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冥有鱼》章节试读

《北冥有鱼》的笔记-第66页 - 神圣的田野

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应该庆幸当年论文没有出版，因为如果论文出版，无疑会伤及阳村的百姓，特别是伤害曾给我很大帮助的那些热心宗族事业的老人。原因很简单：我在田野中得出的结论，表明他们的宗族并非那样古老，而是明代造就的。这一结论恐怕会令他们难以接受。前两年，余氏族长邀请我给余氏的祭祖纪念册写序。我先是由于是否要顺应他们对自己祖先的理解，之后还是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因为他们对自己祖先的真诚让我无法拒绝，而我与他们在田野中建立的感情其实已经超越了论文中的真实发现。从学术的视角，也许我有充分的理由叙述历史的真相，但是从当地人的视角，他们的感受谁来尊重？我曾经做过一个决定，无论毕业论文能否发表，哪怕永远沉寂，我也不能伤害百姓为代价。
这些也让我慢慢检讨自己，为什么对历史上的宗族以及祖先的创造会在我心底被视为“负面”——尽管在论文中我始终保持中立的立场。想到中国和西方的许多“祖先”其实都是文化的创造，无论是伏羲、女娲还是亚当、夏娃。这些创造偶奥出来的祖先无一不带有自己的神话，而神话无一不带有虚构的色彩。为什么我们可以容忍这类祖先的创造和神话，却不能接纳华南历史上创造的祖先？华南宗族和祖先的文化创造难道不是百姓们心中的神话？学术和价值上的褒贬并不能掩盖宗族是千百万百姓的选择，哪怕它是工具性的选择。作为表征性的事实，作为中国社会几乎最重要的集体表征运动之一，这场造宗族的革命对于后来的中国社会影响巨大。为何我们不能够回到历史中去设身处地地理解它？实际上，发生在当地的关于宋代理学大师朱熹以及他的老师李侗的故事，也有不少是虚构的，包括“国家”，亦是这类虚构的中心“忆题”。正是通过这些共同体的想象，宗族的想象后来实化为宗族的客观事实，进入到华南的社会结构：而“国家”的想象也通过宗族的虚构进入族谱，深入民间，来到百姓们申报。宗族的创造，甚至改变了中国社会后来的走向。尽管儒家在国家上层治理上贡献有限，但是其宗族文化在民间社会影响巨大。历史上几代新儒家的运动，无一不与民间社会紧密联系，带来的是一种“文治”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