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
出版社: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0-9
ISBN:9789866525315
作者:蘇碩斌
页数:314页
内容概要
蘇碩斌
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副教授，臺灣大學社會學博士，曾任教世新大學社心系。學術專長為文化、都市、休閒、媒介等領域，著有《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譯有《基礎社會學》（合譯）、《媒介文化論》、《博覽會的政治學》（合譯）。
作者提出空間均質化和空間視覺化兩個概念，並作了細緻的闡述，深具社會學意涵，可以說是本書最獨具創意的貢獻，更是用來研究接續而來之臺北都市發展不可或缺的概念基礎。
书籍目录
自序
第1章 尋找現代臺北的系譜
從不是地方說起：臺北地名意義的變遷
三個市街如何變成一個都市？
第2章 臺北三市街的偶然與必然
1 漢人社會浮現：荷鄭及清初的北臺灣
2 第一個市街：艋舺搶走八里和新莊地位
3 第二個市街：大稻埕攀進世界茶葉市場
4 第三個市街：城內與國家積極統治
第3章 不透明的清末地方社會
1 誰在支配地方？紳商才是力量
2 市街紳商國家與地方之間的折衝
3 模糊統治原理：看不見摸不著的人與地
4 清末科學建設：新思維陷在舊社會
第4章 穿透臺北的日治空間工程
1 空間即權力：殖民加現代的統治原則
2 地方社會弱化：傳統仕紳的分化與質變
3 均質化的推動：警察制度掃除中介的勢力
4 視覺化的起始：公共衛生與市街貫通
第5章 現代都市空間的成立
1 數目字管理的權力：生物統治與調查統計
2 土地調查與地圖：土地統治的知識系統
3 戶口調查與統計：人物統治的知識系統
4 精準計畫非偶然：1905年及1932年的治理性
第6章 空間不是自然而是社會
流動性與公共性的出現
縱貫全島、迎向世界的臺北
在均質性之中製造新的異質性
過去的那個臺北啊
附錄1 清代臺灣地方行政體制演變
附錄2 日治時期臺灣地方行政體制演變
附錄3 日本歷任臺灣總督及民政長官之任期
附錄4 1932年臺北市六十四町及十九村落位置及人口
結構（依日本人比率由低至高排序）
參考書目
人名索引
事項索引
圖片一覽
表格一覽
作者简介
完整一個現代臺北市的出現，並非人口增加、市地擴張的「自然」結果，而是現代權力在空間上運作的「社會」產物。清代的傳統治理 「看不見」擁有獨特意義的「地方」；日治時代的現代治理則從根拆解地方的原有意義，從而「看得見」每塊空無意義的「空間」。清末到日治的社會變遷深沉而複雜，透過臺北現代都市空間的出現，似乎可以窺見現代社會（modern society）的登臺之路。
在這條現代空間之路，地方情感已被剝除，任何空間皆可停泊，但也將不再久留。這是易於流動的「空間」，易於看穿、易於監視、易於穿越，卻不是可以積累生命意義的「地方」。
此乃是條不可逆也不可擋的旅程，但活在現代空間裡的我們，終究仍須省思如何會走到這樣的時代。現代化未必是什麼好字眼；推動現代化也未必是值得禮讚的事。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現代都市空間的出現，只是在說明臺北有過這樣一個美麗的汙名。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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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台湾大选，有个网站列了个书单，说了解对面大选之前，首先要看这十本书。一本是极厚的《百年追求》，还有三本是《看不见与看不见的台北》《我们》《粘土》，其他的记不得了。总之后面三本我通过亚马逊和我女神买到了。《看不见与看不见的台北》是我在豆瓣看的第100本书（貌似很少啊，还是文盲级别）。这本书第一章就是提出一个问题：台北如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都市第二章一方面简单讲述了台湾从原住民开始，历经葡萄牙人发现，之后就是西班牙荷兰，郑成功，清朝开发统治台湾的历史。1661年郑成功的到来，是台湾首度出现汉人统治的政权。（自东汉起，已经有汉人前往台湾，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恩！就是这样） 但施琅在康熙二十二年统一台湾后（有点N年后，中国统一中华民国一样 ），直至发生同治十三年（1874年）牡丹社事件（琉球的人和台湾原住民的事，日本人向清政府索赔。