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岁月》章节试读

《白宫岁月》的笔记-周恩来印象 - 周恩来印象

周恩来于4时半来到。他脸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致的灰色毛式服装，显得简单朴素，却甚为优雅。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坐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像毛泽东和戴高乐那样），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一样。他令人感到轻松自如，但如仔细观察就知并不尽然。他听英语时，不必等到翻译，脸上的笑容和表示理解的表情，很清楚的表示他是听的懂英语的；他警觉性极高，令人一见到就感觉得到。显然，半个世纪以来烈火般的斗争的锻炼，已将那极度这样的沉着品格烙印在他身上。我在宾馆门口迎接他，特意的把手伸出去。周恩来立即微笑，和我握手。这是将旧日嫌隙抛于脑后的第一步。
周恩来和毛泽东不一样，他曾经到过外国。他1898年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学生时代是一个才华出众的学生，本世纪20年代曾经在法国和德国学习和工作过。当我和他见面的时候，他成长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位领袖任务已经将近50年了。他曾参加长征。他是人民共和国唯一的总理，担任总理已近22年，其中9年还兼任外交部长。周恩来在40年代曾经和马歇尔将军进行谈判。他是杰出的历史人物。他精通哲学，深谙往事，长于历史分析，足智多谋，谈吐机智而又风趣。他对于情况的了解，特别是美国的情况，也包括我
个人的背景，了如指掌，简直令人吃惊。他的一言一行几乎都是有明确的目的的。他的言论和行动都反映出他内心的紧张状态，正如他所强调的，他关心的是八亿人民无穷无尽的日常问题；也表明他要努力保持下一代人的意识形态信仰。采取什么方式邀请尼克松才能适合上述的一切考虑，这对他来说显然是一个颇费思量和有些困难的问题。
因为很明显，我们的到来对于中国人来说比对美国一方具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对我们来说，这是国际关系中一个有利的新转变的开端。但对中国人来说，这却不能不成为一个涉及个人荣誉，理论思想和感情的危机。他们当年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分裂出来的看来没有希望取得胜利的小小派别，后来经过艰难困苦的长征，与日本作战，又经历了一场内战，在朝鲜反对我们，然后又与苏联较量，又强行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然而现在呢，正当我们在他们的边界上干预一场他们认为的“解放战争”时，他们却和25年来的头号敌人在一起商谈问题了，这就表明他们在哲学思想上遇到了矛盾。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是有所表现的，周恩来时而陷入沉思，间或神情恍惚，在起草我这次访问的公告时语调也不通畅；他偶尔还提到长征的英勇事迹和毛泽东的卓越领导。然而周恩来毕竟是一个镇定自若的谈判家。我很快感觉到，我同其他共产党人谈判中经常耍的那类小花招不灵了。在这次访问以及以后的几次访问中，我们所有的会谈都持续几个小时；然而没有一次他表现的有丝毫不耐烦，或者暗示他还有别的事情要做。我们的会谈从来没有电话干扰，也从来没有因为他要处理这样大的一个国家的必要公务而中断。我不懂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我曾经开玩笑的说，华盛顿的高级官员过复活节的时候也不可能腾出那么多时间。
周恩来在待人方面也特别亲切和蔼。我的下级人员生病的时候，他亲自前去探望。尽管我们的级别不同，他却不拘礼仪，坚持会谈一定要在我住的宾馆和人民大会堂两地轮流举行，这样他来拜访我的机会和我去拜访他的机会就同样多。在我们决定今后以巴黎作为联系地点之后，他还是提议，有时我们仍不妨继续利用巴基斯坦这个渠道，因为据他说：“中国有句老话：不能过河拆桥。”
