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晚年谈话录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8-10
ISBN:9787208115484
作者:吴琦幸
页数:209页

内容概要

王元化    1920年生于湖北武昌。20世纪30年代开始写作,任中共上海地下文委委员、代书记,主编《奔流》文艺丛刊。解放后任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教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上海文委文学处长。1955年受到胡风案件牵连。1981年平反后,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担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大学名誉教授,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名誉会长。2008年病逝于上海。
吴琦幸 1953年生于上海。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曾担任《汉语大词典》主要编纂人。1983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1986年考取同所徐震堮教授文献学博士,后转入王元化先生门下攻读中国文学批评史博士学位。1989年获中美联合培养资格赴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学习,1996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99年入圣塔莫妮卡学院现代语言文化系任教,研究领域为中美文化研究、文化人类学、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及海外华文文学。近年来开始王元化生平思想、当代西方学术史的研究。

书籍目录

目录
前言
2007年
7月2日
晚年并不寂寞,但内心感到的是孤独。
7月3日
你什么时候来吧,来了我们谈谈。
7月4日
现在看书的时间少了,谈话的时间多了。
7月5日
我们集中花点时间,聊聊学术和思想,可以放开来谈。
7月13日
《论语》这部书不好读,那种即兴发挥是没有经过深入研究的,是很要不得的。
7月17日
跟林毓生订交也就是那次,我们俩本来吵架的,搞得很不愉快,从那一次以后变成最好的朋友。
楚人的脾气都是很暴烈的,我从我父亲身上继承了这一点,我知道这是缺点,所以我克制这一点。
7月18日
这个移植论就是胡风的民族形式问题。
我是用最简单的话讲自己的意见。
7月19日
我在1955年隔离的时候,开始阅读黑格尔的东西。
“我知我所不知”,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往往缺乏这种东西。有很多东西不是我能知道的。
启蒙学派把他认识到的就认为是绝对真理。一旦掌握了绝对真理,就非常大胆和独断。
我不是反对民主,但中国不能照搬美国那一套。
7月20日
你来就把全本《寻找家园》带过来,里面一篇文章写到我的。
7月21日
治学精神我们还是要研究老一辈的方法,他们具有朴实的治学风格,坚守学术独立。
“丞相祠堂何处去,锦官城外柏森森”,我每次读到最后要落泪了。把诸葛亮说成是待价而沽,把他丑化了。
五个老师中,汪公严对我帮助最大。那时候我跟着他是真正读了一点东西的,而且都是精读的。
李泽厚对我很好,每次到上海,他都来看我。
7月22日
陈澧在中国近代史上不太被人知道,但是他对乾嘉以后的学风影响很大。
学术可以很缓慢地改变这个社会的风气,这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对。
