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华人史》书评

《马来西亚华人史：权威、社群与信仰》序

《马来西亚华人史：权威、社群与信仰》序文：吴小安教授与宋燕鹏博士结识，既是马来西亚华人研究的共同兴趣使然，也是马来西亚拉曼大学讲师陈爱梅博士牵线搭桥的用心。后者是我在马来亚大学历史学系好友黄子坚教授的学生，也是研究马来西亚华人史的巾帼学者。记得最初在吉隆坡，当宋博士第一次被正式介绍给我时说，他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博士后、治马来亚华人史，并特别提到我的另一位朋友马来亚大学卢慧玲教授的郑重推荐。坦率地说，当时我是第一次听说其大名的，心里不免暗暗有些吃惊和惭愧：自己怎么啦，竟然如此孤陋寡闻，不知北京隐藏着一位年轻的同道。在随后谈话中，我欣喜地得知，原来宋博士一直是治中国古代史，最近在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担任为期一年多的访问学者，转而有志研究马来西亚华人史。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又多了一位志同道合的青年才俊加盟，我当然十分高兴。再后来，在北京与来访的陈爱梅博士一起餐叙时，宋博士很客气地问我，他有一部关于马来西亚华人史的书稿即将付梓出版，想请我作序。坦率地说，当时我是有些犹豫的：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竟然能完成了一部书稿。吃惊之余，也有些好奇：想了解宋博士的大作到底写的是什么，又是如何完成的。所以，我委婉地答复道，先让我拜读书稿，然后再确定吧。然而，当书稿送达快速翻阅后，明显感觉到宋博士是一位勤勉、认真、富有好奇心的青年学者；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一部专业水准与阅读趣味兼具的著作，不能不令人钦佩。这里，我想与读者分享本人两大阅读感受。一部焦聚华人聚居地论文集首先，这是一部历史学专业训练背景的、关于马来西亚华人史的、历史人类学的专题研究论集。顾名思义，书名标题是“马来西亚华人史”，当然是一部关于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的著作。副标题则是“权威、社群与信仰”，则揭示了本书的主题与学科性质，表明它不是一部传统的、通史范畴的马来西亚华人史著作。换言之，宋燕鹏博士的大作，不是一部基于详细策划论证的项目计划书之上的专题著作，不是企图通过自己对有关“马来西亚华人史”的某些系列专题的详细个案研究，检视有关“权威、社群与信仰”主题的一般范式与理论，而是籍此三个相关的主题串联各章、统领全书。简言之，本书是一部论文集，收录了作者近几年陆续发表在中国大陆和新马的专业期刊论文、报刊杂文和评论，如《南洋问题研究》（厦门大学）、《南洋学报》（新加坡南洋学会）、《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汉学研究学刊》（马来亚大学），以及《华人研究国际学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等。论集主要焦聚于马六甲、吉隆坡和槟榔屿三个华人聚居地，然而其整体关怀却覆盖了马来西亚华社、华南与南洋、中国事务与身份认同。论集文献资料丰富全面，包括金石资料、会馆收据、典籍收藏与图书文献等，涉及面也很广阔多元，涵盖领域从华人甲必丹到领导权，从方言群到会馆，从法师、寺庙到九皇大帝，从对马来西亚华社个性化的观感到对马来西亚华人史研究的一般性观察和讨论等等。纵览全书各章，应该说宋博士大作结集出版可谓水到渠成、顺理成章。选题专门，并紧扣学界关注热点；行文写意，而不失流畅，值得嘉许。东南亚学者 追溯侨乡华南社会文化的源头其次，这是一部融专攻中国古代史转轨东南亚华人史的所谓“外行”、从中国大陆初访马来西亚的所谓“外国人”和“陌生人”三重身份而一体的青年学人所撰写的专题研究论集。除了历代中国文人皆备的学术游记习惯和中国古代史学者对地方文献的梳理考证、记传与纪事传统特征，本书深刻地印烙了作者“跨界的”“异文化的”与“他山之石”的独特视角与文化情怀。曾几何时，对汉语言文化圈和中国汉学界而言，华侨华人史最初一直成为中国史的分支，南洋华侨华人则成为南洋研究的重点特色。