有一次，那是在1972年6月，我告诉他，那些哨兵站到连接各宾馆楼的桥头上来了，这使我感到像卡夫卡写的《城堡》这部小说中的那个管子工人一样:他被叫来，却不准进去，只好徘徊在外面想办法进去，却完全忘了他原先是为什么被叫来的。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想过那座小桥，但我的确想走过去。周恩来听了之后哈哈大笑，但在这次访问期间他无所表示。我再次来访是在1973年2月；在最后一个晚上，我正在整理行装的时候，一个礼宾司的女士敲门进来了，告诉我总理邀我去个人交谈。我们开车到湖那边的一个宾馆楼，在那里周恩来和我一直谈到凌晨3点。当我要离开的时候，他忽然用英语对我说：“我们去走走。”我们边走边聊，就走过了两座小桥；这时他坐上跟在我们后面的他那辆轿车，开车走了。这是一个很不平常的姿态。
中国人对他也似乎特别尊敬，认为他是他们的所有领导人中具有特殊个人品质的一个人。1975年年底我去中国访问的时候，我问到一位年轻的翻译，周恩来的健康状况如何；她含着眼泪告诉我，总理病情严重。他逝世后，全中国那么沉痛地悼念他，这决不是偶然的；也难怪70年代后期中国出现的那种渴望得到更多自由的异乎寻常的言论中都援引他的名字，并且予以颂扬。
简而言之。我生平所遇到的两三个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人中，周恩来是其中一个。他温文儒雅，耐心无尽，聪慧过人，机巧敏捷，他在我们讨论之际，轻而易举地就点破了我们新关系的实质，似乎除此之外别无明智的选择。我们两国的社会从意识形态到历史，差异是那么大。要把两国拉到一起，这的确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一般人的想法，也许认为最好是先消除造成两国紧张关系的某些具体问题的根源。台湾问题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又不能很快得到解决；至于其他问题，又太微不足道，不能成为我们两国持久关系的基础。所以结论是讨论根本问题：我们对全球事务特别是亚洲事务的看法，以此来澄清我们的目标和前景，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由20年来彼此隔绝无知而达到相互了解。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多少实际事务性问题要解决，建立相互间的信任就必须从务虚开始。周恩来和我主要就是把时间花在那些能增进相互了解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概念上。
在我们相遇之初的半小时内，周恩来就已定下了这次会谈的基调。我早已准备下一篇相当长的略带虚饰的开场白，从美中关系的历史谈起，一直讲到这次会晤。当开场白的前言部分快讲完的时候，我想露一露口才，我说：“已有很多人访问过这个美丽的、对我们来说却是神秘的国土。”周恩来举起手来，说道：“你会发觉，它并不神秘。你熟悉之后，它就不会像过去那样神秘了。”我猛然一楞，但他讲的确是真话。我们关系的不是两国之间的双边问题，至少开始时是如此。我们必须建立起彼此间的信任，消除那种神秘感。这是他的基本想法，也是我的基本想法。
就这样，周恩来和我之间的会谈，较之在我担任公职时和其他任何领袖的会谈，时间都更长，更为深入，或许和埃及总统萨达特的会谈是唯一例外。我们两个人在思想意识上是敌人，但各自陈述对世界事务的观点，态度之坦率，即使在盟友之间也是很少能够做到的，而内容之深刻，只有在一位伟人的面前才会经历得到。在我第一次访问中，我和周恩来会谈用了17个小时。在他任总理期间我以后的几次访问中，我们每天会谈时间6至10小时，除吃饭时间之外没有中断过。即使在吃饭的时候，我们之间的谈话也是哲理性的、饶有趣味的、富有启发意义的。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这样建立起来的关系已经经受了多次困难的考验，而且已经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基石之一。
