有巴林顿•摩尔的成名之作《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以下简称《起源》），这部著作被丹尼斯•斯密斯（Dannis Smith）誉为20世纪社会学三大经典之一，而与其并称的则是我们所熟知的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和埃米尔•涂尔干的《自杀论》两部名著。
二
摩尔的这部著作视野恢弘广博，论述精道且全面，全书着力探讨了在政治现代化背景下各国道路的分殊。摩氏将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大致归结为三种类型，即以英、美、法为代表的自由民主道路，以德、日、意为代表的法西斯道路，和以中国和俄国为代表的共产主义道路。正如中译本在前言中所说的：这三条历史轨迹在发展序列上有着紧密的接续，且在因果链条上是辗转递进的。自由民主道路叩响了德、日、意三国通往法西斯的大门，而中、俄两国在法西斯试验失败的同时，也引爆了共产主义式的革命。
在具体论述摩尔独树一帜的观点之前，我们有必要对该书撰写时西方学术界的观点流派做一概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范式风行之时，标榜科学的行为主义学者侧重对于具体行为的研究，而对于涉及国家、体制等宏大结构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摩尔一反彼时学术界的常态，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勾勒了一幅多线复合结构的历史演化的图景。对于现代化道路必然是经历资本主义和民主的论断，摩尔在著作中给出了令人信服的反驳。在著作中，他援引庞博却又不失精细的史实，加以精彩绝伦的阐释，不无雄辩地揭示了各国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是多样的这一观点。犹值一提的是，摩尔对于暴力同样有着一反常态的推崇。可贵的是，摩尔的论点绝非刻意的标新立异，而是建立在对大量史实论据的充分辨析之后得出的。他既例举了英、法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也追溯了日、俄、中等国，指出了在现代化的演进过程中，暴力的无从避免的事实，也是凤凰涅槃的必经之道。
当然，提到《起源》一书，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当属作者纯熟地运用“阶级分析法”，并以此建构各国以不同道路通往现代社会的逻辑所在。正如《起源》一书的副标题“现代世界诞生时的领主和农民”所昭示的那样，摩尔把土地贵族和农民两个阶级引作自变量，将上述两个阶级的商品化程度，以及与其他阶级的联合或者对抗作为最终主导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决定性因素。
在摩尔看来，英国土地贵族和农民都在进入现代社会前完成了商品化，同时土地贵族与王权形成了力量制衡，故而较为顺利地迈入了自由民主的道路。而法国由于土地贵族与王权的联合，尽管以无套裤汉为主的工人阶级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大革命，但摩尔则指出，“无套裤汉是革命的动力，而农民则成了决定革命能走多远的缰绳”。对于美国来说，正是南北战争砸碎了钳制黑奴的枷锁，紧随而来的农民高度商品化也成为美国自由民主制度的稳定器。
在分析日本的情况时，摩尔指出虽然农民在土地贵族和王权的裹挟下完成了商品化，但这种既不愿意改变社会结构，同时却又试图实现现代化的决策必然会将国家引向军国主义的道路。面对中国问题，摩尔给出的解释则是由于中国存在大量的农民，并且由于农民与土地贵族之间仅存微弱的联系。同时，日本的侵略加剧了这一趋势。这使得以土地贵族为统治基础的国民党在面对善于发动农民的共产党时最终遭遇了失败。摩尔断言，在革命历程中，中国农民的作用甚至超过了俄国，但作为革命主要动力的农民阶级在胜利之后必将遭遇消亡的结局。对于印度，作者把它作为特殊情况，并没有纳入建构的三种类型中。
在该书的最后一部分，摩尔提出了民主发展必须具备的五个条件。即建立某一种均势，避免王权或者贵族倚轻倚重的局面；农民完成商品化历程；土地贵族的削弱（转为资产阶级）；防范土地贵族与城市资产阶级建立针对工农阶级的联盟；声势浩大的革命。从摩尔开出的五个条件来看，民主道路的实现并非单个因素可以左右，而是需要复合多线的因素。但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农民与土地贵族都成顺利实现商品化，并且成为制衡其他阶级政治势力的一股力量。反观今天的中国，能否顺利走过历史的“三峡”，完成现代化的历程。依笔者管见，最关键之处恐怕还在于农民阶级能否顺利地退出历史的舞台。
三
摩尔大作，叙事宏大，精辟论点绝非本文所能尽逮。在完成对于《起源》一书的大体素描之后，笔者试图结合摩尔关于现代化进程中农民作用的阐述，对于当下中国通往现代社会的主要困境做一初步探讨。笔者以现代化为宏观背景，以农民阶级为中观分析对象，视农民有可能引发的暴力为具体的微观行为，由此展开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可能会遭遇农民问题阻难的论述。
在《起源》一书中，摩尔明确提到消灭农民阶级（完成农产品商品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但鉴于摩尔的分析仅限于社会结构层面，并没有从文化的角度探讨农民阶级对于现代社会的重大影响。关于农民阶级的特性，马克思曾有过精辟的论述。马克思在谈到农民时，指出农民普遍具有自私、分散、保守的阶级性，他们眼光狭隘，也缺乏明确的政治主张。古斯塔夫•勒庞则的《乌合之众》尽管侧重对于群体心理学的研究，但他对于群体的归一心理的概括，同样适用于农民。农民阶级在聚合时往往容易形成愚蠢、偏执、极端，缺乏主见的状况。
然而，现代公民的主流应当是拥有独立的判断意识和强烈的权利意识，能够凭借自己的理性对于世界作出准确的判断，同时具有完整的行动能力，以便承担作为现代公民理应担负的政治层面的义务。正如吉登斯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中所指出的那样，现代国家对国内的行政完成了垄断，依靠暴力和法律的手段控制国家。作为个体公民，如果不能有效地实现对于国家的反思性监控，便会导致公民权利遭到践踏，继而产生新的暴政。所以，“公民”的诞生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有效保证。但显然，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因为长期浸淫在小农经济的体系中，形成了自私、保守、狭隘等阶级性，这与现代公民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如果农民阶级不能成长为现代公民，实现真正的现代化便只能是一个幻影。
目前的中国，农民所占比例仍然高达近七成。如果不能在城市化中将大量农民转为城市居民，那么可以预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然会在这一问题上遭遇瓶颈。在思考如何解决城市化问题前，笔者试图先回答的一个问题，农民问题为何在中国如此根深蒂固。
无论是执政的领导人，还是中国问题的研究者，都无法否认农民问题作为中国根本问题的事实。而要对这一问题的来源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却并非易事。依笔者管见，恐怕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中国有着作为一个巨型农业国家有着极为深厚的历史渊源。晚清遭遇变局之前，中国作为东方农业大国已经存在了数千年前之久。在创造了令人称赞的农业文明的同时，也留下了巨大的农业人口。1840年后，即使历经西方列强经济上的渗透，洋务运动、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共产党长达六十年的工业化历程，但时至今日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农民依然占了这个国家人口的大多数。由此可以见农民数量之庞大，农民问题之严峻。
其次，上世纪20~40年代的数次战争中，共产党采取立足农村的策略。面对对手国民党和后来入侵的日本人的围剿，共产党通过占据农村得以存活并且逐步强大。中共的农村统治范围往往是封闭的，这一政策虽然利于中共壮大自己的实力，但客观上却强化了小农经济的地位，不利于农民的市场化。
再者，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点。共产党执政后，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以增长军事力量，对农村进行了极为骇人的榨取。政府在1957年正式设立了城乡二元体制，对于工农业产品实行“剪刀差”的价格体系，这对于迅速完成原始积累，促进工业体系的建设固然有利，但同时也导致农民徘徊在温饱线附近，非但没有消灭农民阶级，反而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民问题。
最后，改革开放后过早的将改革重心从农村移向城市，使得农村的发展尚未腾飞便遭断翅。城市化的不断进行尽管让一部分农民成了“居民”，但更多的人依然停留在“外来务工人员”之列。这些人往往已经不是实质上的农民，却处于城市的底层，有的甚至成了城市的无业游民。城市化令人堪忧的质量为未来的暴力留下了隐患。
四
鉴于历史遗留、政策倾向等诸多因素的作用，农民数量过大的问题已经成为阻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块最大的绊脚石。正如亨廷顿在《变化中的政治秩序》所称：“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政府的稳定，依赖于它在农村推行改革的能力。”农民问题能否顺利解决将成为左右中国到底是走向文明的现代社会还是滑入充斥暴力的泥潭。
以笔者之见，摩尔对于中国问题的阶级分析虽然极富洞见，但也忽视了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性。笔者基本赞同许田波在《战争与国家的形成》一书中对于中国和欧洲社会类型所贴的标签，即中国属于支配型社会，而西方则归为制衡型社会。在西方的制衡型社会，贵族、王权、教会、公民之间往往形成一种均势，至少每一种力量都在此消彼长中，即使是较为弱势的公民也能具备一定的话语权。而各种力量之间的抗衡往往会腾出一定的社会空间，这自然有益于底层民众获取一定的权利。反之，在支配型的社会，农民永远作为社会的底层存在。正常稳定的社会形态下，农民不具基本的权利而处于失语状态。一旦统治阶层遭遇权力失范，农民则往往得以享受无限的权力。这种无限制的权力，如同孔飞力笔下的“仍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可以轻易成为社会暴乱的来源。
许田波所描绘的支配型国家虽然直接指的是中国先秦时期，但如果我们对于今天的中国做一个较为基本的观察，就不难发现这其实与今天颇为契合。甚至，我们还可以发现另一个悲哀之处：目前中国农民的状况难以容人乐观。尽管执政当局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在顽固的二元体制下，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还是让人觉得农民争取权利的过程将不会短暂。更重要的是，目前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城市化遭遇了巨大的尴尬：许多农民在成为城市居民后，既失去了土地，又缺乏就业能力。此外，大量处于社会底层的外来农民工，他们在遭受劣等待遇的同时，在个人的文明程度上也难以令人满意，农民工犯罪率的高居不下显然是一个重要信号。如果上述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二者无法得到良好的安置，那么在贫富悬殊、社会矛盾频发的今天，一旦发生群体事件，他们必然会成为引爆冲突的炸药。作为迈向现代化的重要步骤，城市化原本是和平消灭农民阶级的良方，但如果处理欠佳，却反而容易成为社会倒退的推力。
回溯170年前的今天，仅有两千人规模的英国海军驾驭着他们现代化的军舰高傲地游弋在中国的海域上。他们隆隆的炮声轰开中国守军城门，也拉响了中国进军现代化的汽笛。面对来自地球另一端的一种截然不同的文明，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迅猛攻势，中国人从“技艺”到“观念”，试图完成对于西方的模仿。尽管其中的过程跌宕起伏，令人唏嘘，但面对现代化的目标，中国一直在徘徊着前行。然而，即将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中国，此时却依然在政治现代化的门槛边久久徘徊。阻碍这一进程的因素众多，但农民问题却首屈一指、不容回避。中国的未来究竟能否走向现代化，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如果农民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中国一定无法真正实现现代化；甚至，中国走向的将是一条充斥暴力的动荡之路。
2010/4/4凌晨1时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思,[德]恩格斯.中央编译局译.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2][法]古斯塔夫•勒庞．冯克利.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3][美]许田波.战争与国家的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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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看《复杂系统理论》，还是有人在不竭余力地从不同的学科和知识找共同和共性，企图找到那个“大统一”的完美的理论。 -
楼主的见解牛逼，这几天正在看，开篇就看到作者对于英国革命的解释，不能说信口雌黄，也差不多是削足适履，几乎没注释，也没有对于不同学术观点的评判，反正就是让读者你们爱信不信，有点后悔买了，妈的，还不便宜 -
楼上诸兄幸勿作意气之争，讨论问题贵在能对自己的思考有所裨益，口水仗则于人于己均无益。
拙文本就写得仓促，纯粹为应付期末作业而作，整体构思和遣词措意均有不少问题，也并未完整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其中牵扯出来的问题如此宏大而繁复，岂是一篇急就章所能妥善处理的。还请见谅。
睡觉鸟，明天还要早起，诸位晚安：） -
好吧小森先生你赢了，你的智商上的优越感可以让你到达高潮 -
唉 你是学Poli Sci的吗？Chicago的Poli Sci好难进啊。 -
写的真严肃认真啊 -
2009-08-16 00:03:32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呵呵，我需要什么，无需您操心了，总之您赢了，您不需要按摩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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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按摩棒兄，您還竄出來幹啥呢？ -
支持楼主！ -
2009-08-15 23:56:19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好吧小森先生你赢了，你的智商上的优越感可以让你到达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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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你還需要按摩棒吧？ -
@巨大機：
沒事……牠居然承認是按摩棒了，我一叫就應——哈哈。下雨天打孩子，閒著也是閒著啊。 -