汉学作为南洋研究的传统，当初不仅引领了南洋研究风骚，而且南洋研究主力军是极少数从中国南来的传统中国学人，他们给南洋研究注入了中国学术传统与文化特色的深刻烙印。对西方汉学家而言，战后相当一段时期，由于冷战的缘故不能进入中国大陆，对台、港、澳、海外华人社会，尤其是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关注与研究，成为其对中国研究的“替代品”及其主题关怀的方法论工具。华南与东南亚长期的地缘经济与社会文化历史的传统纽带，无疑进一步加强了上述两个不同学术研究领域的融合渗透。不少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纷纷进入海外华人研究，特别是东南亚华人研究的领域；东南亚华人研究学者则反其道而行之，转而追溯侨乡华南社会文化的源头。同样地，当下以中文为写作媒介的中国大陆华南学派也开始走向东南亚，固然是追踪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在海外的衍生与发展，更是走向国际、摆脱华南研究危机的一种重要选择。中国开放后，东南亚华人研究跨地域的时代意识形态色彩消失了，西方学者们于是纷纷回归各自的专业领地。新马华人 处于英文与本土语言之间不过，少数例外也是有的，例如美国孔飞力教授、日本滨下武志教授和加拿大丁荷生教授（最近刚加盟新加坡国立大学）等等。这些杰出学者的跨界例子涌现，令本土东南亚华人学界为“额外青睐”而深受鼓舞。应该指出的是，上述几位西方学者从东亚研究（实际上是中国研究）跨入东南亚研究（实际上是东南亚华人研究）是对其核心研究主题的地域拓展性关怀，或者说是同一专业领域主题关怀在不同地域的延伸，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科专业领域的跨界。反观东南亚本土地区，同样研究中国现代历史的学者转而也同时跨界关注东南亚华人问题，例如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黄贤强教授和黄坚立教授等。他们跨界则是另辟疆场，主要考量应该是本土主流学术生态、专业市场动力和社会关注度等因素，而且他们都拥有土生土长华人学者的在地背景优势支撑。这同样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学术现象。从东南亚本土视角看，东南亚华人研究的语言、文化与族群的分野，一直界限分明。对以中文为媒介的东南亚华人研究，尤其是新马华人研究而言，处于英文与东南亚本土语言之间，更是一种坚定明确的求生存、谋发展的策略定位：一方面，立足于对华社自身族群与文化的在地化知识；另一方面，依托于港、澳、台、大陆等同宗同源学术文化圈的国际空间。对非华南学派、治中国史的广大中国学者而言，东南亚与东南亚华人的方法论工具与跨域想象，也是如此。随着汉语文化圈人文交流的日益国际化，这可能是一个需要正面看待和具体客观分析的重要现象。将来能否发展成为一种趋势，值得观察。香港中文大学治清史的梁元生教授利用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多年的机会，厦门大学治唐史的陈衍德教授利用到菲律宾交流一年的机会，以及治明清史的曾玲教授利用到新加坡探亲和定居多年的机会，纷纷转而研究在地的东南亚华人，都做出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宋燕鹏博士的跨界应该也属于此种类型，是一种难得的有益尝试，并且已经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开始。毋庸讳言，某些专业学者，尤其是研究东南亚历史和东南亚华人的所谓正统学者，可能难免会苛求本书作者在研究主题关联上的牵强与附会、学术理论与方法论讨论上的朴素与主观、报刊评论文章上的感性与夸张，甚至遣词造句上的些许随意等等，不一而足。然而，宋燕鹏博士的学术热忱、探索勇气与勤勉认真等可贵品质，不能不令人激赏。后生可畏，精神可嘉，相信读者会从本书阅读中得到印证。是为序。2015年清明前夕于燕园刊于马来西亚《光华日报》2015年7月14日《光华文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