个人品格对重大事件的影响是很难加以确定的。诚然，中美两国的接近是由于客观的必要所使然；不是抽象的善良愿望而是共同的利益才使我来到北京来的；不是我同周恩来的私人友谊而是共同认识到一种危险才促成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但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利益并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却是领导人在起作用，是双方的领导人巧妙地利用了那种可供选择的余地。中国和美国在70年代初谋求和解，这是世界环境所决定的。但事情来得这样快，发展得又如此顺利，则应归功于中国总理的光辉品格和远见卓识。
当然，周恩来和我是互相利用；说穿了这就是外交的目的。但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使双方的目标一致起来；只有那些不懂行的人或不可靠的人才自作聪明，以为能够长久地愚弄对方。在外交政策上切不可忘记：你是在和同一些人循环往复地打交道，在不断地处理一些问题；骗人只能得逞于一时却损害整个关系。讲信用才能使国际秩序得以巩固，哪怕是在敌人之间也是如此；搞小动作决不能持久。周恩来是很了解这一点的，因此我们虽不能做到目标一致，却能做出类似的分析，那就是在当前这个历史时刻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来利用国际上的均势使之对我们双方都有利。
周恩来从不在小地方讨价还价。我不久就发觉，和他谈判的最好方式，是提出一个合理的主张，详加说明，然后坚持到底。我有时甚至把内部文件拿给他看，使他了解我们为什么达成这个结论。周恩来也采取这样的方式。企图在谈判中多占便宜，那是自杀行为。有一次，我们在谈判上海公报，我反对公报中说明中国观点的那部分中的两句话，虽然我们对于中国人讲的话不负责任，但我认为那两句话在联合公报中出现，会引起争论。我提议删掉那两句话，作为交换，在阐明美国立场的那部分中也删掉两句话。周恩来有点不耐烦地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把你那两句话给你的总统，我不需要它们。你用不着讨价还价；你只需要说服我，我们所用的词句中确有令人为难之处。”他言而有信；在中国方面所起草的公报中，果然把那几段最过分的文字删去了。（在中国，什么东西都不会浪费的
，两个月后这几段话又出现于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发表的演说之中。不过由于那是一个单方面的文件，我们可以置之不理。）
我对周恩来所代表的制度不抱幻想，也不怀疑这位在交谈中如此令人倾倒的人物在维护其制度时也会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对手。以我的价值观来衡量，中国的新社会是付出了过分巨大的代价来实现的。他们在自由、自发精神、文化和家庭生活方面都作出了牺牲。在我看来，任何领导集团在道义上都没有权力强使他们的人民这样做。中国人在权力斗争中是冷酷无情的，决不是像西方知识界所想象的那种带有浪漫色彩的人道主义者。然而，当周恩来逝世时，我深感悲痛。世界将不会那么富有生气了，前景将不会看得那么清楚了。我们两个人从未忘记：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是飘摇不定的；我们也没有忽视：随着历史的发展，我们两国同向而行也可能不过是昙花一现。那以后，他们很可能与我们重新作对。今天他们为了本身的利益很精明地决心和我们合作，但到了那一天，他们也会以同样的决心和精明才干与我们对抗。但我还是认为，我的政治生活中得意之笔是：当政治家们总想通过不断的努力，摆脱那种狭隘的见地而取得某种持久的成果时，我能和一位伟人一起努力在顷刻之间就跨过了意识形态的重重障碍，虽然从无情的历史角度衡量，这只是短暂的片刻。
