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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17：“德裕卒於宣宗大中三年（八四九）十二月。”案後王西莊、陳寅恪等所爭者，在於史文之前“明年冬貶潮州司戶”一條，其中陳氏所論甚當。今人喜將公曆年份對照，然上文所說大中三年十二月實是850年。檢《辭海》正如此。又文饒生年貞元三年則係從卒年六十三推出，舊史記人年齡均是虛歲。如年譜一類，則於其生年下徑書一歲是。以公曆計，文饒實歲亦六十三歲。頁37貞元十九年。夏，李吉甫“赴郴州刺史任……途中曾受襄州刺史于【由頁】的款待。”細繹此條，內涵頗多。之前頁35貞元十六年九月，“宰相鄭餘慶貶為郴州司馬”條下引《舊紀》，載與鄭同貶者為“戶部侍郎、判度支于【丕頁】”，又引《通鑑》二三五謂鄭于二人相善云。回頭看十九年，吉甫於郴州刺史任上時，正是郴州司馬鄭餘慶的上司。又吉甫已非首次出任被貶丞相之上級，吉甫於貞元九年坐竇參黨被貶明州員外長史。而竇參之案發時為相者為陸贄，雖本譜以為陸與此事無涉，然時議畢竟不以為無涉。之後貞元十一年四月，陸贄自去年十二月罷相後，再“由太子賓客貶為忠州別駕。”本年夏，李吉甫“由明州員外長史遷為忠州刺史”，正為陸贄上級，是傳“宰相欲害陸贄，故起吉甫為忠州刺史”。蓋吉甫之前被貶即與陸贄有所關係也。而頁31謂：“吉甫至忠州，以宰相禮事陸贄，二人相得甚歡。”所以十九年吉甫赴任郴州（其實十八年吉甫即受命遷郴州，然以吉甫疾病故拖至十九年夏），或是朝中人物援陸贄時例，欲用吉甫來保護鄭氏（與之前忠州事不同，蓋朝中先擬遷吉甫以害陸贄，後見吉甫禮遇之；鄭氏被貶時，欲保護鄭氏者則反而用之）。聯繫上文中款待吉甫之于【由頁】，與鄭餘慶同貶的于【丕頁】二人則更可見端倪。案此二人乃親兄弟。《元和姓纂》卷二于氏河南房元範條（中華書局附四校本條2/336，頁235）下載于瓊“生【丕頁】、【由頁】。【丕頁】戶部郎中（岑氏案《唐世系表》作“戶部侍郎”。舊竹君案，當作戶部侍郎，上引《舊紀》、《通鑑》可證）。【由頁】，左僕射、司空、平章事、燕公。”又《權德輿詩文集》卷十二有《大唐金紫光祿大夫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太微公使上柱國燕國公于公先廟碑銘并序》（上海古籍本頁200，據上引《姓纂》，于公即【由頁】），序言燕公【由頁】“烈祖贈司空諱瓊……冢子【丕頁】，貞幹強敏，程功賦職，歷戶部侍郎，以公事貶泉州司戶……司空即第三子也。”皆可證二于為兄弟。蓋一于隨鄭餘慶同貶，一于則對鄭氏謫居之上司善加款待，且此上司又有禮遇謫居宰相之先例，是此事之大概細節。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順宗即位。三月，尋追陸贄、鄭餘慶等入京（陸贄未聞此訊而卒）。八月，順宗又禅位於憲宗，改貞元二十一年為永貞元年，並逐王叔文等，又以鄭餘慶為相。同月，召李吉甫入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十二月又以之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均為此前與陸贄、鄭餘慶善之回報。而于氏兄弟在其中調停公關，亦不可忽視。頁137以後長慶元年三月科試。本譜將之與此前元和三年進士上策事並列，謂李氏父子實不與其中，甚切。元和三年進士策文今斑斑而存，非但未攻擊吉甫而反贊之。是史傳吉甫哭訴，或並不如溫公以為挾君、及岑傅以為子虛，是吉甫向憲宗表明上書非出己之授意爾。且事後遭貶之人如王涯、林寶等亦與吉甫善。事隔十數年，文饒與元稹、李紳任翰林學士，段文昌以宰相鎮蜀，李宗閔任中書舍人，錢徽知科舉。據《舊書徽傳》，之前段文昌、李紳君曾向錢推薦自己所賞識的楊凭之子、周漢賓。然榜發之後，所錄乃李宗閔子婿及楊汝士季弟，不與段李所推薦者。段文昌遂於赴鎮前辭日面白於君，謂錢徽所錄均藝薄之子弟。穆宗又問學士李紳、元稹，二人同於文昌。帝遂命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誥白居易出題重試，題目為《孤竹管賦》、《鳥散餘花落詩》，之前所錄十四人中十人未中。