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的战略》章节试读

《冲突的战略》的笔记-第69页

就其本质而言，逻辑推理具有很强的诡辩性。在上面的游戏中，诗人可能会比逻辑学家做得更好，因为与其说这样的游戏是国际象棋，还不如说是充满字谜的文字游戏。逻辑有时也会发挥积极的作用。6中，大多数人趋向于数字1都是基于逻辑推理。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主体在进行逻辑推理之前，必须依靠想像力从当前环境提供的众多具体细节中发现主要线索。
寥寥数人的政治集会可能会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盛会；当出现政治真空或无政府状态时，宪法的有效性则需要主体公众的支持；一个犯罪集团元老的权力可以影响整个黑社会，因为服从是建立在服从者惩罚违抗者这一简单的逻辑基础之上。我们通常所指的社会“号召力”也反映了同样的道理。价格领先、各种非价格竞争或价格稳定等经济现象无不证实默式沟通的重要性，及其依赖于谈判主体对现实情况的准确解读。不谋而合的反叛行为告诉我们：当领导者不堪一击时，人们通常需要一种默契行动的暗示。这种暗示使他们相信，如果自己起来造反，对其他人也会做出同样行为，这样就形成了不谋而合的反叛行动。当事人都能够达成某种共识，妥善解决彼此间的问题。在允许任意选择存在的情况下，双方理性的选择结果总是优于盲目选择的结果。甚至是最不公平问题中的弱势一方，也不得不接受问题中有关合作协议的约束。比较7与4，首先，收入的存在排除了对半分配的可能性。其次，在双方无法有效沟通的情况下，简单易懂的10-5比例方案是惟一具有可行性的方案。问题8与4，在机制安排上存在歧视性和不公正。无论从法律的角度还是从道德的角度，捡到钱的人和丢钱的人之间的关系都极不平等，所以双方不可能达成5-5分配方案的可能性，调节人的建议只能说明存在其他分配方式的可能性，其作用也只是表现在圆滑地提出的分配方案，这也是大家能够普遍接受的方案。问题5中，A获得B在问题5中的奖项，反之亦然。那么，第一个提出条件 的选手是否有理由改变选择？或者假设裁判宣布，无论他们选择哪个字母，只要双方选择的字母相同，则奖项保持不变。如果情况如此，他们仍然会对字母R趋之若鹜，因为这是他们有可能实现合作的惟一途径，如果我们回到游戏的开始，假设当事人还没有做出选择。我们可以想像墙上有个标识似乎在提醒他们：在犹豫不决的时候，一定要选择R，它仍是实现协作的一种方式。如果对方知道你的奖品组合，而你却不知道他的。鉴于你没有足够的条件预测对方可能做出的选择，甚至没有机会向对方献媚或主动选择一个“公平”的折中方案，所以，双方实现协作的基础只能是你充分地解读自己所掌握的信息。对方对你的了解、你对对方的无知以及缺乏协作的替代条件，都会轻易地迫使对方做出对你有利的选择。

《冲突的战略》的笔记-第49页 - 3

八个协调博弈问题：
测试结果：
该章后面还有8个更有意思的问题。

《冲突的战略》的笔记-第3页

诺斯和温加斯特（North&Weingast）的一项著名研究发现，在17世纪英国光荣革命之前，英国王室财政困难，但又无法在民间金融市场上借到钱。富人不敢把钱借给王室，原因很简单，当时的君王拥有无限的权力，不管他如何作出口头承诺，他想赖账谁拿他也没有办法。后来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富裕地主通过议会限制王权，尤其是限制随意征税的权力。在君主立宪之后，王室借钱就容易多了。君主立宪限制了君王的权力，是一种自残的行为，但只有这样，君王借钱还钱的承诺才是可信的。所以说，一个强打的专制政府是无法作出可信的承诺的，专制政府也因其强大和权力无边而受到损害。最近市场盛传中资银行信用评级将被下调的传闻，是否也有这样的逻辑在里头。

《冲突的战略》的笔记-第22页

威慑存在的前提是双方存在冲突的同时，也存在共同利益
威慑必须可信、有效，威慑的可信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党实施威慑的成本和风险。长期以来，我们主张实施威慑，建立遏制敌人进攻的包围圈，并使其发展成为一种民族荣耀和尊严。这一切都增强了威慑的可信度。
一旦发生突发事件，我们可以避重就轻，通过在局部地区发动有限战争，避免大规模的报复行动。
对手的自我控制力与其实施威慑的有效性存在密切联系。威慑对那些丧失理智、行若稚童的人不起任何作用。
威慑的效果与对手掌握的可供选择的资源有很大联系。如果不是一头困狮的话，对方的
行为多少令我们能够容忍。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孤注一掷的威慑则令对手更加危险
大规模杀伤性威慑只有当对方完全不具备杀伤性报复能力时才能发挥作用。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对方的突袭能力是否达到足以导致对方先发制人，以避免首先遭受来自我们的突袭。
如果存在一个允许或禁止某些行为的司法体系，不仅有权惩罚不履行承诺的一方，并且有权要求双方提供可靠的信息，那么，这个司法体系如何对这些问题产生影响呢？