7月9日下午，在我到达北京之后大约四个小时，周恩来和我就在我所住的宾馆开始了第一次会谈。我们面对面地分立在一张铺着绿色台布的桌子两旁，然后不太舒服地坐在那种可在旧式避暑山庄中见到的大藤椅里。在周恩来两旁是叶剑英元帅、黄华和章文晋，我的班子是霍尔德里奇、斯迈泽和洛德；我们全都在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的虎视眈眈的监视之下，他们不想把我丢给这些未经审查的外国人不管，任其摆布。在我面前是那本厚厚的情况汇编，但自从我的开场白被周恩来打断之后，我就不再翻它了。周恩来面前只是一张纸，上面写着几行字，我想那是他要讨论的发言大纲。
周恩来和我一致同意，这第一次会谈的最重要的结果，是互相了解对方的根本目的。如果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促使我们会晤的那些必要因素将决定我们未来关系的方向，如果双方都不要求对方去做那些违背其价值观念或利益的事情的话。这样，会谈就开始了，那种谈笑风生的气氛，简直就像两位哲学教授之间的哲学对话一样，计划掩盖了这场会谈的严重性质，那就是，如果会谈失败，一方将继续陷于孤立，而另一方在国际上的困难将加剧。如果这次使命流产，那会增加中国的危险。毫无疑问，苏联将受到鼓励。我们在国内声誉扫地；我们从印度支那的撤退将很容易边成一场溃败。尽管周恩来都知道这件事情关系重大，尽管会晤的时间限制铁定为48小时--如果没有引起怀疑，我要按时在巴基斯坦出现--但我们在第一次会谈都不接触我此行成败所系的这个关键问题：我们是否能就总统的访问取得一致意见。双方的表现都好像若无其事，似乎这是一个很容易解决的附带问题。我们双方都把对方逼到墙角，企图表明我们都另有选择。我们彬彬有礼，讲些颇有含义的题外话，间或开开玩笑，企图表明我们还可能向后转，表明我们还没有越过鲁比肯河。然而我们始终心里都明白，鲁比肯河就在我们身后，事实上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了。
在会谈开始时，我们两人都曾简略提到总统访问中国一事，此后直到第二天结束的时候，我们始终没有再提到，那时再过18个小时我就要离开北京了。然而在我们的一次会谈中，周恩来却花了一些时间表示他大致上同意总统7月6日在堪萨斯城演说中所列举的观点。这使我的处境有些不利，因为这件事以及演说的内容我都一无所知；第二天早上，周恩来以他特有的作风，派人将他做了记号的那篇英文演讲稿连同我的早餐一起送来，不过请我看完后还给他，因为他只有这一份。
周恩来和我有个默契，对于有争议的各种问题，双方不做彻底的辩论。台湾问题只有在第一次会谈时简略的提到。更多的时间花在由我解释美国的印度支那政策，特别强调我和北越领导人的秘密会谈，这件事似乎一度大有可能得到突破。苏联人经常夸耀他们对这些秘密谈判的内容所知甚多，周恩来却声称他对此毫不知情。他只限于提出一些试探性的问题。这是避免被迫采取立场的好办法。
7月10日即星期6中午，我和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继续会谈。这是一座宏伟的建筑物，说不清是墨索里尼新古典主义式还是共产党人独特的建筑风格。大会堂正对着紫禁城，是用了13个月在1959年建成的，用来庆祝共产党在中国内战中的胜利十周年。大会堂的每一个厅都是以中国的一个省命名；有一所能容纳几千人的宴会大厅，至少有一个剧场，以及数不清的开会地点。我们在福建厅会谈，这个厅是以位于台湾对海的中国的一个省命名的；过去同斯诺会晤也是安排在这里，可惜我对这种安排完全不懂其中奥妙，因为我当时既不懂这个厅名字，惭愧得很，也自然不会明白其中的含义。
这次会谈的气氛，和前一天晚上的气氛很不相同。周恩来略作寒暄之后，就声色具厉的谈了一套中国的观点。周恩来不加掩饰的提出了他们经常提出的许多观点，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人常念的一篇经文。这些观点是“天下大乱”；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支持北越人的“主义斗争”；大国勾结起来反对中国；印度是侵略性的；苏联人贪得无厌，正在威胁全世界；中国不是超级大国，也决不想作美国和苏联那样的超级大国；美国正处于困境，因为我们“手伸得太长”。周恩来把这些强硬的观点重复一遍后，最后提出一个难题：既然我们的分歧这么巨大，总统访问与否还有什么意义。