最后这件事一是承认了原来是中国属地的琉球是日本的属地，也就是现在的冲绳。二是确定了台湾的主权归属，并因此加快了清政府建设水师的步伐）发现后，清政府才重视台湾这块地方，现在的台湾政治文化的中心--台北，才出现在历史书上，不过当时又指台北府，又指台湾城。然后开始讲艋甲和大稻埕的发展。现在的艋甲我去过（我从台北回到大陆才开始看这本书），夜市并不大，可能还没有些高校的夜市有规模，文中提到的龙山寺规模极其雄伟，非常气派。香火极其旺盛，还有月老哦～第三章讲清政府在台湾的模糊统治。因为传统中国的政治势力都是止于县，清朝地方层级的官位只有县级以上文官才纳入九品制。也就是说现在正处级的县委书记在当时就是个芝麻官。。因此很多事就交给绅商去办，也赋予了他一定的法律和政治权力，类似办官方的组织。一句话概括绅商：绅既借官势以欺民，官也靠绅力以施治。最难能可贵的是有“”台湾现代化之父“的刘铭传在台湾修建了铁路，但是西方的设计师和部队的施工人员无法凝出一股力量，总体而言这个项目是失败了。所以说，一个领导人的西方思维还是无法改变旧制的社会。第四五六章是讲日据时代（书中是说日治，这个说法不讲政治）日本方面对台北做的现代化建设，真正意义上的台北市就在1920年的日据时代才第一次出现，距今不过100年不到。想到现在台北是国际大都市，不禁唏嘘，某种意义上来说，有点类似现在的上海吧。概括一下，日本人做了五件事，首先是开始公共卫生事业，二是将警察权力进行延伸，消除了原来绅商的中介地带。三是进行精确的土地测量，四是进行人口普查。五是拆除城墙（东西南北四个城墙分别就是现在的中山南路，爱国西路，中华路，忠孝西路），将之前围墙内的城市和艋甲大稻埕打通，成为现代台北城市的雏形。日本的城市规划仿效的是欧斯曼对巴黎的改造，打破城市死角，大量广场、雕像纪念碑等全部化为有秩序的视线。另外，对刘铭传修造的铁路重新进行了整修，充分发挥了铁路的优势，改变了以前台湾之和台湾交易的商业模式，变成了全台湾通过铁路将物资运送到北方港口，运到日本，参与到世界贸易中。最后以大稻埕的变化为例，1910年后有三个变化：1、以艋甲，大稻埕，台北城内为范围的杂货交易，2、以新竹以北，一天往返为范围的待客用品交易。3、以全台湾为范围的绸缎布匹批发交易。 -
G▲1 台北的现代化进程由“看不见”走向“看得见”，是地方社会及其意义的消除与现代知识统治建构的过程，归根到底，这是现代权力在空间运作的结果。G▲2 日治政府对台北的现代都市治理体现在空间同质化和空间视觉化两个面向。但作者对其现代化的结果存有保留意见。第一章主要从地名意义的变迁出发，简要阐明了“现代台北的谱系”。此外，还说明了本书的书写背景：由社会学角度，以台北的都市规划史作为材料，论述台北的现代城市空间的发生，是如何展现了国家/政权的治理技术，也能够探出“现代社会的登台之路”（本书，页11，下同）。作者的中心观点是“看似自然的都市夸张结果（也就是台北一个都市的出现），其实是现代国家权力运作的认为产物……”（10）作者认为“清代社会的传统治理，国家‘看不见’拥有独特意义的‘地方’，而日治时代的现代治理则从根拆解地方的原有意义，从而‘看得见’每一块空无意义的‘空间’。”（11）第二章基于人类对空间利益的追求视角论述台北三市街产生的历史脉络（台北开发史）。其大致包括艋舺、大稻埕和城内三个时期，前两者系民间族群、资本力量推动，后者则是国家力量的主导，也是台北现代化端倪的表现。不过，城内尽管设备先进、设施齐全，却必须依附艋舺和大稻埕而生。第三章以“不透明的清末地方社会”首先讨论各势力在台北的格局。在县厅、里保和街庄的清代地方三级行政体系下，县厅疲于奔命无暇顾及下两级民间之事。地方头人作为官府和民间双重身份的所有者，身处夹击和矛盾之中，根本无力发挥效用。商人则成为地方社会的初期领袖，并于宗姓和信仰频频结合，建构起社会秩序。为什么他们如此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呢？仕绅头衔的诱惑使然。这一半官化的名号暧昧复杂，一直是国家与社会的中介角色：保护/剥削庶民，依赖/控制政府。在基层社会司法体系的“第三领域” 中，械斗、郊规（国家对地方的正当性授权）和筑城（官方与绅商的互惠合作）是三个重要的表现面向。但这个统治体系并不能清晰地看到人和土地，既不能准确统计，更不能有效管理。归根到底，也是现代科学理性投掷于地方社会的不适应。例如，城池规划需考虑风水与堪舆问题，铁道施工则充满了对现代科学思维的不熟悉。这些都是现代化遭遇传统社会结构的矛盾表征。总之，地方社会的阻隔和知识体系的限制让台北维持在三市街而非都市的发展层面。第四章论述从三市街到台北市的转变历程。