熊十力是赞成二王之学的,我觉得王阳明的后期对中国文化是有破坏作用的。
7月23日
我的老师韦卓民,希望我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上进行一番梳理工作,但我辜负了他。
“北钱南王”不能放在一起比,他是我的前辈,我的学问比他差多了。
陈寅恪我是真佩服,不要以为他是一个冬烘先生,这个人很有历史眼光的。
7月24日
卢梭的改造人性,也就是把自然的人改造成为社会的人。
7月25日
我出生于基督教家庭,家庭对我的影响比较大。
当时所有的作家中,我最佩服的是鲁迅,喜欢他的小说的沉郁和杂文的犀利。
2008年
1月6日
王元化学馆,不是单单研究我的学术,主要是提供一个地方,把思想史方面的重大问题,继续研究下去。
1月14日
我在清华园度过了我的童年,那里常常会引起我的怀念。
我对于清华园确实有一种情感在内。
王元化生平学术年表
后记

作者简介

《王元化晚年谈话录》是一部反映著名学者、思想家、文艺理论家王元化先生生命最后岁月里思想状况、文化心态以及友朋往来情况的书稿。全书共计八万余字,由作者吴琦幸与王元化先生在2007至2008年的十余次谈话整理编辑而成,内容涉及王元化的家世旧闻、问学经历、革命工作、政治起落、学术研究、著述交游等,对王元化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三次反思”、与胡风事件的牵连,与海内外学术界的思想往还,他对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学术风气、思想方法的认知和批评等,都有较为详尽的叙述和总结,并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材料。同时,该书也记录了王先生晚年的家庭生活、友朋交往,及其与病魔斗争的身心状况。
本书由著名学者林毓生先生作序。书后附有作者精心编撰的“王元化生平学术年表”和“后记”,以简要勾勒王先生的生平事业和思想历程,介绍作者与王先生的师弟之谊,谈话之事,帮助读者了解谈话的相关背景和所涉及人物、事件、书籍。并配有多幅王元化照片、手迹,以佐文字叙述,增添阅读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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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4条)

  •     今年的上海书市上推出了《王元化晚年谈话录》一书,接着很快就有书评出来,匆匆浏览一番发现,此评对书的两点质疑颇值注意,一是认为作者对王先生的学术思想挖掘得不够,二是对先生一些没有深思熟虑的说法(主要指涉及人的评价)记录在案不是很妥。(大意如此)。本来我就对王先生的著作感兴趣,而看了书评更吊起了我的胃口,王先生到底指涉了何人?作者和王先生又是如何讨论学术思想的呢?我便抽空到博库书城查询,找到另一家连锁博库有书,当即骑车到书店买回了书。找到书时我稍感意外,因为手头有关王元化的书装帧都很大气,可这本书是小开本,比小册子稍微大一点,全书10万字不到。作者吴琦幸是王先生的学生,谈话没有用一问一答方式以示存真,而是经过整理,以概述形式呈现,每天一篇。这种方式好处是尽可能还原谈话当时的场景,并对谈话中某些观点加以注解,帮助读者的理解。但毕竟是加工过的,让人总有点不是原汁原味的遗憾。考虑到这个谈话最后因先生去世,没有经过他的认定,只能是作者负全责了。既然书的篇幅不大,阅读起来也不是很沉重,我很快通读了全书,这也是我近年来阅读速度较快的一本书了。总的感觉是王先生对这本书还是有所期许的,他想对自己的一生的学术思想进行清理,针对人们一些误读误解做一些澄清,毕竟有些念头分散在一生著述中,特别有些过去不便说不好说的事,难以让一般人完整的理解先生著作中抽象理念中的具象背景,也就使其学术思想显得晦涩,打了折扣。他想让这本书做成一本《哥德谈话录》一样的书,作者在书中也有这样的表达。