2政治与社会-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政的社会起源」在农业社会过渡到现代工业化社会过程中，抛去一般分析新兴资产阶级的方法，通过分析土地贵族和农民阶级在政治舞台的角色，影响了三种不同政体的发展：英法的议会民主制、德日法西斯右翼专政和俄中共产主义左翼专政。肯定暴力革命不可避免及积极意义。
本书非常好看，出版于1966年，与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涂尔干「论自杀」并称20世纪社会科学三大名著。摩尔生于1913年，为俄裔美国人，主要从事比较研究，阿旺老师说日本写的最好。 -
1945年7月4日，毛泽东专门邀请来延安考察的黄炎培等人到他家里作客，整整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向毛泽东谈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皇朝更替周期规律。毛泽东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个故事，从其产生起，不知道被人们重复了多少遍了。每当中国的改革遇到了困难或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发生了危机的时候，人们就会想起这个故事。自民主的概念传入中国以来，从“五四运动”到当代社会，民主始终是人们所期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终极方法和途径。从中国开始追求民主政治开始，至今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了，民主还没有实现。尽管人们并不知道中国何时能够实现民主，但人们对民主的期望则越来越高，希望民主能够帮助中国解决一切问题。很显然，这个还没有实现的民主，实际上已经承担着其所不能承担的负担。
中国的问题离不开土地
政治改革很重要，民主化也很重要。但是，世界历史发展经验表明，人们不可以给民主政治过高的负担。一遇到问题就想到用民主政治来解决，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民主政治不是万能药。民主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但同时还会带来其他很多问题。毛泽东的回答从经验上来看，只回答了一半，即上层建筑。皇朝更替属于政治范畴，属于上层建筑。还有另一半经济基础更为重要。皇朝更替只是一个结局，而非原因。从大历史看，这个经济基础的核心就是土地问题，尤其对中国而言。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发展和变化都和土地分不开，甚至民主化本身也和土地问题有关。
美国史学家巴林顿·摩尔著《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研究了几个主要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归纳出三条不同的政治道路，即西方议会民主制道路、法西斯主义道路和共产主义道路，发现这些不同路径和土地问题紧密相关。也就是说，解决农民问题的不同方式，导致了现代化的不同路径，同时也造就了不同的政治体系。
从经验来说，民主政治和土地问题、农民问题的解决并没有多大关系，但如何解决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则和民主政治紧密相关。土地问题解决得好不好，不仅影响一个社会能否民主化，而且更影响民主政治的质量。一个社会如果解决不好土地和农民问题，就有可能导致激进的政治变革。这种激进政治变革可能是革命，也可能是民主化。但可以肯定地说，在没有解决好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的前提下，即使走上了民主道路，民主的质量也不会很高。反之，如果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解决得好，就会给民主政治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一个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的基础。社会稳定、公平、中产阶级、城市化、工业化等等，这些和现代民主相关的因素，无一不是和土地问题相关的。
数千年的中国历史，皇朝更替的关键也是土地问题。当土地集中到少数既得利益（无论是皇朝本身、政府还是社会少数群体），社会公正就失去了基础，社会稳定就会无从谈起。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一旦被动员起来，任何政权就会马上面临威胁。不说久远的历史，现代国共两党的历史，也很能说明土地和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是土地问题，而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成功经验也在土地。国民党在台湾成功的经验更和土地改革有关。成功的土地改革为台湾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中小企业是台湾中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而中产阶级的形成是台湾社会民主化的最主要的动力。台湾的民主化因为民进党的“台独”路线而导致激进，导致社会的分化。不过，正是台湾庞大的中产阶级使得台湾的民主化，较之其它很多社会更为理性与和平。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中产阶级，台湾民主化会变得无比暴力。亚洲另外一个社会泰国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今天的中国，因为改革停滞不前，社会出现无穷的不稳定因素，不少社会力量再次诉诸于民主政治。这非常容易理解。但是，如果人们能够意识到当今中国问题的核心仍然是土地问题，那么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政治改革甚至民主化的突破口可能并不在政治领域，而是在土地领域。
当前的所有问题均离不开土地
很显然，目前中国方方面面的问题都和土地有关，经济上的房地产泡沫、价格飞涨的房地产、社会不公正、收入分化、社会抱怨、年轻一代对未来的悲观主义，等等。《中国经济周刊》最近报道，现今北京和上海的地价超英、美、法、德、日去年GDP的总和。尽管这个说法不那么科学，但的确说明了中国房地产问题的严重性。很多金融专家也越来越担心，中国在今后几年会发生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其核心源头还是房地产问题。
在很多方面，中国的房地产就像金融危机之前的美国金融业，已经造成了“过大而不能倒”的地步。美国的金融业绑架了整个美国经济，金融业如果倒下，就意味着美国整个经济的倒下。所以金融业不能倒。美国政府动用大量纳税人的钱来“救市”。经过几年的努力，金融业的确被救活了。但是，金融业复苏并不代表整体经济的复苏。原因很简单，金融业被很少数既得利益所把持，他们追求的只是更多的既得利益，而非社会整体利益。美国经济在好转，但失业率仍然高居不下，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公平。
中国的情况也差不了多少。房地产绑架整个中国经济。中央政府为了社会的总体利益，努力想控制飞涨的房价，但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济于事。在强大的既得利益面前，一系列政策都显得毫无效果。这里有两点很明确。一是中国的房地产业“过大而不能倒”，一旦倒下，就会牵连总体经济，造成经济崩盘，因此政府出台的很多政策只是想控制一下房价，缓解一下民众不满情绪，而不是要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问题。二是较之庞大的既得利益（包括地方政府、银行和发展商），中央部门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确显得力不从心。
而中国房地产问题的本质就是土地问题。笔者曾经论述中国要围绕着三个社会群体，即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居民进行三场土地变革。和其他所有社会一样，农民靠土地为生，土地问题是农民问题的关键不言而喻。农民工也是土地问题。农民工就是尽管已经成为工人了，但还在家乡保留一块土地。这块土地的去留决定了农民工的未来身份。城市居民没有土地，但其所面临的问题也和土地问题有关，即住房。实际上，中国城市居民的住房问题，越来越表现为土地问题。
变相的“货币发行权”
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土地是国有的，对土地的支配权在理论上属于中央政府，但实际上则不然。对土地的操纵权在地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说，地方政府实际上的土地操纵权，已经转化成地方政府的货币发行权。据官方的估计，2010年中国土地交易达到2.7万亿。但很多专家估计实际数字更高。在任何社会，中央当局拥有货币发行权。但如果滥发货币，导致通货膨胀，那么政治变革（或者传统意义上的“皇朝更替”）就不远了。同样，如果地方政府滥发货币，即通过操作土地而导致房价飞涨，也会造成同样的结局。毫无疑问，尽管飞涨的房价的好处流向地方政府，但其社会后果还是要中央政府来承担。
因为地方政府可以从这种变相的“货币发行权”获得巨大的好处，他们已经欲罢不能。很多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在“城乡整合”或“城乡统筹”的政策口号下，进行强制化城市化。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种强制性城市化的核心是土地的城市化，而非人的城市化。没有地方政府对人（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居民）感兴趣，而只对土地这部“印钞机”感兴趣。
这已经导致了无穷的社会和经济结果，如果得不到有效纠正，就会继续造成无穷的恶性政治结果。社会分化和不公平是很显然的。对掌握了大量财富的少数富人来说，正如一些人所形容，买房子就像买白菜一样。与之相对照的是穷人。对穷人来说，因为物价的飞涨，买白菜就要像买房子那样要反复权衡。房地产的飞涨更是导致了中国中产阶级的贫穷化。中国的中产阶级的规模本来就不大，在天价的房地产面前，越来越多的城市中产阶级成为了人们所说的“房奴”。而对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说，房产不久就要变成他们终生难以实现的梦想了。在这方面，中国已经完全香港化了。没有了前途，年轻人只能在作毫无意义的抗争中寻找前途。实际上，大陆的情况可能要比香港的更坏，因为香港政府仍然有能力来有效干预房地产，中国政府则没有。
在经济上，最直接的结果有两个。一个就是上面提到的房地产经济泡沫化，最终造成金融危机。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很难建设一个消费社会。尽管各方面早已经意识到，消费社会对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也在努力建设消费社会；但消费社会遥遥无期，主要原因在于社会政策的失败，而房地产则是社会政策的核心。
政治上的综合病症
房地产问题也导致了政治上的综合病症。房地产使得地方绑架中央。既然房地产绑架了总体中国经济，那么其也绑架了为总体中国经济负责的中央政府。房地产也使得中央政府的政策信用大量丧失。在过去的几年，中央政府已经出台了无数整治房地产市场的政策，但一一被既得利益所消化。结果，现在是中央政策不再在社会群体中具有任何威信。久而久之，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信任危机必然加大。社会分化、不公正、政府信用消失，从历史经验看，所有这些都会直接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甚至激进化。激进化一旦失去控制，那么就会造成巨大的政治变革，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皇朝更替”。
正因为中国的改革变得极其困难，改革处于一个关键时刻。改革当然包括政治改革。不过，在考虑政治改革时，不仅仅要看“上层建筑”，更重要的是要看“经济基础”。政治改革，无论设想得怎样好，都难以超越经济基础的制约。就今天的中国土地问题而言，如果改革不当，不仅很难引导中国走向民主政治，反而会造成社会的长期动荡不定。反之，如果土地问题（因而也是房地产问题）解决得好，就可以在消费社会建设、社会公正稳定、中产阶级、政治合法性等等方面所有作为，从而也可为民主政治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为国大东亚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看法
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是土地问题，而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成功经验也在土地。国民党在台湾成功的经验更和土地改革有关 -
我说的是“文明的最初”，小森没理解是什么意思，也不必再争论了。
巨大机知道我说的意思，但是巨大机的问题“文明的最初在什么时候结束”，这的确是个问题。目前还没有答案。这就像文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或者人类是从哪一刻确定产生了一样，目前还没有确定的答案。
但，虽然这个问题还没有答案，却并影响这个判断：文明在最初一定是地理、气候和基因共同决定的，地理和气候的决定性更大一些。
这就好比，虽然我们不知道人类是在哪一刻确定产生的，但我们可以断定一定是在某一个时候，人类的祖先与它的兄弟——猿猴的祖先分道扬镳了。 -
人类文明之所以绵延不绝，那是因为它僵掉了。。。
小森只说了两句，相当于什么也没说。 -
This is a book memo written for the course of Co-evolution of States and Markets taught by Professor John Padgett, from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of. Padgett requires that we shall relate the subject of the book memo/review to the concents of th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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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restraints against them [Chinese peasants] shall be torn down by them on the fast track towards liberation. All imperialists, warloards, corrupted officials, local tyrants and evil gentry shall be buried by them into due graves. All revolutionary parties and comrads shall undergo their scrutiny and selection. Shall we stand in front of them as leaders? Shall we stand at their back commenting and criticizing them profusely? Or shall we stand at the opposite side, oppressing them? You, all Chinese, are free to choose among these three alternatives; but current trends of events will force from you a quick decision.......