这是日本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的具体实践，经由空间均质化（homogenization of space） 和空间视觉化（visualization of space） 两方面达成。让国家从“摸不到”都市居民变为“摸得到”，从“看不见”都市土地变为“看得见”。讨论以前，有个前提：仕绅在日治早期呈现出靠拢或远离的两极化变迁趋势，未离开者也逐渐分化为旧仕绅和新仕绅 。总言之，地方社会随着日本统治的深入而式微了。现代警察制度的建立是空间均质化的重要体现。军政警察向民政警察的专项表现出国家与社会的直接对接，也是对地方社会中介角色的否决。保甲被日治政府吸收，并成为了警察之外的地方社会监控体系，而郊行等传统地方组织的社会机能逐渐消失了。公共卫生和市街贯通是空间视觉化的体现。卫生改造的视觉化有两重含义，即让不洁不被看见和使不洁空间变得明亮。市街贯通则在拆城墙的基础上，修直马路，并最终“破墙而出”，将台北发展到城外。这些视觉化的成果均离不开详尽的测绘与调查。第五章讨论的是台北现代都市空间的最终确立，其基础是“精准调查”（194）。土地、人口的典范调查使日本不同于清政府，充分了解并掌握了台北的实况，促使它们改变了对空间的观看方式，并建立了适用的知识系统（学术调查先导、分类学与统治的配合）。当这些统计基础完成后，将通过拆除城墙和填平洼池等视觉化的做法，以及町的行政区划等均能展现其精确统治，而这些作者称之为“知识统治”做法的影响时至今日仍然存在（如17个公园预定地到当代仍有采用）。第六章是全书结论。其指出台北成为可控制的都市（1905年及以后），是在日治时期——而非帝国中国时期。这个结果不是自然运作——而是现代权力在空间运作社会的结果。这瓦解了原先“固着不动”的地方社会，建构起“流离移动”的社会框架。流动性的出现体现在火车对空间知觉与距离感的改变，并使台湾以台北为中心形成一体，最终进入世界市场。公共性体现在各类大型公共活动的出现（如展览会、博览会和产品会等）、都市空间中的公园的诞生（新公园、龙山寺公园等）以及现代商号的出现（如菊元百货店等）。其中“始政四十周年纪念台湾博览会”是对上述流动性和公共性的集中呈现。日治时期台北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美丽的台北市”，重点在于“摆脱‘地方’的历史、具体意义，并化约为‘空间’的抽象意义”（269）。进言之，地方意义的铲除是台北市发展的前提，而空间标准化是空间意义的具象体现。总言之，日治时期台北具有“均质性中制造新的异质性”的特色。在《台北市都市计划》（1932）中对三市街（艋舺、大稻埕和城内）进行忽视就是典范案例。另一方面，新的异质性也正在产生，如先进的电车铺设忽视了三市街而只关注日人居住区便遭致批评。上述成效均有赖于“空间治理术”：排除地方社会障碍的“均质化”，直接看见辖下土地人民的“视觉化”（272）。该治理术的本质便是有效统治。作者扣连了Lefebvre空间理论，认为精准的都市计划摧毁了常民空间，而“第三空间”（再现空间） 则是改变该局面的进路。作者对地方性消逝且现代化陡增的台北城，并不乐观。
精彩短评 (总计1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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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的社会地理方面的研究。可以用来理解台北建城的历史~ -
逻辑性好 可读性也强 客观与全面 -
Argue:均質化離不開差異化。無異何以言同？ -
做都市研究的台灣學者還是很靠譜的。因為排版太像他翻譯的日文書，一時錯覺這本也是翻譯的。 -
整合台北以及治理人口的“科學性”-現代國家／殖民地城市作為殖民母國城市發展的標本-經驗回流 -
重點摘：台北的現代是來自日本，以及空間均質化、視覺化兩個概念，前者讓地方消失成為空間，後者讓空間成為可見的以便於權力進入。 -
殖民时期“现代规划”（或是精确地数目字的规划）的出现，使得台北从“看不见”变到“看得见”。同时，也是“地方”消亡，而“空间”产生的过程。 -
因為擔任課程助教而讀，但卻因此開了一扇理解空間與統治權力等互動的進入之門，讓我對於空間變化有著更深刻的興趣。 -
對於地圖與測量，十分有興趣。 -
1.台北的现代化进程由“看不见”走向“看得见”，是地方社会及其意义的消除与现代知识统治建构的过程，归根到底，这是现代权力在空间运作的结果。
2.日治政府对台北的现代都市治理体现在空间同质化和空间视觉化两个面向。但作者对其现代化的结果存有保留意见。
误以为本书是规划史讨论，开始阅读才发现应是以规划史为案例的社会学讨论，似乎挺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