但纵观全书,这个想法似乎没有完成,诚如那篇书评所批评的,深度不够,有点和这本小册子一样显得轻薄。这也许有客观原因,比如先生的重病无法让他有较长时间集中精力对某些事进行深入阐释。同样作者也是人在国外,在短短的时间里交谈,而且涉及面又非其专业,要想很深刻的和先生探讨也确实有困难。当然这也不是一定做不到,如林毓生和王先生的谈话在学术思想层面就显得非常有深度,很有份量。尽管如此,我以为《王元化晚年谈话录》并不像那篇书评质疑的那样,王先生透露的对一些人和事的点评不仅体现了他的道德人品,也有助于人们对他学术思想的理解。比如他对钱钟书和李泽厚的评价,就是从学术方面着眼,也反映了他做人做学问的态度。所以我以为对这些人和事记录在案对我们的理解很有帮助,这里有两个例子,一个是先生谈到对鲁迅的批评,这在《人物.书话.纪事》一书中已有表露,在和林毓生谈话中更加直接,作为一个曾经非常尊崇鲁迅的人转而对鲁迅进行批评,这绝非是一种赶时髦,他是从疏理近代思想史出发,综合各派学人的传承,当时西方学术影响等诸多方面,来分析鲁迅的思想发展脉络及由此带来的影响和缺陷,同时通过鲁迅研究也可以发现当时一批人如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思想资源的异同。比如他认为“五四”有四种思维方式,其中一种就是庸俗的进化观点,在这个方面,鲁迅、陈独秀和胡适都是一样的。所以他认为所谓鲁迅研究(这门学科),并不能只是研究鲁迅,而要综合地各个学科一齐来。这实际上是因为鲁迅本人的学问和思想是牵涉到很多不同学科的。王先生的观点令人信服也启人深思,他对“五四”反传统的认识,就一直溯源到几百年前明末泰州学派一路下来,从陈澧和朱一新说起到章太炎止。另一个例子是王先生和胡风的关系。众所周知当年王先生因胡风关系受到株连,可有所不知的是胡风给罗洛的一封信里曾说:“对王元化必要时要拆穿他”。在谈话中王先生对此做了揭密,原因是胡风圈中人的作品出版王先生没有帮忙,虽然这并不是王先生的责任,但胡风还是迁怒于他。王先生对胡风的宗派作风并不赞同,他对胡风的做法还颇有看法。他说,“胡风这个人的宗派思想非常厉害”。“我对胡风这个人可以说是很不喜欢的”。要命的是王还是被划为胡风分子,理由也就是王曾经为胡等人出版过一些书。有关领导也有所了解王与胡的关系,曾劝王先生只要承认胡风是反革命分子,就可将他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王先生很坚决地拒绝这样做,他说,说胡风是反革命我是不同意的。我不承认的。结果他凭良知而遭难。王先生提起此事自嘲为“亏吃大了”,两头受气,两头受到冤枉。恰恰是“两头受到冤枉”的结果,显现了王先生知识分子的骨气和人格。由此联想到当年《我与胡风》一书出版,其中并没有王先生的文章,我曾感到疑惑,现在想来并不奇怪。《人物.书话.纪事》一书中关于胡风的一篇文章将为新版《我与胡风》所收。我感到,《王元化晚年谈话录》一书中有关学术思想的讨论也有它的特点。一般而言,人们提到王先生的学术思想就会想到他的三次反思,从他大量著述中人们比较容易辨别王先生的反思路径,但他反思最终目的是什么学界有不同看法。在谈话中王先生做了清晰表述,激进主义,“左”的一套,革命都不是问题,问题是“那些把认识到的就认为是绝对真理的人,会非常大胆和独断”。“所以我觉得这个启蒙学派,把他认识到的就认为是一具绝对真理,就非常大胆和独断,因为不是为了个人的一个东西,是为了真理”。一旦真理在手,就会对别人大加鞭挞。“在我的反思中,我觉得人的认识,人的力量,人的理性的力量是有限的”。如果说王先生反思的是历史,那么现实还是这样,且不说意识形态方面,比如在科学方面,许多阶段性的认识被当成绝对真理而强加给社会。王元化通过反思深刻怀疑“人类认识,不是一个绝对的东西”,“人类的认识领域是极其狭窄的,任何一个东西的微观是无穷的,你只是认识某一个小部分,再深入下去,你就不会认识”。我感到王先生的谈话颇有启迪。记得当时有人说王先生是“学术出台,思想淡出”。如果细细领会他的谈话,就会发现他的思想正是通过学术而体现,而且不仅是历史的总结,更直指当下的现实。前些年曾写过有关王元化先生的文章,此次读书又有若干感觉,且记于此。