——Mao Zedong (1)
Barrington Moore, who might never have read Mao’s famous quote, also in his book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recognized the potential power of peasant movement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peasant in the modern era has been as much an agent of revolution as the machine......he has come into his own as an effective historical actor along with the conquests of the machine ” (p. 453) (2) . However, Moore asserted that peasant movements must be understood in relation to actions of the upper classes and the societies, as their contributions were very uneven across various countries, and that, ironically, only in countries where peasants were transformed out of their class, a.k.a where peasants were no longer who they had been, could systems of liberal democracy have secure rootings. Thus the subtitle of the book can somehow be misleading, as peasants only played significant roles in limited cases.
The central puzzle of Moore’s book is “what kinds of social structures and historical situations produce peasant revolutions and what other kinds inhibit or prevent them” (p. 453). He adopted what is now called “comparative sociological history” apporaches and discerned three general patterns toward modernization. According to Moore, while each nation (at least up to 1960s) of course posses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in modernization processes, they do not deviate too much from this general framework of categorization (p. 414). Moore emphasized that these three patterns were not alternatives, but successive stages of modernization, as late comers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faced different problems than early risers (p. 414).
The first pattern, bourgeoisie revolution, the most “ideal” type, can be summarized by Moore’s succint sentence “no bourgeoisie, no democracy” (p. 418). England bourgeoisie enjoyed the “advantage of early birds”; not only were they free from competitions of foreign counterparts but they also possessed conception of just resistance to unjust rulers, tradition of noble council since Magna Carta, as well as the spirit of contract as a mutual engagement freely undertaken by free persons. The early exposure of aristocrats to commercial agriculture, the absence of a strong repressive apparatus, coupled with their traditional immunity from the King, made them politically less dependent on absolutist rules and economically more united with urban bourgeoisie. Landlords and upper class of peasentry gradually picked-up business-men mentality (yeomen) and triggered the enclosure movement by “nibbling away” traditional serfdom; thus English rural society was torn top-down peacefully. While England still have to undergo a violent Civil War to eliminate stubborn older upper class, to behead the King as the final line of defense for peasants, and thus to completely break with the past, massive peasant movements did not occur in England. Instead they played primarily the role of “agent” in the enclosure movement, violently yet passively transformed into landless industrial workers, solving the “peasant question” that would become critical nubs in other cases. By the end of 18th and early 19th century when clash between landed and commercial interest began to emerge, the issues were peacefully resolved by both classes turning to rural and urban workers for parliamentary support.
Such a combination only arose in Western Europe, or England more particularly; other places either lacked crucial element or crucial balance (p. 418). In France, while peasant possess close to de facto property rights, parasitic landlords lived on rents and relied heavily on royal bureaucracy, the main instrument of absolutism against localist. French aristocrats kept the peasnt on the land and used feudal levers to extract more produce of both wheat and wine. Commerce regarded as degredation, and commercial agriculturalists must use West Indies as their basis. Landded upper classes adapted to capitalism by further exploiting peasants abut also leaving them de facto onwership. In France, Crown was the momentum behind modernization. Fusion between nobility and bourgeoisie occured through, not against, the crown, and it is the upper bourgeoisie who were “feudalized”. Peasant movements therefore played dual roles in the revolution. Under exploitation, they initially joined hands with petty-bourgeoisie and urban poors in repelling the absolutist. Upper layer peasants also took the chance to dismount seigneurial system---main achievement of revolution. But the revolutionaries’ subsequent exploitation of small peasants to feed urban poor and the army turned the radicalism against themselves. Therefore “Sans culottes” made the revolution, but the peasants, caring more about equal distribution of land than democracy, determined how far it could go (p. 110).
And in USA, where a pre-revolution slavery and cotton manor system instead of rural peasantry inhibited capitalist development, Civil War served the function of a social revolution to destroy the and transformed slaves into landed peasants, while also re-organiz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Southern land owners and Northen industrial capitalists to pave way for the subsequent industrialization of America. But all in all peasants, in these three cases, were generally incorporated into the liberal democracy system. In Moore’s words, “the wellsrpings of human freedom lie not only where Marx saw them, in the aspirations of classes about to take power, but perhaps even more in the dying wail of a class over whome the wave of progress is about to roll. ” (p. 505)
The second pattern, fascism, occured Germany and Japan, was a kind of “popular conservative” in the sense that it mobilized the mass for bottom-up support, and a kind of “modernization from above” in the sense that state, instead of the union of bourgeoisie and new landed class, triggered industrialization in a top-down manner. In both nations landed class used political, religious and traditional means to preserve rural society, and particularly the labor-repressive system, which relied not on market but on political means to extract labor output. Under this system, while peasants did not necessarily suffer, there was a huge asymmetry between justice and security provided by landlord compared with labor output by worker, and by depriving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basis of peasants, such a system was unfavorable to democracy. Moreover,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labor-repressive system, facing more efficient labor-market system, only enhanced authoritarian and reactionary trends among a landed upper class attempting to using political levers to rescue itself from being toppled. (pp. 436-437).
In both nations traditional aristocrats attempted to modernize without changing social struture. Such an approach made several statecraft natural: militarism, uniting the upper classes; intensify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 making industrailization more important; able leadership to drag along less perceptive reactionary elements and build bureacracy, suppress peasant movement, but also secure the nations from ultra-reactionary movement; and rationalization of political order by breaking traditional and territorial divsions, building a strong central governments that can develop domestic economy and project military power outward, manufacturing new citizens with rudimentary literacy and working skills, and shifting loyalty to sates. All these elements strengthened the power of the upper class and repressed democratic incentives. Therefore, in the absence of peasant revolution and the ultimate break with traditional societies, liberal democracies could not take roots in these societies, without the assistance of external forces (after a bloody World War II).
The third and the most modern model, Communism established through peasant movements, occured in Russia and China, and especially in China. This is the pattern in which the most violent episodes of peasant movements occured. Moore believed that without commercial transition of agriculture, both nations lacked a strong, economically independent urban bourgeoisie class as the driving force of industrial modernization. Both nations also witnessed the survival of peasant social intitutions into modern era, whose tie with dominant classes in the countryside, however, were weakened by the political upheavals (Russia) or invasion of a foreign force (China). But the exploitative character of this relationship was retained by subsequent semi-modernized regimes. Both countries, in the pre-modern era, also retained great agrarian bureaucracies which, in Moore’s view, were more liable to revolutions. Such bureaucracies tamed independent bourgeoisie; always demanded excessive taxes; and took over security and protection in the competition against local elites but ironically had not enough resources to provide them. Such bureaucracies not only weakened the drove rural peasants and upper class alliance, who revolted in part to protect de facto property rights, and in part against the “intrusion” into their traditional lifestyles.
Communism happened to be one of the most efficient means to mobilize these antagonistic factors into organized forms of violence against the old regime. A mass of discontent peasants provided the best fuse to trigger revolutions. In China as well as Russia, the Communist Party skillfully merged the grievance of peasant with that of other strata. By themselve peasants have never been albe to accomplish a revolution. Peasants need leaders of other classes. Peasant revolts are frequently crushed. Specifically, Russian Bolsheviks in the absence of a strong used its lack of ties with existing order to mobilize peasants, but later turned against them in the need of collectivization for capital. Chinese Communists, on the other hand, relied on peasants as the major source for army soldiers while also mobilizing proletariat workers and intellectuals in the urban area as allies. They, however, eventually turned to their Soviet allies for assistance and finally took the Soviet model of collectivization.
Moore concluded the book with the notion that in modernization the circumstances of peasant life have seldom made peasants the allies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 But the condition has passed its zenith, and he looked forward to a break to this general rule in future revolutions, possibly in Latin America and Africa.
Suffice to say, Moore’s methodologies and philosophical are heavily inclined to structuralist, Marxist style of class stratification and materialistic analysis of social changes. However, Moore refuted both the liberal, gradualist evasion of bourgeoisie violence and conventional Marxist exaggeration of necessity of revolution. He is bold enough to regarded revolution as a necessary evil that, if properly directed, can help eliminate Yet he also critizied Stalinist Communism’s abuse of violence. He also re-addressed the significance of peasantry and traditional class, which was often neglected by Orthodox Marxism theories that stressed the imporatance of bourgeoisie and proletariat workers as linear forces of social revolutions. By using horizontally comparative approaches Moore also was able to discern similarities as well as differences among nations across time, allowing him to derive more generalizable conclusions than most traditional Marxists, who attempted to use one theory to fit all cases.
But Moore’s theory, overall, is deterministic as well as post hoc; deeply rooted in the Marxist perspectives, he seeks to “explain” events that have already occured. Thus predictive power is lacking. Moreover, while claiming to treat the three patterns equally, Moore was inherently Western-centric; he has pre-setted the Western European (and American) model as a bench mark, or a standard of comparison, in measuring other modernization models and discerning variables (for example, the absence of a strong and independent bourgeoisie) that he deemed disruptiv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Western liberal democracy. Such methods were diametrically opposed to Huntington’s theories, in which a more “technical” instead of “ideological” definition of modernization was employed as the starting point . Moore’s deterministic inclination naturally led him to about both Communism and liberalist institutions, as well as pessimism about the future in the Epilogue (pp. 505-508).
