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的力量》书评

《认同的力量》读书报告

　　曼纽尔·卡斯特历时14年所著的《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量》和《千年终结》合称《信息时代：经济、社会与文化》三部曲。第一部主要是对网络社会概念的阐明；第二部分析了文化认同、社会运动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第三部讲解了信息时代下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动互相作用。　　三部书所描述的时间段主要是20世纪后期及新千年前后。在千禧年之交，一个新的世界正在成型。此新的世界开端于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中，历史巧合有三个独立发生的过程同时进行：信息技术革命、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经济危机及其随后发生的再结构；文化上的社会运动，像自由意志论、人权、女性主义与环境主义等遍地开花。这三个过程的互动与它们所触动的反应，带来了一个新的支配性社会结构，即网络社会；一个新经济，也就是信息化/全球经济；一个新文化，真是虚拟的文化。而深植于这种经济、社会和文化之内的逻辑，已经成为整个相互依赖世界里的社会行动与制度的基础。　　信息技术革命引发了信息主义的浮现，并成为新社会的物质基础，在信息主义之下，财富的生产、权力的运作与文化符码的创造变得越来越依赖社会与个人的技术能力，而信息技术正是此能力的核心。　　　　《认同的力量》是曼纽尔·卡斯特所著《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的第二卷。其分析的主题是新的全球社会结构——网络社会——与人们对这一社会结构所暗含的统治形式的反抗之间的矛盾。简言之就是对全球化与网络化背景下，国家、民族、社区与个人身份认同的阐述。作者主要着眼于对20世纪90年代社会趋势的观察，表现形式各异的文化认同是反对那些曾经编排过财富、信息和权力的全球网络程序的价值和利益的一个主要支柱。事实上，网络社会并没有脱离贯穿人类历史的普遍的社会规律：哪里有统治，哪里就有反抗，哪里也就有关于如何组织社会生活的各种竞争性主张和方案。　　　　先来讲讲什么是网络社会。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活，正在被全球化和认同的对立趋势所塑造。信息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的重构，已经诱发了一种新的社会形式——网络社会。它的典型特征是战略决策性经济活动的全球化、组织形式的网络化、工作的弹性域不稳定性、劳动的个体化、由一种无处不在的纵横交错的变化多端的媒体系统所构筑的现实虚拟的文化，以及通过形成一种由主导地位的活动和占支配地位的精英所表达出来的流动的空间和无时间的时间，而造成的生活、时间和空间的物质基础的转变。　　与网络社会对应的一个概念是网络国家，它与现代时期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不属于同一类型，也区别于以往历史时期建立发展呢起来的其他国家类型。它是由一系列互动主体的复杂网络所构成，这些互动主体包括民族国家、各种“多国家的”和“超国家的”机构、区域的或地方的政府，甚至包括各种非政府组织，因为地方的和全球的公民社会很快变成了民族国家的挑战者，同时也很快变成了民族国家的合作者。　　了解我们世界的理论框架大致包括为：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和全球恐怖网络的兴起；民族认同在全球化世界中支撑社会方面所起的作用；在一场维护全球公正的多维运动中抗拒无拘束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的浪潮、在多元主义时代朝着一种新的制度形式即网络国家演变的、管理全球乱象的国家社会的重建；一些国家尽管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里但仍然把自己说成是主权实体的企图。　　　　再来讲讲本书的基本内容。