  •     昨夜看到凌晨兩點,幾乎是一口氣讀完了。談論錄的形式,可以無所不包,也就包含了不少學林掌故、舊聞軼事,“八卦”是少不了的。有些內容還是首次披露,價值自不待言。而這尚在其次,書中最重要的一點,是王先生比較清楚地解釋了自己第三次反思的核心。在我的理解,就是說他對於啓蒙思想之肯定人的精神、人的價值,認為有無限誇大之嫌。對應於量子力學的“測不准”原理,人類世界也並非全由規律支配,並非全然可由人的理性決定。在宇宙之中,人類的認知是有限的,要承認不可知性。他所針對的,似乎更在於人自以為無所不能、自以為掌握了絕對真理之後的“理性專制”。所以,他經過精讀,發現了盧梭《社會契約論》中所蘊含的集權主義與專制主義,而近代的政治思想、政治體制大多自此而來。他雖未提出解救的良方,卻可以指引後人繼續深入他未竟的事業。在我的心目中,王元化先生是一個思想者的面貌,而非一個純粹的學術研究者。當然,在《文心雕龍》、文藝理論方面他是專家,但在中國思想史方面,儘管他有自己的認識,卻似乎算不上有精深的研究。比如他從學風的角度來看章學誠、陳澧等人對乾嘉漢學的批評以及乾嘉漢學向晚清今文學的轉變,既非孤明先發,在我看來也并不高明。但是,王先生所思所想的都是大問題,都有他的關懷在。他認爲學術思想可以潛移默化地影響社會,他希望以學術支撐思想,以思想貫通學術的思考和主張是應該得到發揚的。上世紀90年代,王先生在主編《學術集林》時,提出“有思想的學術,有學術的思想”,這在今天,其實是更為迫切了。記得余英時自己說他每天都在思考,從不間斷。王先生一生也不斷地對自我進行反思。這種思考,不僅僅是對所研究的學術問題的窄而深的鑽研,更重要的在於對人生、對現實的關照。王先生所謂“有思想的學術”和“有學術的思想”,或許是指知識份子要在人文領域發揮他們應有的力量,以學術推動文化的發展,以思想“改造”社會人生。學術與思想如鳥之兩翼,不可偏廢,互為支持,這裡,或許可以說,“無學術的思想多淺,無思想的學術多悖”。對王先生不太瞭解的讀者,看這本書是有些吃力的,因為很多內容在其他地方已經發表,這裡並沒有多談。比較好的方式,或許需要對照他的《九十年代日記》、《人物•書話•紀事》等書一起來讀,才能更好地領會他的意思。當然,談話本身有時也是模糊的、不完整的、比較隨意的。作者的整理,又經常穿插個人抑或藍雲的言辭或感想,甚至會讓人摸不清到底哪些是王先生的話。這也是我讀起來感覺有些吃力的一個原因。據說此書與原稿相比是有些刪節的,或出於政治原因(他對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等的批評是很激烈的,網上流傳的他與林毓生的談話頗值一讀),或因涉及某些當代人物。書中有些人名用××或×××代替,是頗吸引人去探究的。而某處提及作者同門中的一人,因只有一位是單名故知是傅傑無疑,用××表示反倒顯得不那麼坦然。不若徑情直書,想來傅教授也是不會在意的。2013年9月18-19日凌晨
  •     读过一些论述王元化的文章,印象最深的,是钱谷融那篇笔调丰润的散文——《谈王元化》。文章极为传神地形容王元化的眼睛有点像尼采还有茨威格和马雅可夫斯基,说这类常常生活在“专注、出神状态之中”的人“遇事十分认真”、“充满了探索精神”,又不失“独立精神”,并且敏锐观察到,数十年来,王元化“身上的英锐激烈之气虽依然未尽消退,但那沉潜雍容的一面则显然愈形突出、愈显得醇厚了”。记得多位观者都曾用“沉潜”二字形容晚年王元化,李子云说他“沉潜下来,沉潜到对于学问的追究中去”,南方朔称其是“大海本身,沉潜自在,尽管没有俗世的掌声,却暧暧含光”。钱谷融写道:“对谈中,如果他有不同的意见,都会直率地说出来,有时甚至会十分热烈地与你大声争辩,显出他的英锐和激烈。但遇到需要考虑的问题,他就会变得冷静起来,沉着仔细地再三斟酌,然后作出判断。这跟他学术著作中的严谨深刻一样,又显示出了他的沉潜的一面。”看似矛盾的心性交织于晚年的王元化,构成思想言行的鲜明特征,而由其弟子吴琦幸整理撰述的《王元化晚年谈话录》,正是其精神形象的忠实写照。