There were also shortcomings in Moore’s empirical studies. Studies of revolutions of revolutios and comparative social histories of Latin America and Africa did not emerge until late 1960s to provide additional support to the theory. Thus the applicability of Moore’s categorization must be revised b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se cases. His analysis of China’s social situations and revolutions, as well a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Japan, as admitted by himself, suffered from a serious lack of insightful research and data, and thus cannot account for later changes the two nations. Discussion of details are too much for this article. For this moment it is enough to say that Moore has greatly over-estimated the power of Chinese state in renovating rural areas top-down and under-estimated the resilience of traditional rural culture and society in China’s economy and political sphere. The Communist ideological-laden efforts to replace traditional clan and cultural ties with Leninist collective Communes since the 1950s created catastrohpic famines and strong resistance from peasants; subsequent pragmatic leaders in the 1980s had to retreat and allowed a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family-ownership cropping and market-oriented township-village enterpriese system, which later successfully merged with capitalist economic reform in the urban areas.
A final point can be made relating Moore’s book to this course. To paraphrase Mao Zedong, revolutionaries might think they are free to choose among the modernization alternatives, but history presses from them the inevitable decisions. This notion, embedded with a “logic of history” that is way too profound to be dealt with in this article, nevertheless worths further contemplations. Does not such an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overlook a wide array of possibilitie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s? Why, how, and when do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and inventions occur in various moments across differnt societies, on the superficially “determined” course of development? To answer those questions one of the best tools, this author believes, might be John Padgett’s theories in the course of Co-evolution of States and Markets.
(1) Mao Zedong, A Report on Survey of Hunan’s Peasant Movements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7, p.1. Chinese text:
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0190/70197/70350/4950575.html. Translation by the author.
(2) Barrington Moor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 MA: Beacon Press, 1966. The subsequent quotations all come from this edition of the book.
(3) See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s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NJ: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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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还是可以看，并不因为发于乌有之乡就一无是处，不过作者说的废话颇多。最后这一句彻底雷倒我——“过去的都是必然的,未来只是或然.”——真浪费我的时间看他前面的废话，都是这种态度还谈什么谈？ -
爱因斯坦曾经坦率地说：他执迷于大统一理论的动机不在功利而在审美。也就是说：在简洁优美的理论照耀下，纷繁混乱的自然现象突然变得井井有条。人人都抗拒不了这种醍醐灌顶的幸福感。人文学者其实怀有同样的野心，希望各种零散知识之下存在某种深层次的统一规律。于是，他们不断犯下同一方向的错误：在根本没有联系的地方发现想象的规律，把大鲸和鲨鱼归为同类。相反方向的错误极其少见，因为谁都不愿意否定确实可靠的联系。可惜这种确定的联系实在太少，无法满足全世界学者共同的价值偏好。
1960年代是“现代化研究”的鼎盛时期，在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之间的半真空地带产生了许多著作。这场运动其实是冷战的间接产物。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想知道：怎样才能顺利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平稳过渡。他们希望能找到现代化的灵丹妙药，然后散发给不幸的第三世界人民，就象由好心的美国大兵向柏林儿童发放糖果一样。更何况这样一来，万恶的苏联人就会无计可施。巴林顿•摩尔和塔尔科特•帕森斯都是这场运动的顶尖人物。他们跟大多数社会学家一样，以“两位马克斯”（马克斯•韦伯和卡尔•马克思）的工具箱为看家本领。
冷战结束后的思想氛围已经巨变，所以我们难以充分体谅六十年代“现代化研究”的空疏和骄狂。很少有一门“学科”象这些学者一样，一开始就无法给自己的主要课题下定义。从来没有人真正知道：什么叫“现代社会”或“现代化”。大家只是模糊地觉得：二战后的美国应该算得上现代化的模范国家。既然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时代的美国包括大众民主、工业化和社会保障的元素，“现代社会”大概应该以此为标准。至于什么叫“传统社会”，连这样的参照系都没有。于是，顺化的儒生和山地的苗人、亚历山大的伊斯兰法官和丁卡的黑人巫师有幸分享同样的待遇。这种二分法的愚蠢程度相当于以下的做法：生物学家将物种分为“大象类”和“非象类”，后者同时包括鞭毛虫、渡渡鸟和长臂猿。
比较聪明的学者早已看出：鞭毛虫进化为大象的方式大概不会跟渡渡鸟相同，如果它们真有可能自发进化为大象的话；但即使在他们最夸张的想象中，可能的路径也不会超出两三条。《专制和民主的社会起源》为全人类的现代化勾画了三条路径：西方民主之路、东方共产主义之路、轴心国之路。这种划分法暴露了作者的时代和师承。只有二战结束后不久那一代人、深受五十年代新左影响那一批人才会这样预设框架。当然，这批人在打击韦伯-帕森斯学派的武断作风方面颇有贡献。后者总是有意无意地假定：现代化和美国化没有实质性差别。直到今天，新左之所以见重于人，仍然是因为他们有纠偏补弊、拓宽视界的功能。技术意义上的扎实或准确一向不是他们的特长。
同样，历史学意义上的扎实或准确也不是巴林顿•摩尔的特长。一位科班的英国政治-社会史专家首先要用三十年时间熟悉东盎格利亚的耕作制度，旁及英格兰东、南各郡。他在退休之前，终于感到有把握将泰晤士河谷到赫尔海岸的庄田制度划分为五种主要类型。如果有人询问约克郡、德文郡，更不用说威尔士和苏格兰边区的土地制度；他一定会回答：从撒克逊时代至今，它们跟英格兰东、南各郡从来不在同一条路线上。而且，它们彼此之间也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如果有人进一步要求他将印度和中国一起纳入分类体系，他会有礼貌地回答：此事属于社会发展史的范畴。这话翻译成医生的语言，相当于：“患者已经是癌症晚期了，不过我碰巧认识一位老中医••••••”
《专制和民主的社会起源》以全世界农民的现代化为主题，因此理应非常依赖史料的准确性。不幸的是，本书中正确的史料屈指可数。相反，如果你把每一处错误做记录下来，做出相应的解释；积累的读书笔记就会超出原书篇幅的五倍以上。这样的著作居然能够在社会学界赢得（虽然只是曾经）赢得一定的地位，本身就是通识教育失败、党派精神肆虐的绝好证据。世界上没有比挑错改错更无聊的活动了；然而在本书的范围，指望“下河不湿脚”实在不切实际。
作者在最初两页内就将英国的民主归因于社会冲突和贸易增长；除了谴责流行的神话以外，不觉得有必要提供额外解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好无条件信任作者的权威；否则篇幅就吃紧了。他接着就用条状耕地代表全英格兰土地制度，把亨利八世没收修道院土地称为打击贵族，把英国革命的主力称为商品化进程的失败者，把圈地运动称为消灭自耕农的过程，甚至荒谬到把敞田制的没落与农业资本主义的兴起联系起来。中国读者如果不太理解这些论述荒谬到什么程度，不妨想象某一部中国史论著提出了以下的高论：王莽在科举失败后创立了太平天国，匈奴人的衰落为国民党的北伐创造了条件。逐一指出谬误是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相反的做法比较简单。本书只有一项历史论述完全无可挑剔：革命前英国王室没有强大行政机构，基层权力掌握在乡绅手中。其他涉及历史的内容，读者都不宜信以为真。
针对这些似是而非、以偏概全、乃至完全谬误的断语，作者只提出了一项解释：这样可以方便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对比。这样一来，本书就要沦为循环论证；因为此前和此后没有任何人认为，这几种革命可以相提并论。这种提法本来应该是作者负责证明的假设，他却预先以假设为定理，反过来根据自己的假设筛选自己的材料。他试图以社会统计学支持历史论断，然而搜集的统计资料鲜有符合史料标准的。即使以1960年代的史学标准，他引用的史学著作都已经严重过时。何况最近三十年来，英国新政治史和地方史研究经历了深刻的革命。今天的英国史专家只要瞥一眼本书的参考资料，就会断定它们只具备珍玩价值。
如前所述，本书唯一靠谱的历史叙述存在于英国史部分。涉及美国、法国、日本、中国、印度的部分，质量甚至远不及英国部分。凡是有过写作经验的人都能看出，作者的方法是：先编织线索，然后沿着线索部署史料。如果史料不足，就选择最接近的内容，然后重新解释。用中国传统学术语言形容：本书属于“经学”，而非“史学”。前者运用的材料最好是真的；但如果不符合“微言大义”的需要，这方面是可以妥协的。后者体现的意义最好是符合需要的；但如果材料不配合，也可以满足于存材料而不论意义。康有为和廖季平如果对世界史感兴趣，完全可能象作者一样：将印度教暴力分子列入无产阶级革命家系列，将穆斯林暴力分子列入法西斯系谱。
中国读者很容易忽视西方学者的形而下层面、或是天真地高估他们的客观中立程度，在这些地方难免有莫名其妙的感觉；所以有必要补充点背景知识。在五六十年代的西方粉红色文化圈内，尼赫鲁的印度和苏加诺的印尼代表最可爱的费边式中左路线：和平，进步，既反西方又不加入共产主义联盟。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却代表最邪恶的帝国主义代理人路线：坚决反共，加入西方组织的“东南亚条约”和“中央条约”，建国理由就是为前宗主国（大英帝国）牵制独立的反殖民主义大国（印度和印尼）。历史人物和历史团体的评价通常不取决于其本身，而是取决于他们真实或假想的政治继承人有没有跟作者搞好关系。“祸延考妣”、“泽及枯骨”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不用说，在粉红色左派的圈子里，“法西斯”的定义与历史上的墨索里尼没有多少关系，比较接近于情人口中的“因为你坏嘛”。这个神奇的动物园包括了从伊斯兰学者到波兰工会的各色人物和团队，唯一共同点在于：这些人都曾经或打算利用西方势力对抗他们的共产党邻居。如果出身相同、行径类似的人物曾经或打算利用苏联势力对抗他们的美国霸主，他们就会被称为“进步人士”。读者只要掌握了上述简要原则，本书涉及印度、中国、日本的部分就可以不读、甚至最好不读。如果你不幸读过全文，很可能不幸记住作者列举的历史证据，在复述时顺口带出来；这样，你就会因为作者的不专业而受到不应有的嘲笑。如果你只运用上述原理，就完全能够自己推出同样的结论，而且发言时只有结论、没有证据；这样，别人即使高度怀疑你的结论，也不大可能提出质疑。证据需要验证，结论只需要相信就够了。