本书的重点是关注各种社会运动和政治，因为他们均起因于技术诱导的全球化、认同的力量和国家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其中认同包括性别、宗教、民族、种族、地域、社会——生物等方面的认同）。 本书最前面一章讲的是网络社会中的认同与意义，简要概述了对认同的建构特别是对文化共同体的建构的各种体现以及这些建构的意义。 接下来三章具体讲了典型的三种运动：反对新全球秩序的社会运动，自我的绿化——环境运动，父权制的终结——信息时代的社会运动、家庭与性，由此构成了本书的主要部分。 最后两章分别讲了基于国家层面的认同和信息政治下的民主危机（这场危机是和媒体政治、丑闻政治联系在一起的，也是和有待管理的议题的全球性与负责管理的制度的国家边界特征之间的日益尖锐的矛盾联系在一起的）。　　这本书不仅提示了当代文明系统之逻辑，理清了信息化社会之意义，全方位展示了信息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也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及解决途径。另外，我们从中还可以学到分析社会问题尤其是社会运动的思路和方法，并形成对个体、民族、社区、国家的整体认识。　　 第一章的知识点：　　1. 认同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认同是行动者自身的意义来源，也是自身通过个体化过程建构起来的。认同尽管能够从支配性的制度中产生，但只有在社会行动者将之内化，并围绕这种内在化过程构建其意义的时候，它才能够成为认同。在社会行动者看来，网络社会意义是围绕一种跨越时间和空间而自我维系的原初认同建构起来的，而这种原初认同，就是构造了他者的认同。曼纽尔的关注点是集体认同，而不是个人的认同。　　从社会学的视角看，所有的认同都是建构起来的。现实的问题是：它们是如何、从何处、通过谁、为了谁而建构起来的。认同的建构所运用的材料来自历史、地理、生物，来自生产和再生产的制度，来自集体记忆和个人幻觉，也来自权利机器和宗教启示。　　作者把建构认同的形式分为三种：合法性建构、抗拒式建构和规划性建构。　　（1）合法性认同由社会的支配性制度所引入，以扩展和合理化它们对社会行动者的支配。例如适宜于“权威和支配理论”的核心主题，也适用于不同的民族主义理论。合法性认同产生公民社会，也就是产生一套组织和制度，以及一系列被结构化的、组织化的社会行动者。 　　（2）抗拒性认同由那些其地位和环境被支配性逻辑所贬低或污蔑的行动者所拥有。这些行动者筑起了抵抗的战壕、并在不同于或相反于既有社会体制的原则基础上生存下来。例如适宜于解释认同政治。抗拒式认同导致了共同体的形成。　　（3）规划性认同是当社会行动者基于不管什么样的能到手的文化材料，而构建一种新的、重新界定其社会地位并因此寻求全面社会转型的认同。适宜的例子如：女权主义跃出女性认同和妇女权益的抵抗战壕，挑战父权制和父权家庭，直到挑战各个社会长期依赖的整个生产、再生产、性和人格的结构。规划性认同产生了主体，即集体的社会行动者。　　　　作者依次介绍了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文化上的民族主义，以及地域性的共同体，另外还介绍了种族认同。（P10 P70）对于那些排斥全球化和财富集团并作出反抗的社会行动者来说，以宗教、民族和地域为基础的文化共同体似乎为我们社会的意义建构提供了另一条最重要的途径。 这些文化共同体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他们表面看起来是对社会普遍趋势的反应，是为了意义的自主性来源而抗拒这些社会趋势；二是它们从一开始就是一些具有庇护和团结功能的防卫性的认同，即为反对一个充满敌意的外部世界而提供保护；三是它们均通过文化建构起来，也就是说它们均打上了独特的自我认同的符码，如信仰者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图腾、地方性的地理特征。 种族性尽管是我们社会的基本特征，尤其是歧视和耻辱的根源，但它不会依靠自己产生出共同体，它很可能融入了宗教、民族和地域性。　　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文化上的民族主义、以及地域性的共同体，基本上都是防卫性的反应。它们是世纪之交世界各国绝大多数人为抗拒三大威胁而做出的反应。一是对全球化的反应，二是对网络化和弹性化的反应，三是对父权制家庭危机的反应。而这三者的认同建构也都是围绕抗拒式认同的原则进展的。　　　　第二、三、四章 主要内容　　1. 