《冲突的战略》的笔记-第2页

谢林在该数字宏发展出来的最重要的思想是关于可信承诺（credit commitment）在冲突或谈判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其基本内涵是，在谈判和冲突的场合，如果博弈一方能够以可信和可观察的方式限制自己的某些选择自由反而会增强其谈判地位，而赋予一方更多的相机决策权则可能伤害该参与人的利益。

《冲突的战略》的笔记-第109页

在国际象棋中，棋手双方不在乎局中的棋子是否看起来像马、象或者其他东西；或者这个游戏本身是否叫做“象棋”、“内战”还是“实业”等；或者棋格被扭曲像个行政区或地理区域。棋手双方是否认识对方、讲同样的语言，或拥有同样的文化背景都不重要，更不用说棋手的名字以及谁给起的名字。（如果这些因素都重要的话，一方完全可能人为地破坏这些细节的影响。如果需要的话，任意一种随机的最大最小战略也会消除这些影响。）
但是，如果我们改变象棋的收益矩阵，使之成为一个非零和博弈，最终的胜利不仅取决于双方消灭对方的棋子数，还要参考双方留下的棋子数以及他占领的棋格。通过这种方式，棋手双方都不会轻易地吃掉对方的棋子，因为这也可能给自己造成损失。同样，这种方式也使棋手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价值点，即哪个棋子和哪个棋格对对方具有重要价值。由于时间的限制，双方都不可能故意与对方搭讪以拖延时间。而现在，假设以下任何一个因素的出现都将对双方产生重大影响：我们是否称其为“战争”和“黄金潮”；棋子看起来是否像马、战士、探险者，还是像寻找复活节彩蛋的孩子；棋盘的背景是地图还是图画以及棋格被扭曲成什么形状；或者在棋局开盘前介绍双方的背景故事。
这里我们再次修改游戏规则，要求双方必须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达成共识，无论采取哪种沟通方式（言语和／或行为）；无论以何种方式（默式和／或显式），双方必须自定游戏规则，进行有效沟通，并努力达成某种共识和避免双方利益的共损。其中，一些“偶然因素”也许有利于双方尽快找到彼此的行为模式或游戏中的一些隐含条件，而且双方制定的规则必须有助于区分各自的收益。双方必须这么做，因为这有助于而非阻碍双方选手发掘彼此稳定清晰的互动行为模式。
游戏结果取决于双方对彼此行为的预期判断，而且彼此也知道双方的预期存在互动性。选手双方必须通力合作，形成默契，找到双方的共识和决定游戏结局的比赛方式。他们必须制定共同的游戏规则，并接受由此产生的游戏结果。
最典型的沟通问题是，当博弈一方突破另一方认为的“界线”时，后者如何克服意欲对前者实施的报复行为。假设双方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那么一方的报复能力不仅取决于形成“界线”的语境，还取决于另一方对这一报复模式的认知能力。如果他见到过类似先例的话。历史和文学先例、司法和道德案例、数学和美学以及熟悉的生活常识都影响到一方的报复模式或对别人意图的认知。即使双方能够进行有效沟通，这一状况也不会有很大的变化。
谈判不仅涉及双方的预期协同，而且谈判过程最终形成的这种协同可能依赖于谈判过程自身的动态因素，而非仅仅是谈判的初始条件。
假设双方知道对方的选择矩阵，如同猜测博弈游戏的机制结构。原因在于除了在特定的条件下，一些谈判主体根本不知道谈判过程中的某些因素。我们怎么才能知道，苏联人如此厌恶的一场两败俱伤的毁灭性全面战争？我们做不到。原因不仅仅是苏联人不愿意我们知道；相反，在某种情况下，苏联人迫切希望我们了解他们的情况。问题是，他们如何才能让我们知道呢？如果中国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统一台湾，他们如何才能让我们相信，任何制裁措施都无法阻止他们的决心，以及我们的任何威胁都将使我们卷入这场战争？
通过向双方展示某种行为的代价或风险，互动行为可以某种程度上改变游戏的进程与结局。互动行为具有言语无法相比的优势，如信息的传达、暗示方式以及不同的属性。当互动行为发挥重要作用的时候，言语往往显得异常苍白。（除非言语是一种威胁、允诺、承诺等等；而对言语的研究必须以互动行为为前提条件，而非言语沟通。）如果结果日趋明朗，互谅最终要求双方的利益分配必须根据各自的相对优势。一方的所失应该小于其所得；一方的所得应该根据某种事实依据，并非通过欺骗手段。而且双方的行为应该符合各自的价值观，能够被对方所认识。
通常假设存在于双方价值观中的不确定因素，也削弱了作为标准原则的数学对称性方法的有效性。如果一方知道必要信息量的一半，那么数学的对称性方法就无法发挥作用；一旦对称性有助于双方进行互动行为的沟通，那么对称性将发挥质的飞跃。这时的对称性依赖于具体环境，而非抽象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