现在，请允许我们用白话（相对于各种专业黑话）解释一下作者的结论。他的结论就是拉斯基、费孝通、印度国大党和中国民盟在1940年代末的观点。所有传统社会大同小异；人类社会有普遍规律；西方民主、苏联和轴心国代表现代化的三种路径；其他落后国家必须在三者当中做出选择；费边式粉红色主义再好不过；搞好费边主义就能避免赤化或法西斯化；已经发生的赤化或法西斯化是费边主义失败的产物。他的材料是不堪一击的，结论是先于材料设定的；但这并不能证明他的结论必定错误。我们只能证明一件事：在我们生活的世界内，历史没有根据这种假设发展。
在二战结束后那个短暂的模糊时期，费边式改良主义一度拥有比苏联-布尔什维克运动更强大的群众基础。依据简单化的民主理论，他们应该有更好的前途。然而，列宁主义政党有更简单、更可靠的程序：极少数先锋队对精英阶级施行深度渗透和外围统战，劫持政治、经济、文化的要害部门，然后由近及远地清算和改造远离力量中心的社会各阶级。这种程序一旦开始，任何组织松散、依赖散沙群众的异己势力早晚逃不了先统战、再消灭的命运。在作者所谓的“传统社会”中，只有作者所谓的“法西斯”（我们今天更习惯称之为“威权主义”）才能替代苏联路线。如果威权主义成功（李光耀或朴正熙的机会至少大于宋教仁或李承晚），某种资本主义社会就要在他们的卵翼下成熟。这种社会将会自动产生作者喜爱的粉红色左派，正如苏联及其盟邦会自动消灭作者这样的人物。
西方左派传统（社会学尤其是左派的重镇）产生这样的著作，实在无足为怪。中国读书界偏好引进“技术上不及格、感情上有共鸣”的西方著作，尤其不足为怪。从1980年代至今，至少有五部流行图书以“愿望的达成”为隐含卖点。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发明了“毛泽东的下层建筑和蒋介石的上层建筑”，从而证明“历史是正确的、未来是光明的”。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发明了“历史三峡”，从而证明“错误是难免的、前途是光明的”。萨伊德《东方主义》免费收复了话语霸权，从而证明“庸人适应环境、狂人改造环境、高人重新解释环境”。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可以概括为“不要帮助中国人，这样他们就不会抱怨了”。基辛格《论中国》可以概括为“美国不输出民主，中国就没有威胁，这样大家都满意”。只要“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伟大传统继续颠扑不破；同样的剧本就会继续上演，每一次都能唤起古老而又全新的亢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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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行客君發的文未及細閱，但見「发于：乌有之乡」六字。 -
有一定道理。
中国确实是官僚社会，权力（暴力）就是元规则。
用阶级分析法来解释中国社会的演进，属于生搬硬套。 -
大才之人，顶礼膜拜。书里书外，游刃有余。俯仰之间，洞悉全局。 -
呵呵，我需要什么，无需您操心了，总之您赢了，您不需要按摩棒了 -
问个问题，路径依赖是不是就是狗改不了吃屎？ -
其次是第二种，经验自主需求的动力。社会中的需求是什么？是政治的权利、经济的权利和文化的权利，尤其其中经济的权利，对于这些权利的需求，全都是人类在社会之中不能不时时刻刻都经验到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在自己主动力争的情境之下去获得，而决不可能仅仅依靠他人的施舍。这种自主权利思维的升华，构成了种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技术发展的“进化论”。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这种社会之中的“进化论”的思考，正就是社会之中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之所以成为社会发展动力的源泉的思考。应该看到，马克思的思想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他所说到的“阶级”虽然主要指按照社会财富划分的阶级，实际上它也同样甚至已经包含了社会权力分配的阶级的成分。令人遗憾的是，马克思的理论到了东方，完全变成了仅仅由财产划分阶级的根据，而事实上已经抛开了按照权力划分阶级的必要性，这使得马克思的理论到了东方，完全变了味。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进化论”的动力，正是人人经验自主的动力的源泉。从上所述，我们看到了“自主——进化论”的人类社会历史的第二种发展动力的源泉。
——黎鸣 -
坦率地說，中國環境和氣候都相當複雜——討論這個，基本是無意義的。而且，到了中國國家意識形態逐漸形成的《白虎通》時代，就是有影響也微乎其微了——何況後來？ -
讲课的时候教授有说过，Moore的南北战争史那部分好坏夹杂，臆想成分是多了些，特别是认为她功能类似于别国的农民商业化进程实在不恰当，不过具体哪部分好哪部分坏，没详细说，后来我也没去了解太多。所以实在不清楚罗……也许去查查美国哪些教授是做南北战争史的，顺藤摸瓜，找到相关著作应该不难 -
出来向您认输呀，让您心里美呀，智商到高潮呀 -
当当。
这么严肃的问题。
午休仔细看。 -
阿旺老师~~⊙_⊙ -
我的倆友鄰吵起來了....... -
MARK，向各位高手学习。；） -
那樓主認為東方專制主義的根源是什麽 為蝦米沒有抵制住列寧式的滲透 -
“阶级分析法”是否适用于剖析“官僚社会”？
——《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读书随劄（草稿）
【按】又是一篇期末时一夜之间赶出来的应付之作。巴林顿·摩尔此书的读书劄记本来大有文章可做，写得如此仓促草率实在有愧于心。近来疏于更新博客，权且将这篇水货贴出来充数。容他日修订或者索性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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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nis Smith曾盛赞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以下简称《起源》）是堪与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与埃米尔·涂尔干《自杀论》相媲美的杰作。三者鼎足而立，并称二十世纪社会学三大经典名著。鉴于这一称誉出现在摩尔的讣告之中，也许有溢美之嫌，未必为学界所公认，然此书自1966年出版后陆续被翻译为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瑞典语、汉语等多种语言，风行数十年，其学术生命力和影响力毋庸置疑。笔者所阅读的汉译本，由华夏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译笔尚佳，惟删节较多，且未注明所删何处，最为遗憾的是，该书译者将原著所有注释一律删除，殊不合学术规范，给有意顺藤摸瓜、深入挖掘的读者造成了不便。
对这本视野恢弘、广博精深的经典著作作出全面而到位的评述，显非笔者的学力所能胜任。此书的主要内容和学术价值，汉译本的“译者前言”已作出了基本恰切的评介（虽然从中尚能窥见意识形态之争的余绪），无需多花笔墨，这篇读书劄记的侧重点是试图对摩尔的研究路径和方法论进行一点力所能及的反思，并就书中所涉及的部分问题借题发挥，提出一点不成熟的见解。
给《起源》一书的研究方法贴上“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t）”这一标签，大概不至于违背摩尔的本意。摩尔的比较史学叙事充分尊重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强调历史演进图式的多线复合结构；强调理论模式的应用必须和历史观察相互参照，将非经济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融入到其历史解释法中，希望籍此避开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某些隐蔽陷阱，克服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等僵化教条，从而逼近真实的历史图景，这种做法使摩尔的理论体系显得枝蔓庞杂，富有弹性和延展性。
不过，不难看出，经济基础和阶级分析仍是其最核心的分析工具，其余的变量只处于辅助性的地位。在摩尔的理论框架中，社会阶级（social classes）始终是居于核心地位的概念，其分析理路无疑预设了以下的前提，即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对抗与合作的态势型塑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土地贵族、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力量的强与弱、分与合、和与战，是理解政治的一个核心问题。换言之，阶级冲突是整个政治活动最基本的内容，对历史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在《起源》的分析框架中，最主要的线索是各国何以产生或未产生革命的历史条件、农民阶级在革命中的参与状况，以及各阶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由此形成的结构。正如他在前言中宣示的：“本书的宗旨，是力求阐明在农业社会过渡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土地贵族和农民阶级在政治舞台上饰演的种种角色。更准确的说，本书力图揭示这个或哪个农村阶层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从而影响着议会民主的诞生、法西斯主义右翼专政的出现和共产主义左翼专政的问世。”[1]得出的基本结论则是“世界现代化的道路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条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即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携手并进，经过清教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内战等一系列革命问世；第二条也是资本主义的，但由于缺乏革命冲击波的震撼，经由某种反动的政治形式发展为法西斯主义；第三条道路是共产主义，革命发动以农民为主，实现了向共产主义的转变。[2]这三条道路不但彼此交汇和包融，而且在发展序列上相互接续，在因果链条上辗转递进，在时间上也构成更替和置换，不同的时空条件中阶级关系的组合和变异，是导致三条道路差异和替代的根本原因。此外，摩尔还用了不少篇幅分析无从归类的印度民主化之路。
在进行气魄恢弘、横跨数个世纪的国别史比较研究中，摩尔将分析阶级冲突的视角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转换到“土地贵族—农民阶级”上，并将各种影响历史演进的非经济因素充分纳入考察范围，无疑是别具匠心，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史学阶级分析法的传统范式的窠臼，故其解释框架显然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更具有说服力。
我乐于承认，阶级分析法在用以剖析欧洲国家的社会结构时，是一种相对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其中包含不少的真理成分。然而，当同样的方法被用来分析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时，其有效性和解释力究竟如何，是值得商榷的。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前工业化社会究竟属不属于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社会”，并非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
要澄清这一问题，首先有必要明确“阶级”、“阶级冲突”和“阶级分析”这三个概念的基本涵义。“阶级”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经济范畴，指与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相联系的社会集团，而所谓“阶级冲突”（“阶级斗争”）的要义可概括为：社会分为不同阶级（利益集团），彼此竞争社会财富（资源），进而演变为竞逐权力与捍卫财产权利的政治斗争。不同阶级或利益集团各有其代表，为本阶级或集团的利益与其他阶级和集团作斗争。一言以蔽之，“阶级冲突”即是利益集团的集体争利。而所谓“阶级分析”，其基本思路就是以利益考虑作为出发点，对不同利益集团的行为进行分析与解释。
考察工业社会之前泰西诸国的历史情景及今日，不难看出“阶级”和“阶级冲突”在西方社会是客观存在的。虽然各国具体的情形参差多态，但对西方封建社会结构进行一般性的简化概括仍是可行的：该社会的结构大致可区分为三层：顶层是王室（国家）；中层是封建领主（贵族）；底层则是农民（农奴），依附于贵族领主。其运作机制是王室驱动贵族，贵族再驱动农奴。简单地勾勒西方前现代社会的结构后，让我们将注意力转向中国传统社会[3]的基本结构。当然，历朝历代的制度略有沿革损益，但基本社会结构却大抵相同。该社会的结构也可以大致区分为三层：国（皇帝）——官（以士大夫为主体，也包括胥吏）——民（农工商）。[4]从表面上看，欧洲封建社会与中国传统社会都是三层结构，顶层为君，底层为民，最重大的区别在于中层。