分析社会运动的方法论（P74~P76)　　首先，社会运动必须按照其本来面目去理解，也就是说，它们说自己是什么就是什么。其次，社会运动有可能在社会层面上是保守的，也可能在社会层面上是革命的（在社会的演变中，并不存在某种预先的决定的方向性，唯一的历史感就是我们所感知的历史)。再次，作者按照阿兰·图海纳的经典分类法给这些运动下定义。　　它依据三个原则来定义社会运动：社会的认同、运动的敌人、运动的图景或社会模式（社会性目标）。在作者的用法中，认同指的是社会运动在有关它自身是什么、声明为谁的利益而奋斗这些题目上所做的自我定义；敌人指的是社会运动的主要反对目标，即社会运动所明确认定的敌人；社会性目标指的是社会运动对于社会社会秩序的类型、社会组织的类型的看法，它希望从自己的集体行动的历史视野中获得这种看法。第五章 全球化、认同与国家：无权力的国家还是网络化的国家？1.“资本主义国家的独有特性，在于它吸纳了社会的时间和空间，建立起了时空矩阵，并且垄断了把时空组织起来的权力；在国家的介入下，时间和空间变成了统治和权力的网络。这就是现代民族为什么成了国家的产物的原因。”——尼科斯·普兰查斯。　　2.国家对时间和空间的控制，越来越受到了全球资本、货物、服务、技术、通讯和信息的流动的约束。国家通过弘扬传统、建构和重构民族认同以求补获历史时间的努力，却受到了由自主性主体所界定的多元认同的挑战；国家通过设立超国家的机构以求在全球舞台上巩固其权利的企图，却进一步损害了它的主权；国家通过向区域和地方下放行政权力以求重建合法性的努力，反而被其更亲近于政府、疏离于国家的新式民众，搞得成效甚微。总之，现代国家的权力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逐渐流失。（全球化体现在如下方面：核心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媒体和电子通讯的全球化、犯罪的全球化、社会抗议的全球化以及跨边界恐怖主义为主要形式的骚乱的全球化等等）　　3.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政治管理的实际运行单位是一个由民族国家、国际机构、民族国家各种联合体、区域和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共同构成的网络化国家。正是这个网络国家，协商、管理和决定着全球的、国家的、地方的事务。这个网络国家负责协商它的各个成员之间的权力关系，也负责协调任一水平的政府所依赖的权力集团内部的权力关系。这个网络的每一个节点并不都是一样的平等，它们的利益分歧、利益交叉和利益冲突，都取决于具体的事务和背景。　　第六章 信息政治与民主危机　　电子媒体（包括广播电视、报纸和互联网等等）已经成为了主导性的政治空间。媒体扎根于社会之中，它们与政治过程的互动很大程度上是不确定的，即取决于具体的环境和整治行动者的策略，以及一系列社会、文化和政治属性之间的特有互动。而政治的内涵、组织、过程和领导权，就都被媒体系统尤其是新的电子媒体的内在逻辑所塑造。（P367）　　当政治出现危机时，国家只能把它的合法性来源从代表民众意愿、为民众谋福利，转移到通过自觉认同哪些排斥另类价值观和少数派族群认同的共同体主义，来维护集体的认同。这实际上就是原教旨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种族国家、地域国家和宗教国家的根源所在，它们都有可能出现在当前的政治合法性危机当中。　　网络社会民主重建的三个趋势：首先是地方政府的重建，第二是电子通讯为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和水平化沟通带来了机遇。第三是符号政治的广泛发展，以及围绕“非政治”事业而做的电子化或其他形式的政治动员的广泛发展。结论 网络社会的社会变迁（P414）　　网络社会的崛起，导致合法性认同逐渐瓦解，新的社会结构的三大基础领域——空间、时间和技术发生变化，抗拒性认同的共同体形成，但不同的共同体之间没办法和平相处，规划性认同登场，期望重建一种新的公民社会；可有时在抗拒性认同的基础上，不一定能形成规划性认同，它也许就停留在防御性的共同体上。　　全球化、资本主义的重构、组织化的网络、现实虚拟的文化，以及为技术而技术的有限性、信息时代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等等，都是工业时代建构起来的国家和公民社会面临危机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