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困的治理
出版日期:2015-1
ISBN:9787108050684
作者:狄金华
页数:348页
内容概要
狄金华，湖北当阳人，1982年10月出生，社会学博士。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暨农村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乡村治理与农村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曾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
引子：乡镇干部的“理”与“钉子户”的“理”
一、自治抑或官治：治理主体视角下的乡村秩序
二、复合治理：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的新解释
三、地域空间的“华中”：区位与属性
四、走在乡土上：田野与方法
五、文本的结构：表述框架与研究主题
第二章 乡村治理的大舞台：乡域的生活世界
一、河镇的空间与空间中的河镇
二、河镇的社会与社会中的河镇
三、河镇的历史与历史中的河镇
四、是国家的历史还是乡村的故事?
第三章 地方性规范与乡村社会秩序的生产
一、默会的传统：乡村社会中的地方性规范
二、权力的组织网络与村庄权威
三、道义、地方性规范与公共规则的角逐：一个古怪“当家人”的实践
四、地方性规范实践与乡村社会治理
第四章 普法实践与公共规则下乡
一、河镇中的法律：法律下乡三十年
二、法律下乡与治理嬗变
三、法律规则的移植：从送法下乡到迎法下乡
四、法治的变迁与逻辑嬗变
第五章 治理转型、规则变迁与积极治理困境
一、代理制与税费改革前的公共物品供给
二、协议制与税费改革后的公共物品供给
三、合作的困境：从“钉子户”困境到“有组织的无序”
四、规则变迁、制度激励与合作困境
第六章 规则多元、策略行为与消极治理困境
一、 生活实践中的村庄纠纷
二、情理与法律：家庭内部纠纷调解的规则博弈
三、情理、暴力与法律：家户间纠纷的调解规则与情境博弈
四、生存伦理与政治话语：农户与集体纠纷的规则博弈
五、规范体系混乱与纠纷调解困境
第七章 情境建构、合法性表达与消极治理困境
一、上访的事由及其分类
二、寻求组织庇护：农民上访的诉求表达
三、情境构建与话语表达：农民上访的策略表达
四、政治正确与现实选择：话语混乱背后的上访治理困境
第八章 结语：复合治理、社会主义国家与治理转型
一、情境建构与规则选用：对农户行为的再认识
二、复合治理与国家政权建设
三、复合治理的困境：话语／规则混乱、治权丧失与
合法性消解
四、乡村治理中的国家基础权力
五、社会主义国家与治理转型：一个刚刚开启的话题
参考文献
中外译名对照表
后记
作者简介
作者选择了华中乡镇从事个案研究，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搜集了丰富的资料。在此基础上，完整的再现了一个典型乡镇所面临的国家公共规则与地方性规范之间的冲突，以及这种冲突给乡镇治理所带来的困境。
作者通过翔实的案例资料解释“简约治理”理论的不足，提出了更能有效解释乡镇治理现实的“复合治理”概念，用以概括乡镇治理的实践形态。
作者展示了扎实的田野调查能力和驾驭田野资料的功底，显示出独到的与现有文献进行对话、并运用经验研究提炼乡镇治理理论的水平。研究结论具有原创性，深化了对乡镇治理复杂性的认识。
发布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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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读者与书，以及书的作者之间，总是会有某种奇妙的缘分存在。蓑翁之于这本《被困的治理》同样如此。最早认识本书作者狄金华老师，是在周晓虹老师的周门读书会上。那天，作为南大社会学院访问学者的狄老师，在读书会上作关于基层多重治理的学术报告，其思维的敏捷和表述逻辑的严密，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没过几天，我去南图借书。按照规定，每次在南图只能借四本书，而当时我已经挑好了其中三本，随即在社会学门类的书架边徘徊，这本《被困的治理》一下子映入了我的眼帘。该书出自国内我最喜欢的出版社——三联书店，又属于“田野深描”系列，而这个系列里，谭同学的《桥村有道》和萧楼的《夏村社会》我之前都读过，受益良多，于是便决定借这本书前来阅读。