在欧洲封建社会中，国王的直接征税对象是贵族，国王征税的直接对象是贵族领主，而非底层的民众。作为纳税人的封建领主并不处于任人宰制的地位，具有相当的抗争能力，能对国王的权力进行约束和制衡。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冲突是最常见的冲突形态，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格局中贵族的利益和农民利益往往具有一致性，如果能迫使国王让步，贵族自然是直接得利者，农民也是间接的受益者。因此，在这种社会结构下的冲突和斗争容易有利于社会进步。明确的利益意识和阶级意识的萌发，与权力分散的格局及国王与贵族的冲突息息相关。权利观念亦得以从中产生。由于以集体争利为目的的阶级和由此引发的阶级冲突的客观存在，阶级分析法的有效性和解释力自有其可靠的现实基础。
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情形截然不同。理论上，皇室的直接征税对象是农民（享有人身自由的自耕农），与西方的封建领主相比，他们的抗争实力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这是两种社会值得注意的区别之一。前文已述及，在西方封建社会中，处于中层的封建领主与底层的农奴，两者利益往往一致。而在中国传统社会，处于中层的官僚集团却不然。这一集团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约束和制衡力量，演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实体，其利益与皇帝常常不一致，与底层民众亦相背离。这是西方封建社会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第二个重大区别。
第三个重大差别，也是决定二者的社会性质的根本差异的要害，在于封建领主是一个阶级，其与底层农奴的关系，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范畴，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但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官僚与底层民众的关系却不然。官僚集团的根本属性，在于它是一个不与特定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实体，其存在与发展膨胀，所依靠的并不是社会生产意义上的经济基础，而是政治权力本身。因此，官僚集团并不是一个“阶级”，它根本不代表任何阶级，只代表自己的利益。其获取社会财富的机制，并不在生产关系的分析框架之内，而是依靠政治权力对资源加以垄断，以权力介入经济活动，实行不等价交换来聚敛财富，简而言之，官僚集团是一个暴力敲诈集团。因此，官僚集团与底层民众（农、工、商）之间的关系，是暴力敲诈集团与生产集团的关系，是压榨与被压榨的关系，而非生产关系意义上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敲诈”与“剥削”的区别在于，前者投入的不是金钱而是权力（吴思所谓“合法伤害权”），其其“产出”并非靠占有生产资料，而是靠暴力威胁。此外，根据阿克顿勋爵所谓“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政治学基本规律，由于缺乏根本性的制衡力量[5]，这一集团具有无限自我膨胀、疯狂掠夺社会财富的天然倾向。[6]其造成的恶果往往是“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邱橓语）。
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即便存在阶级关系[7]（如地主阶级—农民阶级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也是次要的，并不能决定该社会的性质。概言之，传统中国社会本质上是“官僚社会”，而非“阶级社会”，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作为暴力压榨集团的官僚集团与作为生产（包括交换）集团的民众（农、工、商）之间的矛盾，而非西方封建社会中的阶级矛盾。这种矛盾往往以王朝末年农民造反、天下大乱的极端方式总爆发，造成了治—乱、兴—衰式的循环，却难以带来社会的实质进步。
私以为，辛亥鼎革，民国成立，君主制被推翻；1949年后，共产党政权建立。这些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乃是“官僚社会”的基本属性，而且还有越演越烈之势。盖传统社会中，皇帝和士绅集团对官僚集团有限的外在约束和制衡作用，以及儒家士大夫道德有限的内在约束作用，在新式政权建立后均荡然无存，致使官僚集团愈加肆无忌惮。
如果以上命题能成立的话，则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基本结构及本质属性本就迥然有别。用阶级分析法对中国社会进行剖析，其有效性和解释力是很成问题的。让我们回到摩尔《起源》一书。在论述中国历史的部分，摩尔已经敏锐地观察到中国社会的官僚集团的一些特征。比如，他睿智地指出，“是官僚机构，而不是土地本身，提供了最大的物质奖励”、“从各方面来看，官僚机构似乎是比土地所有者更有权势，更有效率的组织”、“社会系统中缺少有效率的机构来制止官员的压榨行为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中最基本的结构性弱点之一”[8]然而，摩尔还是囿于经济基础和阶级分析的基本框架，坚持从这一路径来解释中国社会在现代化的曲折进程中的一系列问题。这难免要削足适履，捉襟见肘，支离破碎。在分析国民党政权的阶级基础时，摩尔认为其基础是“商人集团和地主阶级的联合”。实际上国民党政权的主体，仍是一个不依赖任何特定阶级的支持而存在，只代表自己的利益，而不代表特定阶级利益的官僚集团。费正清就曾经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对国民党根本没有阶级基础深感困惑。
明乎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实际上只是传统社会中王朝末年“农民造反”的一种升级版。从苏俄引进的列宁式政党建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所谓“阶级斗争”的实践等等，均为这种传统造反的升级软件。但即便进行升级之后，仍不能改变农民造反实际上是组成“民间暴力敲诈集团”，籍此与“官方暴力敲诈集团”争权夺利的本质。夺取政权后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后，几经反复，官僚集团的统治仍以新的变种形式确立起来。
无论是辛亥革命（所谓“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无法改变中国“官僚社会”的基本结构，这一现象也许暗示了：暴力革命能摧毁的“旧秩序”，实际上可能仅限于阶级结构意义上的旧秩序。如果一个社会的基本性质并非“阶级社会”，则摧毁阶级结构意义上的旧秩序，对建立新秩序并无实质意义。至于摩尔贯穿《起源》全书的一个主题，亦即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化必须基本消除作为一个阶级存在的农民，而要实现这一步就必须借助于暴力，任何的妥协都将带来较之暴力更为惨重的代价，该命题很可能只对阶级社会才具有较好的解释力。而在官僚社会中，由于阶级冲突并非整个政治活动最基本的内容，政治权力本身对经济反倒具有支配性的力量，因此政治因素对现代化的推进很可能起着比经济基础重要得多的作用。
2009年6月19日凌晨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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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2] 同注1，第334页。
[3] 在此主要指郡县制建立之后的时代，即秦朝至清朝，尤其指科举制确立以后的时代，亦即隋唐至清。
[4] 严格来说，在官民之间，还有一个乡绅集团。依愚见，就分析中国传统社会基本社会矛盾这一目的而言，将乡绅集团独立出来进行研究的意义似乎不大。
[5] 皇帝理论上对官僚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但实际上由于具体操作上并无可行性，其对整个官僚集团无法全面整肃，只能惩罚其中个体，并无法彻底剥夺这一集团雄厚的政治经济实力，遑论消除其独立性。个中道理不难理解，以一人之力，岂能敌一个庞大的集团。明太祖朱元璋严酷整治贪官污吏，最终失败，对官僚集团无可奈何，可为例证。至于底层民众，在常态下只能任其宰割，除非在大规模暴乱的特殊情形下，才可能对官僚集团构成冲击乃至毁灭。但即便是农民造反成功，改朝换代，仍会建立起一个大同小异的制度，新的官僚集团再次生成并壮大发展。
[6] 以上的分析，部分灵感来自吴思所著《潜规则》和《血酬定律》二书，由于手头无此二书，仅凭印象领会其大意，杂以自身思考的成分，敷衍成文。故恕不一一引注。
[7] 传统社会中，中国人向来缺乏集体争利的阶级意识，即便有集体抗争，亦基本都是道义之争。此外，中国社会亦一直没有发展出权利观念。故中国传统社会到底是否存在类似于西方社会的“阶级关系”，其实是很难说的。在中国，“阶级观念”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政治宣传灌输的主观塑造机制来完成的。
[8] 同注1，第134～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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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自己並不考慮，「文明最初」的地理、氣候對後來的社會結構有多大的影響，然後便要求別人把這個納入考慮——爲什麽不把數十萬光年外的超新星爆發也納入考慮？
頭腦啊。 -
不是國家意識，是國家意識形態。觀察一下從「道術將爲天下裂」到「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的過程，依稀可見——但這種被要求「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一以貫宇宙、社會、個人（王道貫三，呵呵）的宏大思想之所以形成，還是中國社會構成的催化吧。 -
類比、假設，是一般問題解決思路，主觀傾向對於材料與證據的選擇至關重要，與其說是一種“客觀規律”的尋求和證明，毋寧說是作者自我意識和感情傾向的表達 -
转贴一篇文章，对楼主、对大家，应该都会有所裨益。
文章非常长，大家要有耐心慢慢看。
历史的必然性：评王怡《辛亥年的张惶》
作者：闲言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更新时间：2009-10-16
http://www.wyzxsx.com
赵志勇兄寄来王怡大作《历史的可能性：辛亥年的张惶》（以下简称《辛》文）,嘱我谈点看法.认真拜读了《辛》文,感觉王怡兄笔力深厚,论述详实,文章颇具专业水准。如果《辛》文只是旨在借题阐述各种政治体制在中国的可能前景,那么我已无话可说;但如果是意在探讨特定条件下的历史可能性,那么我还有话要说--毕竟,历史不是当代史,历史的可能性也不等同于未来的必要性.
一,什么是“路径依赖”
自20世纪80年代起,即有学者论证,中国的近现代史一直围绕两大主题:启蒙与救亡.一次次的启蒙冲动,接连被一次次救亡的必要性所中断;以至中国至今仍处在现代性意义上的半开化状态,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也步履维艰.
救亡何以能屡屡打断启蒙?这涉及到政治领域的一个核心问题:任何政治体(当然包括国家),其自身的存续都是它的第一需要;然后,它会关注内部事务的治理和处理对外关系.这些,可称之为政治体的实体面.而文化、制度等等政治运行的范式和环境,可称之为政治体的虚拟面.用后现代主义所深恶痛绝的二分法来说,前者是主体、目的和根本;后者是客体、手段和附从.在大多数情况下,在政治家考量和一般民众的政治诉求中,即在政治的自我逻辑中,前者都是优先目标;只有当政治体的原有范式不足以应对内外矛盾、不足以处理内外危机,并且范式本身成为解决问题的重要障碍时,对虚拟面的关注才会超越对实体面的关注,一跃成为政治活动的优先目标.此时,意味着政治制度已有必要作出变迁,革命或改良即将启动.
但政治变革和制度变迁,也是多种政治力量的博奕过程,本身有着多种可能走向.只有那种能够满足实体面自我存续要求和国家治理需要的制度文化,才有可能在竞争中最后胜出,成为历史所选择的“路径”--这才是“路径依赖”的实质:路径并非由历史决定,而是由现实决定;历史决定现实,路径选择源于政治实体面的现实需要.
二,集权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辛》文观点大致可归纳为四:
1,历史在辛亥年出现了难得机遇:可以通过虚君共和的制度安排,将政治纳入宪政正轨.但因为孙袁的激进或私心自用,最终以创立民主共和的方式断送了宪政前途.
2,《临时约法》是孙文临时扔向袁世凯的紧箍咒,导致后来的府院之争、总统制内阁制之争,最后因政体与“道统”的扭曲,酿造出洪宪称帝.
3,民初本来有望延续清末的地方自治格局,发展出一种“自下而上对权力的程序性限制的权力渊源”,消解中央集权的专制“道统”;但这一历史进程却被亟亟于春秋大一统的国民党发动的北伐所打断.
4,孙文对暴力革命和强权独裁的祟尚,断送了政党政治的希望;中国从此揭开近百年党治政治的序幕.
确实,在我们今天看来,集权主义的“道统”“千年秦政”,是近代中国的万恶之源--它崇尚武力强权，制造了连绵不绝的政争战祸，使社会存量损失惨重，人民生灵涂炭;它具有一种自动走向极端的自我强化机制,一次次导演出极权暴政的荒诞和萧杀;它为我们今天累积了数不清的矛盾和问题,撂下社会转型的巨大难题.
但是,如果当时(民初)没有它,历史将会怎样?
许多东西就是这样:有它在时觉得碍眼,碍手碍脚;没它时才发现少了它还真不行,极不方便.
如果说在辛亥年时,政治的实体面发出了什么声音、提出了什么要求,那么其中最强烈的声音、最集中的要求就是:中央集权.