即貶錢徽、李宗閔、楊汝士等。李楊之前向錢建議其出示段文昌、李紳的請託信於帝，為錢徽所拒云。可見此次事件中文饒根本沒有任何作為。段、李固然請託，李、楊何嘗沒有。且傅氏言：“唐朝科舉取士，因為是採取不糊名制，事先請託的事是習見不鮮的”，故如陳寅恪等將李宗閔黨視為維護進士科、司馬溫公將段、李視為作弊者先告狀，均是未解唐時科舉制度之全像而發。傅氏曾著《唐代科舉與文學》，方能從當時之制度認可事前請託。可知讀史義理之重要。且夫段文昌、李紳所推薦，乃不相幹之舉子；李宗閔、楊汝士所推薦乃不出五服之親。細味錢徽拒絕李楊出示推薦信時語（“不然。苟無愧心，得喪一致，修身慎行，安可以私書相證耶？”），乃以此次事故為自己心有愧。竊謂此老乃兩面拿錢，吃完上家而與下家。若真上私書，則李楊或可拼死一搏，拉人下水；錢老則不免每況愈下矣。又此事之關鍵，竊謂在元稹。如《舊徽傳》及《通鑑》二四一所載，元稹、李宗閔二人原來交情甚篤，元還朝後因與李各自甘於仕進而有隙，是正可借文昌與紳之不平打擊宗閔。且受委出複試題目者正是白居易，以元白之篤，微之之計遂可行。且複試題目亦可商榷。按照複試後斥責徽等人之詔（引見頁140）可看出，諸生所以不能中者，在《孤竹管賦》而非《鳥散餘花落詩》。後者為謝眺《遊東田》中句，小謝在唐代甚流行了；前者則出於“周禮正經”。檢荀羕《正義》卷四三《春官大司樂》（中華書局本冊7頁1757）：“凡樂，圜鐘為宮，黃鐘為角，大蔟為徵，姑洗為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除孤竹外，後面還有“孫竹”、“陰竹”。鄭注：“孤竹，竹特生者。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陰竹，生於山北者。”蓋依字為訓。荀羕疏：“云‘孤竹之管’者，下管也。”是孤竹乃祭天時所用樂器。上古用以審音度律、挑商引宮之物，亦本就是竹管。以此考諸生，本無可厚非。然《周禮》於中唐前並非“正經”，唐初亦未以“正義”名注疏；直到後來學術轉型，賬冊典章類書漸受重視，《唐六典》、《通典》、《會要》等書出，《周禮》地位方得以確定。所謂孤竹管，實介於重要不重要之間，而且“孤竹之管”字樣，亦出現於當時習知之書《文選》數次（如《東京賦》和《七命》），雖李善屢次均注出，然亦足以迷惑考生。所以樂天以此考諸生，其曖昧之態度，可說出於元稹設計。又以上均可見文饒與此事毫無關係。而《通鑑》之所以將文饒牽涉其中，大抵因為李宗閔在其中，與李紳、元稹等對立，而文饒與李元二人善；加諸溫公以為元和三年上策事中宗閔所針對的是吉甫云。然溫公既云：“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又將文饒牽扯其中。夫以元白之相與，而微之與宗閔之隙，微之要通過樂天算計宗閔，何須通過文饒之中介？且《通鑑》後文多載文饒與樂天不諧（事實並非如此，傅氏於此均有辯證），此時以溫公之邏輯，文饒又哪裡插得上手？後面又有幾處可發，姑俟考。又本書可說為一本極擴大之《唐才子傳校箋》。之所以發覆甚多，則重在傅氏沒有守於“牛李”二字。蓋中國之黨爭，個中人可謂群而不黨，非徒文饒如岑仲勉所言無黨，宗閔、僧孺之間亦有差別，不可以“集團”云認識之。要之，於本譜所及之內，自陸贄與裴松齡始，為相者之爭亦未出現結黨之現象。諸如李逢吉調裴度入京以排李紳、元稹後又貶度；李訓、鄭注調牛僧孺入以排文饒而後又貶牛者，皆是如此。而中唐政事亦極其複雜，如甘露之變，雖可謂向宦官挑戰，實不過訓、注挾君而變，加之宦官內部之“黨爭”而已。是非徒作史者不可不逃於牛則逃於李，考史者亦不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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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细腻，抽丝剥茧，为李德裕洗雪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