“谈话录”为体,历史悠久。远可溯孔仲尼、柏拉图,近则有爱克曼所录之歌德。或许是有意追慕这一脉思与言的传统,王元化本人对谈话的“形式”多有考量,曾特别嘱咐弟子:“你要用一种谈话录的方式,不要对谈,对谈就是很机械的方式,而且也不太对。你就写我怎么谈了,给你什么印象了。这个就比较好。”于是吴琦幸没有完全采用对答的方式,除了记录对谈的内容,还写下了自己的心情和理解。因此,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并非你来我往、你问我答的语句记录,而仿佛人物、情节、对话、旁白俱全的文学作品,从中能了解晚年王元化的心路思想,更能领受那种思想的氛围,较之纯然的学术对话平添几分生活的气息、生命的实感。在前言里,吴琦幸曾引述了自己1986年的日记,其中借爱克曼初会歌德时的印象道出与王元化的初见:“他坚毅有力的褐色面孔满是皱纹,每一条皱纹都富有表现力。他的整个神情是如此诚挚而又坚定,宁静而又伟大!他说话缓慢、安详。谈吐如同我们想象中年事已高的王者。看外表便知道他气定神闲,已然超乎世间的毁誉之上。”当日精神风姿,令人钦羡。而翻开这部二十余年后的谈话录,起首就获知王元化“病情不容乐观”、“咳嗽中带着血丝”、“内心感到孤独”。从吴琦幸在归国航班上的冥想,到电话中的问候,再到亲身步入病房,步步接近,心情也渐渐低沉。正式谈话,又夹杂病况的报告,如书中所述:“我扶王元化先生到医院的走廊里,先生的身体靠着我,我感到了先生的虚弱,我们用非常慢的脚步踱步,走廊中只我们单独两个人贴在一起。”然而,病中的王元化念念不忘读书与思想;谈兴起时,依旧纵横东西,针砭时弊。这些真切、质感的细节,才反衬得主人公身陷沉疴仍孜孜忧思的精神形象愈为饱满。诚如撰述者言,王元化的思想学术及其生命历程已在著作里有详尽的表述,所以晚年谈话的风格是提纲挈领的漫谈,读者亦须将谈话和著述相互参看,才能完整把握其意。不过无论集中讲述,甚或只言片语,往往直抵要害,发人深思。譬如王元化谈到自己的“第三次反思”,核心并不仅针对激进主义和“左”的问题,而是经由对黑格尔等现代哲学理路的思考,一直追溯到启蒙时代的思想,深刻怀疑“人类认识,不是一个绝对的东西”,指出“那些把认识到的就认为是绝对真理的人,会非常大胆和独断”;又如他推崇陈澧、朱一新的治学态度和方法,认为他们批评乾嘉末流的种种弊端,于清末学术脉络的转变大有关系,因之寄望学术可以缓慢地改变社会的风气;再如他回忆当年与“胡风事件”的纠葛,既点出与之理论上的分歧,又直言对其人事上的回护……凡此种种理论、学风、历史、人事,细读之下或可领会,均是王元化晚年“沉潜”在“理论”之深思所虑,更是“激烈”于“现实”的敏感所忧;也在在显明,他的“思辨”虽有严谨缜密的学院风范,却非纯粹的学院研究,而是“为时代而作,为中国的命运而作”。除了较为完整的理论辩证、史事钩沉,这部晚年谈话录涉及许多世事人情、轶闻掌故,还流露着谈话者在著作文字之外的个人趣味与性格。书中的月旦评点、家世自陈,串联起来,可见现代思想学术、士林风尚的几分侧影:王元化回想90年代初的夏威夷会议,与林毓生相谈甚欢,终生订交,同傅伟勋则几番误会,不欢而散,使人旁观学人思想观点、性格气质的相斥相融;他纠正“北钱南王”的世俗议论,感叹钱钟书的博闻强记,对其待人接物却有所保留;他讲述基督教家庭对自己的重要影响,感念从任铭善、熊十力、郭绍虞、汪公严、韦卓民等五位老师获得的不同教益,让人好奇宗教与革命、转变和师承间的复杂关系。此外,王元化自言脾气暴烈,多有楚人遗风;感佩陈寅恪、杨树达的才学识见;批评当下歪解《论语》,“很要不得”;不满有人误读武侯,“哗众取宠”,如是等等,性情自现。可以说,谈话虽录于病室,谈锋却贯通书里书外。言谈之间,学术人生的造因、渊源、机缘、际遇或隐或现,历历可观。谈话者本身不乏洞见,抑或有所执见,但都毫无矫饰,真正做到了“放开来谈”。这一系列谈话进行于王元化生命的最后两年,也许较多“悲观的心情和声音”,甚至听闻他自己常认为“人生最后阶段是悲观的”。但纵观其一生,怀疑之外,未必没有某种执念;孤独背后,或许仍存眷恋。