这不仅仅是简单源于千年“道统”的意识残余,更主要是源于清帝国土崩瓦解后、列强环伺下一盘散沙的中国、发奋图强的现实需要.一个能使事情快速还原为简单清晰的假设是：如果日本侵华提前、发生在1916至1928年间军阀割据“地方自治”时的中国，哪将会是怎样一番局面？
这种应对内外困局的实际需要，才是当时中外势力普遍支持强势政治人物袁世凯上台，并“支持默许”他完成中央集权、构建强势政府的主因。在这里，政治的实体面再次展示了它的优先权。在权力的分布模型上，很容易可以得出一个合符自然逻辑的结论：对集权的需要程度，与人口多寡、疆域大小成正比；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程度成反比。
当然，这只是就一般情形而论。实际上，影响政治的因素多种多样。但无论如何，中央集权在辛亥年的中国成为政治的第一需要；对极权的制约，在当时还只具有很小意义。这几乎是全民共识，更是政治实体面的客观要求。
对比一下许多方面与我们相似的近邻印度，更容易看清楚历史背后的逻辑：虽然印度在英国殖民时期即建立起一定经济基础，独立后采用民主政体，一直保持着政局的大体平稳，社会持续演进；而中国自辛亥年起，几十年战乱不休，运动不断，国家被翻来覆去折腾，社会的正常演进一再被打断，但只要有一段时间的稳定，中国的综合国力、经济发展就能超过印度。究其原因，软政权与硬政权、弱势政府与强势政府的差别，是其根本。
当然，民主分权虽然使印度的政府软弱无力、社会演进缓慢，但也使国家避过内战之苦，发展虽慢却能持续；更使它免去今日政治转型的艰巨和痛苦。其中优劣、历史的功过得失，很难用一个标准界定。但是，印度的民主体制是外力强加的，并不符合政治体自身发展演变的逻辑，也不符合它独立时实体面的客观要求。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外力持续强大的作用影响，印度也会走上与中国类似的政治发展“路径”。因此，中印两国不同的政制选择，实际上只是两国不同的历史“路径”积累之必然--相对于中国,印度多了一段殖民期的经行路.也即是说,“路径”的选择实际上是没得选择:历史只能如此.
三,地方自治的可能性
民初1916---1928年地方各省的相对自治 、“事实上的独立状态”,只是一种各方势力相互牵制下的暂时平衡,是“分久必合”政治游戏中等待强者成形的一个过程.冀望籍此形成“对权力的程序性限制的自下而上的权力渊源”,帮助“打破大一统中央集权的道统”,只不过是后人自作多情的善良愿望.
首先,自治各地军阀的权威仍然来自于武力,他们对内也是行集权之制.所谓“地方主事者对内都较为开明，积极兴办各项事业”,只是一种集权专制下的形式开明,与古之明君、与当时的北京中央政府、特别是与后来孙文的党治独裁,并无实质不同.安于自治是他们暂时不得已的选择,有实力者心里做的无一不是“春秋大一统”的美梦(或许陈炯明是个例外？).
当时政局确实颇类似于“春秋早期诸侯国对于周室名义上的遵奉”时期,与有着统一的政治、经济、外交体系的西方联邦制完全不同,各地自定其制,自行其是.这种体制,是无法应付内忧外患的棘手局面、适应政治实体面需要的,更遑论推动宪政进程.这种脆弱的平衡不可能维持长久,持续往下的结局只能是:要么全面走向分裂;要么被列强吞并或瓦分;要么重新回到“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下--幸亏历史选择了后一种.
国民党发起的走向“大一统”的北伐,获得了民众广泛拥护,证明当时人心思统.这并非仅仅是由于千年“道统”在作怪,而说明了人民深恶割据必然带来的战乱,相信只有统一而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才能带来社会安定、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才能有效推动社会发展(包括民主宪政本身)进程.
纵然地方自治中会撒下一些民主宪政的因子,但却无法避免列强相争带来的长期战乱.以国家民族分裂与战争苦难的代价,换取政治理念的点滴实践,这难道竟是“历史的机遇”?“以武力解决党争”,被《辛》文视为内乱之源;难道军阀的混战割据,就“不过是走了样的地方自治”,而且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既然地方割据只是一股时代逆流,迟早要被终结;其间的各种制度文化的积累也必然要被洗涤、解构;那么终结当然是来得越早越好.因此,孙文发起北伐,政治正当性充足.纵然北伐后中国也未能免于战乱,但北伐在当时确实是终止割据混乱的唯一可行之法.实际上,北伐胜利后,除了少量“红色割据”外，全国已是一统局面；至1934年长征结束，“红色割据”也所剩无几。如果不是后来日本侵略打断了社会发展各项进程，民国的各项事业应该会有长足进步--看看后来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就不能不承认：民主宪政，在当时并非必须；党治国家，也并非无所作为。成王败寇的评说后面，代表了一定的历史规律。而无论是“红色割据”，还是日本侵华，都没有减少、反而增强了北伐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如果上述分析成立，那么《辛》文设想的四个“历史可能性”岔口就只剩下三个，让我们再来继续张望。
四，虚君立宪的可能性
“虚君立宪”在辛亥年间真的如《辛》文所言、能够扮演扭转历史进程的角色吗？对此我深表怀疑。
首先，来看看君主立宪何以在当时未能成为现实，难道真的是由于孙袁的私心自用、欲占“开国元勋的初夜权”所致？
辛亥年的中国社会，大致可分为三个成分：最下层是农村广大无知无识的贫民，然后是多少有些政治意识的城镇各阶层市民(包括军人、会党)，再然后是政治、经济、知识各方面的社会精英。
辛亥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是市民阶层及部分社会精英，革命的动力和目标是“驱除鞑虏、建立民国”。异族统治和传统帝制自甲午年起就逐渐被视为国嬴民弱的两大根源，所谓“当时国内思想界普遍主张君主立宪”、“一大批有名望地位的社会贤达也明确主张君主立宪”，只是属于部分社会精英的主观理性。“驱除鞑虏”和“建立民国”两大社会目标在当时是不可分拆的。革命的目的不达，革命所积蓄的社会能量就得不到充分宣泄，社会冲突就不可能终止。纵然袁世凯可以凭籍武力强行息止革命、纵使袁黎“君主立宪”协议能够得到奉行，也只能带来一时苟安；动力不失，形势仍会向前，并将聚集起更大能量。这也是袁黎协议后,各省仍然纷纷独立，且协议马上冰消瓦解的主要原因。
纵或“虚君立宪”侥一时之幸竟得以构成，是否“必然使真正的宪政建设走上正轨，各种力量在遵奉一个最高象征的前提下所进行的竞争，必然将在名分已定的宪政框架内展开”？“建立和维护宪政，逐步消泯作为道统的专制主义意识形态”，难道因此“就将首先成为（主要以武力凭籍作为自身权力根源的）各种势力维护自己利益的手段和需求”？这恐怕也只是当时和后来的理想主义者们一厢情愿的政治臆想吧。
一切社会条件都没有改变，实行“民主共和”或“君主立宪”，结局何致于截然不同？当时的“各种主要政治势力”，其力量仍是建立在武力之上。袁之能居于强势在此，同盟会（包括后来的国民党）之能居于制衡也在此。袁世凯虽然是“当时被普遍视为能够得到各方面认同的强势人物”，但一旦离开武力凭籍，他就什么也不是。搞民主政治、政党竞选，他能争得过宋教仁的国民党？除非是国民党自甘拱手相让。但如果那样,搞的就无疑不是“政党政治”、而是类似于“党治国家”的游戏了。
权势者绝不会为了“民主立宪”的理念原则而牺牲自我权势，他们的唯一选择是不放弃武力优势、以武力定乾坤。无论是“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的制度框架，都不可能限制他们的所作所为。在民主共和制下袁能“刺宋”,夭折政党内阁;在君主立宪制下他就既能刺宋又能刺君；不将“虚君”变为袁氏“实君”，他是不会罢手的。因此，孙文“在手中保留着暴力的手段，在袁世凯有道时选择退出政治舞台，在袁世凯无道时则随时准备拔枪”，这其实是颇具政治远见的明智之策。
如果说君主立宪能够将各种政治势力的运作纳入“名分已定的宪政框架”，那么民主共和也没有理由不能做到。后者对权力的制衡并不弱于前者。至于说君主立宪“可以息内争而定民志”，则完全只是少数人的特殊视角观照。事实证明，对废除帝制“心有未甘”的,只是极少数，其余波是张勋复辟；而对保留帝制绝不能容忍的,则是大多数，其爆发即为护国运动、为洪宪帝制的转眼间灰飞烟灭。
强权依旧、政治力量的构成和格局依旧，无论是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结局都不会有何不同。孙文后来对此有深入认识，于是他走回武力斗争的老路。毛泽东后来的成功,也源于及早认清了此一中国“国情”：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中国的国情，也是在中国玩政治游戏所必须遵循的逻辑。既要玩游戏，又不遵循游戏规律，唯一命运就是被淘汰出局。辛亥后的百年政争史证明：凡是不遵循此一游戏规律的，都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凡是成功者胜利者，都是谨守此一金科玉律者。蒋介石毛泽东之成功，是必然；宋教仁陈独秀之失败，也是必然。
这样，《辛》文所设想的历史可能性岔口，就只剩下两个了（内阁制与总统制，政党政治与党治国家）。但这两个岔口的意义并不大，因为无论从哪一边（内阁制或总统制）钻进去，由于历史的重力作用，最后都只会从同一个出口（党治国家）钻出来；而不可能走到另一个出口(政党政治)去。
五,历史何以轮回
几千年中国史,不断上演着宿命的轮回: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历史的走势,最后总是指向“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对于延续千年的“秦制”“道统”,人们有理由疑问:是什么样一只巨手,在背后操纵历史的轮回?
传统答案大多归结到人的作用上面:商鞅变法,奠定了千年秦制基石;汉武尊儒,祭起了崇尚集权的千年道统;几千年下来,形成了与此相适应的国民性--这就是中国历史不断沿固定轨迹运转的原因.
但是商鞅变法、汉武尊儒,难道仅仅是人为之偶然,难道背后没有历史之必然?千年之中,“大一统”一再被打碎,何以又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自动复位--反复促使钟摆回到原来位置的力量是什么?这恐怕不能简单地归之于国民的偏好、或意识形态的惯性吧？
意识形态是现实需要的反射.它本身也多种多样,相互之间也存在竞争.最后胜出的,必定是最适合于现实需要的.同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并非是自达尔文时代才开始生效的自然法则;也并非是只适应于西方社会的生存模式.一种政治制度能够延续千年、屡屡被不同的执政集团所采用,其原因只有一个:它最适合于当时环境的需要.
不管东方西方,人是天生不喜受拘束的;最多也只是想拘束别人.因此,权力和控制总是要承受反弹,国家是不得已下产生的；专制,一定是建立在强权暴力的基础上.在泱泱大国实行集权专制,更须面对强大反弹,更需要维持极大的专政力量.社会组织、社会系统都遵循简单化原则,如果较简单的组织系统,其功能已足以满足社会需要,那么社会绝不会长期反复地选择和维持一种较为繁复、较难维持的组织系统.如果集权专制不是社会所必须,那么它绝不可能延续千年.中国之所以维系了较其它国家更为集权专制的政治制度长达数千年之久,必定是因为中国社会有着与其它国家不同的特殊需要.