抽出该书一看，发现作者一栏写的正是“狄金华”的名字，一时间非常惊喜。书借回来，我大概花了十天时间阅读完毕。这本书里扎实充分的田野调查素材、详尽丰富的各类征引文献，以及作者治学的严谨、朴实、认真的态度，都带给我非常多的启发。我甚至觉得：这本书完全可以作为未来自己的博士论文的写作范本。经过几天酝酿，现将自己阅读这本书的心得感受，向狄老师和各位书友汇报如下，欢迎大家批评指正：从研究方法上来说，《被困的治理》采取的是类似费孝通先生《江村经济》那样的个案研究方法，而具体调查过程中，则秉承田野实地调查的方式，因此，这样一本书，也可以称为是用社会学的视角、人类学的方法完成的著作。河镇是作者爱人的老家，跟作者自己的老家也仅仅只是一河之隔；尽管如此，作者在调查和写作过程中，还是努力地做到了“我者的他者化”（范可老师语），尽可能规避自身的熟悉感对调查研究的干扰，把河镇的发展变迁，置于整个中国基层社会的转型进程中加以考量。作者的核心观点是：经过中共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里的变迁，中国的基层乡镇，既深受国家法律和规则的制约，也仍然受到包括宗族、传统伦理、潜规则等在内的地方性规范的重要影响，因此对于基层的治理，不能单方面强调国家与社会这两者之中的任何一项维度，而应该把国家规则和地方性规范综合起来加以考量。这也就是所谓的“复合治理”。应该来说，对于中国基层社会的“复合治理”界定，是符合实际状况的。建国之初，出于保证政权对基层控制力量的考虑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要求，中共将原本主导乡村治理的宗族和士绅力量消灭殆尽，代之以在每个村庄建立党支部。如果说这样的制度变迁在毛泽东时代，还能确保政权对于村民的组织调动的话，那么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开始，由于集体耕种的不复存在，广大村民已经面临着“原子化”的境遇。这种个体的“原子化”跟社会生活的去政治化同步进行。改革开放以来，普通民众，只要不触犯国家法律法规，不从事政治色彩浓厚的活动，其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很少会受到政治力量的干扰。这种趋势，在2006年国家取消农业税之后，体现得更加明显。正如狄金华在书中引用经济学里的“委托—代理”理论论述的那样：农业税取消的初衷只是减轻农民的负担，然而它的一个意外后果就是：随着政府跟农民之间这种经济契约关系的不复存在，国家和政府在广大农村地区的“在场”感被进一步削弱，这种“在场”感的削弱，也让中国村民的“原子化”倾向更加严重。如果社会中仍然有共通的主导性信仰和意识形态，那么民众的“原子化”，可以说仅仅只是针对基层范围内而言的，就整个中国来说，主导性信仰与意识形态，仍然能让民众有一种集体感和共同的身份认同感。问题恰恰在于如上所说：民众的“原子化”跟社会生活的去政治化是同步进行的。中国民众的信仰与意识形态状况，早已经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元化发展态势，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国家主义、官方口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等，均在中国社会中占据一席之地。而伴随着经济发展带来的商业主义、消费主义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祛魅”，社会主义的名与实之间，已经存在着很大的落差；而当今中共统治的所谓合法性，与其说是来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如说是来自于经济发展带来的民众生活改善。在“原子化”和“去政治化”的共同作用之下，正如狄金华在书中所说，“农民行为中极端实用的个人主义开始膨胀”，“个人只强调自己的权利，无视对公众或他人的义务与责任，从而变成无公德的个人”（阎云翔语）。民众对私利的普遍追逐和对国家、政府认同的日渐淡漠，给中国基层社会的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更为棘手的问题在于：尽管官方意识形态在普通民众当中的认同感已经明显淡漠，但在各种成文法和官方口径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仍然占据不可动摇的主导性位置。