时至今日,王元化常被奉为孤高的思想者来纪念,然而颇有意思,也不应遗忘的是,他早年的写作/革命生涯却是从“文学”开始的。上世纪30年代,他的《雨夜》、《南行轮上》、《出征》、《脚踪》等小说,气氛几乎近于鲁迅式的沉郁,背景大都带上黑夜、乌云、风浪种种意象。情节或许略显简单,情绪或许多为激烈,但真也贴切着那些风雨如晦的日子。更动人处,则是沉潜兼顾,文字里有着“珂勒惠支的版画”,有着“住在我家弄口的孩子”。王元化曾特地附记:“小厨子,天津人,‘守门将’……都是实实在在的人物,这些人在动乱的大时代里面,也许是微不足道的。然而,我愿他们现在都有意义地生活下去。”就像他晚年谈话所说:“不是我选择了这条道路,而是道路选择了我,时代选择了我”,这些“大时代”里“实实在在的人物”应是其思辨之“激烈”与“沉潜”的真正原点,也是林毓生在谈话录序言中指出的,包括孙冶方、顾准等为之奋斗的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意义所在。因为中国的新生所应走的道路上,恰如王元化最为推崇的鲁迅所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来源:《中华读书报》2013-10-24 ,作者:薛羽

精彩短评 (总计16条)

  •     这本书离王先生心目中的那本谈话录,相差何止道里计啊。
  •     才知道王元化是研究什么的,谈思想史、谈五四比较有意思。当然,还有八卦。
  •     有些干货,但是总让我觉得作者在炫耀自己和王先生的交游,有时甚至因炫耀而偏废干货。
  •     作者很懒也很聪明
  •     王先生是学者中的一个典型。读书未必多,但是有效率。
  •     1有╳╳的地方也没什么吧。。 2八卦永远好看:胡风、傅伟勋。。
  •     怀着“其人将死其言也善”的期待读之,发现简直就是“唠嗑”。读了一半,说了自己和付伟勋、林毓生的认识,胡风集团的一点和90年代的一点反思。还都是零碎的片段。
  •     书编得糙。八卦:胡风,钱钟书,李泽厚。说胡宗派思想严重,如上台或比周扬还厉害,洪子诚也有过类似说法。对钱的性格解读得很到位,说他当面肆意捧人背后肆意诋人。想起夏志清回忆钱钟书文章,对受到钱的夸赞极为自得,一笑。毕竟不如王元化清醒也,不过这也和王讨厌钱的小说和为人有关。
  •     元化先生晚年的知识人格、思想襟怀,当然值得以谈话录的自由形式记录下来,以飨后人。奈何这位吴姓高足以一篇长文即可容纳的内容,草率成书,敷衍过场,平白浪费了大好机会。提问不知头绪,接话必然跑偏,非但未能形成与传主激发互参的格局,甚至王氏的自己的思想也未能如意展开。而偏狭的视角,粗率的观察,详略失当的叙述和一塌糊涂的文笔,徒令阅读者在郁塞愤懑于记录者的低水准时,也深深哀叹元化先生所托非人。
  •     了解了一些脉络,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评价,虽然并不是太多
  •     更喜欢对谈,而不习惯于谈话
  •     NU馆藏。
  •     一年多前读过,太零散,意思不大,不过这本小册子后来又变成了比较厚的《王元化谈话录》,倒比较好奇会不会多一些有意思的内容。
  •     许多观点在王的作品中早有论述,没什么新鲜的东西,这本书完全可以不出。
  •     沒有《胡適晚年談話錄》好
  •     我确曾说过王元化的眼睛有点像尼采。我甚至觉得除了尼采,还有茨威格,还有马雅可夫斯基。这样的人,一定是个遇事十分认真、充满了探索精神的人,但同时,他却又决不丧失自己的独立精神。——钱谷融 元化先生一生努力与奋斗的意义,正如他最后的谈话记录所显示的那样,是根据理性所蕴涵的自由与责任来探讨中国的新生所应走的道路。 —— 林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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