几千年的中国,对于中央集权的需要源于维系“大一统”的需要;而“大一统”的需要则源于下述理由:在一个被当时人力尚不易克服的地理障碍封闭起来的大陆,内部分裂即意味着战争;分裂各方的利益冲突不可调和、无可缓冲,战争是唯一解决问题的手段;要摆脱战乱,统一就成为必须--这是封闭性大陆对“大一统”的独特需要.
秦以前的华夏之所以能维持权力较为分散的政治格局,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人类力量更弱小，空间距离即构成障碍;亦即是说,同一地区,被空间的辽阔分隔成了多个相对独立的地区。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央集权的模式“秦政”,本身也需要一个逐渐摸索、逐渐成形过程.到商鞅时期,内外条件成熟了,于是“秦政”横空出世.
西欧之所以不需要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之所以能维持中世纪小国林立的局面,是源于其地理环境的开放性--西欧人确实得天独厚,凭地中海舟楫之便,很容易就可以把触角和利爪伸向非洲和中东.
中世纪的世界利益格局与今日有两大不同：一是地理障碍将世界划分为多个独立的利益区，不象今天这样全球一体；因此，才可能形成象中国这样的封闭世界。二是由于当时人类能力的局限性，任何政治体的影响力都受到地理限制，这样就在周边地区保留了一些政治经济利益尚未遭遇各政治体激烈争夺的半开化地带，形成一些列强尚未涉足其间的政治真空区域，为新增政治势力的扩张预留了余地。今天则不同，在任何一个向度上，利益竞争都已饱和，再没有所谓权力真空。今天的政治体要发展，除了自然增长外，要么能找到新的增长源（如新经济），要么就只能把原来占据某空间的势力排挤出去。
政治冲突源于各政治力量的消长变化总是快于政治利益分配结构的调整，冲突的结果总是导致利益格局变化。但在开放环境下，新增力量可以选择向外扩张，因而内部调整不是必须的。尤其在经过计算或经受教训后，人们往往发现在拓展的难度和收益的大小比上、向外发展比向内竞争更为划算。于是向外扩张成为利益拓展的首选目标。正是这种外向扩张对于内向争斗的缓冲，使“大一统”在中世纪西欧没有成为必然；于是高度集权的政体形式也未成为必须。根据简单化原则，西欧选择了较为分散、较少反弹的政治权力分布模型。
因此，不同地理特性带来的不同权力结构性需要，是造成中西不同历史路径的根本原因；集权专制在中国的千年轮回，也是历史的必然。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的局限性，其实就是历史的正确性。
六，民主宪政的基础和前提
辛亥年起，几十年来理想主义者对民主宪政的期盼颇为类似于1848年后100年间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期盼。很明显的是，社会主义药方确实能够医治资本主义在当时最为突出的两大症状：生产过剩和社会两极分化；人们在当时无法明显预见的是，社会主义也将带来它自己的固有顽疾：短缺经济和社会僵化。当然，民主宪政与社会主义不同，它已经有不少成功范例。但也应当看到，范例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脚下有着历史和现实的适宜土壤。
民主宪政从某种角度而言,是一种允许社会内部进行公开博弈的利益调节机制，其有效运作的基本条件是社会本身没有积累过多矛盾、没有致使矛盾无法调和。当然，民主宪政本身就有一种释放矛盾、使矛盾不致过分淤积的自动调节机制。但是，在一个已经积聚大量矛盾、隐藏不可调和冲突危机的社会，实施向民主宪政的转型就等于主动释放风险。利益不可调和的矛盾各方，在冲突博弈中必然不择手段、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很可能不会遵循必要的法治规范。因此，走向民主宪政的过程往往演变成社会危机爆发的过程。改良引发革命，革命埋葬改良。所以，历史上民主宪政的演进常常是迂回的，起初往往被控制在矛盾易于调和的范围内实施；因此，民主宪政往往首先只是特权者（贵族或上层）的游戏。
同理，当社会面临重大内外危机时，也不宜释放危险、实施向民主宪政的转型；而只能暂时压制矛盾，以原有机制集中力量、全力应付眼前危机。
现代工商社会之所以被视为成熟民主宪政的基础，是因为社会关系在其中被简化和突出为经济关系。由于市场经济具有相对公平的竞争机制，为社会矛盾各方提供了一个“人人都可能成功”的公开博弈机会，被压抑的能量能够得到温和释放，矛盾不会淤积过甚，一般不会形成你死我活的死结。
即使这样，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社会被高度分化为两大阶级，工人阶级作为无产阶级，市场并没有为他们提供多少机会，此时两极矛盾难以调和，民主宪政也不具备落实的基础。因此，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是狭义的，是并不怎么令人羡慕的，普选权也经历了逐步扩大的过程。只有当社会积累逐渐丰富，资本主义改良了自己的分配制度后，民主宪政才有了牢固基础。
由历史自然演进形成的民主社会，社会内部有着走向民主的动力和滋生民主的土壤，可以历经摸索、逐步完善，从最初级形式开始试验；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民主宪政负载了太多的期许和担当，它如果不足够优越，就没有出生的足够理由和自我实现的足够力量。因此，它只能一开始就力臻完善，这就同时要求更牢固的基础。
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推行民主宪政，还需要一个前提，即能够随时抵御专制集权的需要和诱惑。这是东方大国独有的诱惑，因为专制主义在东方不但有着适宜土壤，而且还有现实需要：维持大一统的辽阔帝国，需要中央集权的结构性凝聚力量。
西方没有这种需要。无论是在曾实行农奴制的西欧，还是在曾实行蓄奴制的美国，明确的世袭等级制，为社会提供了一种固化结构的胶质力量。因此，中央集权在那里没有成为必须，它的功能被等级制所部分取代。但在中国这样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维持等级制比维持中央集权更困难，反弹更大（元朝的短命是个例子）；于是物竞天择下，最后形成的是崇尚“以民为本”，没有明显普遍世袭等级制度的相对扁平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中，中央集权的结构凝聚力成为必须。
在顺利完成向近代社会转型的日本，也有着类似西方的具有某种明显人身依附特征的世袭等级制度。因此，虽然日本自大化革新起即一直在多方面模仿中国，却很少出现中国那种政教合一的高度中央集权模式--等级制的结构性力量抵消了社会对中央高度集权制的需要。
另外,正如辛亥年间那样，在社会由专制集权向民主宪政转型的过程中，革命者使用暴力是因为存在反革命的暴力威胁。暴力革命和秘密组织是对抗独裁政权的必要手段，因为其时民主斗争没有可以运作的空间。辛亥年虽然搭建了一个民主共和的粗略框架，但随时都有着滑向极权独裁的危险。在传统政治游戏中，政治是有着严重后果的现实博弈。对于博弈双方来说，胜利都是首要的，失败往往意味着无法咽下的苦果。为了获胜，任何一方都只能竭尽全力；不可能出现某一方绑住自己一只手来与对方较量的情形。这是一种类似经济领域“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驱动机制，这也是辛亥年孙文不得不在“手中保留一张可以随时揭竿而起的王牌”的原因。
现在流行的一种历史学逻辑是：如果当时某一方能克己守“制”，历史的进程就大不一样，渐进式的改良就有可能因此按部就班走下去。这显然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极权专制有一种自我走向巅峰的内在驱动力,因此,一方的克制忍让未必能换来对方的循规蹈矩,换来的有可能只是变本加厉.宋案后孙文如果不揭竿而起，而是一味“在现有框架中寻求法律解决”,那么确有可能避免一时战乱,但却未必能避免袁世凯走向专制.袁后来终于不顾一切地走向帝制,多少证明了此点.
因此,只有当武力不再是特定政治集团的资本,政治博奕的结果不再受武力遥制时,民主宪政机制才有可能真正切实、持续的运行.否则,所谓民主宪政,其机能必然是被扭曲的,其实质只能是一种点缀.随时有着被扯下来扔到一边去的危险的民主宪政,必然会在“劣法驱逐良法”的恶性竞争中正式被扔到一边.但是,这当中也有例外:当拥有绝对武力优势的政治集团,因种种原因,本身有着实施民主宪政的需要和冲动,衷心推动民主化进程时,历史的机遇就来了--世界史上不乏这种先例.
显然,辛亥年的中国并不具备这种幸运.袁世凯并没有实行真民主的客观需要和主观冲动.袁是一个现实主义政治家,他只选择历史和现实为他本人早已安排好的路径.孙文的处境背景,与袁大不相同.如果辛亥年掌握武力决定权的是孙文而非袁世凯,那么历史的路径可能大不一样--当然,民主仍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它确有可能历经怀胎十月后,平稳降生;就象1949年后的台湾.
七,结论
因此，历史在辛亥年并没有留给中国人多少选择;所谓“历史的岔口”,只可张望，无法趋入;虽然有了些许阳光雨露,民主宪政的土壤,在辛亥年还很贫瘠干涸,不可能结出甘甜果实。所谓“历史的可能性”,实质上只是不可能性--辛亥年演绎的是历史的必然。“心有不甘者”,总觉得中国的近代史,不应如此“令人气馁”，于是才会翻来覆去地在历史的必然性中寻找“可能性”的“岔口”吧。
我不是历史决定论者.关于历史,我的看法是:过去的都是必然的,未来只是或然.当然,历史人物的主动行为也是构成历史必然性的当然要件.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类的主观能动性总是以个体形式存在着和表现出来.任何个人的主动性,其所面对的都是整体环境(包括众人、他人)的确定性;因此,个人行为最终也只能遵循客观的必然性。
以上所言,颇似在为极权主义唱赞歌,很多人也可能因此而不爽.所以,笔者有必要申明:我只是就史论史,只是针对当时中央集权为政治实体面之必须的客观情势来言说.任何现实的合理性,都建立在一定历史性的限定下.逝者如斯,如果历史已发展到专制极权已无力应对内外困局;不但不能解决问题,本身还成为解决问题的障碍时,那么合理就转化为不合理,极权专制也就到了应该寿终正寝的时候,社会政治的转型也就不可避免了。
作为一种理念,我完全同意《辛》文末尾所言：“接受现实，力求改良，告别革命，反对激进”。但正如朴素兄所言,知之惟易,行之惟艰.历史,有它自己的逻辑；人,往往只是历史给定条件下的被动者。 -
传统社会中，中国人向来缺乏集体争利的阶级意识，即便有集体抗争，亦基本都是道义之争。此外，中国社会亦一直没有发展出权利观念。故中国传统社会到底是否存在类似于西方社会的“阶级关系”，其实是很难说的。在中国，“阶级观念”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政治宣传灌输的主观塑造机制来完成的。 -
官僚集团暴力敲诈朝朝得逞，其实行成本如此之低，还得感谢儒家官本位道德和礼教建制意识的垄断性洗脑麻醉之功。 -
这篇文章写得好。 -
这门课这个学期要做4-5次。另外两门课起码2-3次。Chicago的quarter制度一个quarter才11周，还是挺intensive的…… -
我的论文要引用你这篇文章，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