正基于此，当普通民众摆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为消解法律和地方性规范的正当性时，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就会面临这种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官方层面，仍然是维系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而在很多普通民众眼中，仅仅只是用来实现自身利益诉求的“大帽子”，或者所谓工具理性。这种名实分离的落差，进一步加大了基层治理的难度。正是在这样一种治理困境面前，宗族力量在部分地区的复兴，以及基层社会组织的初步兴起，就变得完全具备逻辑自洽性，因为如果任由民众的“原子化”状况蔓延，政府单独面对这成千上万、而且利益诉求千差万别的个体博弈，显然是力不从心。基层民众的再组织化，就成为破解基层治理困境的出路之一。然而“再组织化”之后，政府和社会自组织之间，如何重新进行权力分配，民众个体面对政府和社会自组织，会采取什么样的新的博弈策略，都非常值得玩味。最后，谈一谈我对狄金华这本书的两点小小的建议。第一，书中多次引用基层政府的官方宣传材料作为论证素材，然而细读这些材料的具体论述，会发现官样文章色彩比较严重，其中对当事人的直接引语，有明显修饰化、宣传化、套路化的感觉，不排除材料撰写人在写作过程中，有歪曲和美化事实的嫌疑。这样的材料，个人认为可靠程度，比不上作者直接面向当事人的访谈素材，以及通过亲身参与获得的鲜活田野资料。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言：学者们对于历史学的研究，往往是以史料作为基础，问题是，用文字记录下来的东西，是否能跟当时的现实状况一一对应？这一点还需要考证。第二，狄金华在书中将“复合治理”界定为当下中国基层治理中出现的新态势。但实际上，国家法律与地方性规范之间的博弈，早在中国前现代社会里就普遍存在。孔飞力先生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就曾经把税收掮客的普遍存在，视为晚清时期，国家与控制基层乡村的地方士绅力量博弈的重要矛盾所在点。如果说在晚清时期，国家与地方力量的博弈，主要还在于税收这样的经济利益的话；那么进入民国之后，这种博弈就从单纯的经济利益，扩大到政治与文化层面。这一点，在关于民国时期保甲制度推行状况的诸多文献中，均有详细论述。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将地方上这样一种倡导自治、主张地方财政和治理独立化的力量，称之为“乡团”。他甚至认为，中国应该以各地的“乡团”为主导力量，构建一个联邦制的自治性共和国。而历史后来的发展，人们一目了然。富强目标带来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政权的建立，跟自治驱动主导下的地方力量的兴起，在孔飞力眼中，是构成中国现代国家建立过程中的三大主导性矛盾之一，而这一矛盾的演化直到今天，仍在继续。由此可见，指望培育社会自组织力量，就能解决中国基层治理的困境，是不切实际的。如何找到兼顾各方利益的基层治理方略，还需要各级决策者的反复探索。就此搁笔。2016.7.7晚作于竹林斋本人原创公号二维码，欢迎关注。
精彩短评 (总计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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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解剖河镇这个麻雀，对农村治理历史、治理困境的深度观察，从中可以深刻地体会到，一项实践于中国农村这样一个复杂、传统而又快速空心化、极具被现代化的治理对象的公共政策，其效果如何，真是难以预测。向扎实做博士论文的作者致敬。 -
此书原稿为博士论文。似乎和别的博士论文改成的书不同，此书改动较小，所以读起来有深厚的论文气息，关于各种研究方法论的比较，前人的论述和对比太多，偏学术，所以阅读不是很流畅。讲述的是湖北中部一个小镇上近几十年的乡村治理，对农村税制改革前后的基层政权运作方式有较多对比，以法律形式下渗的国家意识对农村治理和农民策略选择的影响越来越大。新形势下扁平化的信息沟通渠道和集权式的治理之间的矛盾，必然无法和谐啊 -
典型的社会学个案研究论著，扎实的田野调查经验资料，跟极度丰富、全面的文献阅读与征引结合在一起，成就了一本有一定理论建树和重要现实意义的佳作。作者跟过往经典文献的对话能力，对于社会个体化时代（阎云翔语）基层乡镇治理多元面向的如实展现，都让人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