我也同样坚定的回答他，指出是北京首先提出总统访问的；我们不接受任何条件。我将不再提出这个问题；由中国领导人觉得是否发出邀请。然后我故意粗暴的逐点批驳周恩来的观点。在我说完了第一点后，周恩来就阻止我继续说下去，说道：我们如果不先吃，烤鸭就要凉了。
在吃北京烤鸭的时候，气氛变了，周恩来又恢复了他那种亲切和蔼的态度。午餐过后，周恩来把话题转到文化革命。我委婉的表示，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周恩来继续说下去，坚持认为，如果我们要打交道，了解这出戏是有关键意义的。他内心无疑很痛苦，但表情却显得很自然，他描述了中国既害怕官僚主义化又害怕过分狂热的思想感情，在这二者之间疑虑重重。他描绘了那种在单一的思想信仰下成长起来的社会所处的困境，它一旦遇到多种不同的思想派别纷争于街头就使50年来的斗争成果陷于危机。他再一次讲到，他有两天时间被红卫兵困在办公室里。他曾经怀疑有无必要采取这样激进的措施，但毛泽东是更为英明的，他对于前途是高瞻远瞩的。现在回想起来，我还不太明白，周恩来为什么要讲这些事，除非他想表明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与文化革命无关，或者想要说明这场革命已经成为过去。
午饭过后我继续发言，驳斥他的观点，说了大约一小时。周恩来突然一本正经的建议，总统可于1972年夏天来访，似乎一切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剩下来的只不过是需要讨论一下日程而已。他补充说，他认为我们如果先同苏联领导人会晤那会更谨慎些。我很了解苏联人对首脑会谈的那些花招，于是回答说：莫斯科首脑会谈很可能要举行，但两次访问应该按照已经排好的次序进行--先北京，后莫斯科。我并没有感到周恩来在听到这个消息时有什么不愉快。我指出，如果在夏天举行首脑会谈，和我们的总统选举太接近，可能会引起误会。周恩来改为1972年春天，我同意了。
会谈在下午6时暂停，我同我的工作人员回到宾馆吃晚饭。所有的中国官员忽然全都不见了，只把我们留下来同宾馆的工作人员在一起。那是一个痛苦的夜晚，由于会议改了日期之后又推迟，我们像哨兵一样在夜间踱来踱去，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难以掩饰我们不安的心情。据我们后来了解，中国人另有考虑。周恩来终于在晚上11点15分左右回来了。我们并没有立即讨论公报，却花了一小时去研究印度和德国的前途。他的基本观点是，印度在1962年侵略了中国；在1971年，正有将同样的政策施用于巴基斯坦的极大危险性。他指派黄华代表他来起草声明，随即离去。
7月11日，起草工作完成之后，周恩来立即出现，他原来就在附近的房间等候。我们讨论了建立今后继续联系地点的问题，结果选定巴黎--由沃尔斯特将军和中国驻巴黎大使黄镇接头。我们初步交换了总统来华的想法。这些事情都完了以后，周恩来花了点时间告诉我在与我断绝联系的这两天里北京新收到的国际消息，这也是他特有的姿态。
我们向周恩来告别，我和我的工作人员以及其他的中国人坐在一起进最后一次愉快的午餐。紧张的气氛一点也没有了。叶剑英元帅通常是没有表情的，这时脸上也浮现出笑容。在去机场的途中，他讲到他的生平。他听到人们谈起毛泽东在山里的那支小部队，那时，他还是国民党军队里的一个军官；他所以参加那支队伍是因为他首先把毛泽东看作是一位导师。当我们的车子开向在那里等候的那架巴基斯坦飞机时，他议论说，在长征途中他们谁也没有梦想到这一生还能看到胜利。他们认为他们的斗争是为后代人的。这时我们刚好走到飞机的舷梯脚下，他以中国人的那种讲话艺术，把精心安排好的场面说成是很自然的事，说道：“可是我们到这里了，你们也到了。”
7月11日，我和我的同事们兴高采烈的飞回到巴基斯坦，把最后运到飞机上的中国菜、新出版的毛泽东著作英文版、以及前天夜里准备好的我们这次访问的照相集都搬下飞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